伤医暴力不应成为医务人员需要承担的职业风险。

近日，又一起暴力伤医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据警方通报，9月4日，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1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当场控制。媒体后续调查显示，受伤的是该院一名蔡姓医生。家属称，蔡医生遭遇袭击时只能举起双臂抵挡，目前仍在接受治疗。

事发医院的锦旗

更加令人愤慨的是，据媒体采访多名医院工作人员和知情人士获得的信息，蔡医生此前并未给行凶者看过病。嫌疑人疑因对治疗结果不满前往医院，在没有找到原本想找的医生后，将暴力施加到了蔡医生身上。相关细节仍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但一名正常工作的医生在医院内遭遇持械袭击，其性质无论如何都极端恶劣。

近年来，每当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社会舆论都会对其做出明确谴责，相关法律规定对伤医行为的惩治也一直保持着高压惩戒的姿态。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些底线已经十分清楚的情况下，类似事件仍然不时发生？

一个需要澄清的认识是，医学无法保证每一次治疗都能取得理想效果。尤其是癌症、重症和复杂疾病，疗效受到病情发展程度、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影响。患者和家属面对不理想的治疗结果产生焦虑、失望甚至愤怒情绪，可以理解，但这些情绪不能直接转化为对医生个人的归责。治疗效果不理想，与医生是否存在诊疗过错，必须通过专业判断加以区分。医生应当对自己的诊疗行为负责，却不可能对所有疾病的结果负责。

如果有人把疾病造成的痛苦、治疗结果带来的失望，简单归结为“医生没有把我治好”，再把这种不满集中到某个具体医生身上，正常的医疗争议就可能被扭曲成针对个人的敌意。在这起事件中，蔡医生甚至不是嫌疑人原本想找的人，却仍然成了受害者。暴力一旦进入医院，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某一名与患者发生过纠纷的医生，而可能是现场任何一名医务人员。

治理暴力伤医，必须把依法惩处和风险防范都落到实处。对已经发生的暴力行为，要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对已经出现的威胁、骚扰、跟踪、扬言报复等高风险信号，也应提高识别和处置能力，尽可能把风险控制在前端。

绝大多数医疗纠纷不会走向暴力，这也意味着治理不能笼统地把所有医患矛盾都当成安全风险。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那些已经出现明确异常行为和暴力倾向的个案。对这类情况，医院内部管理、纠纷调解和公安机关之间应当建立更顺畅的衔接机制，及时研判、及时介入，避免风险持续积累。

正常维权渠道同样需要保持畅通。患者对诊疗有疑问，应当有明确的投诉和申诉入口；专业争议，应当交由专业机制判断；如果确有责任，也应有相应的追究和赔偿机制。解决医疗纠纷，关键是让事实有地方查清、责任有机制认定、诉求有渠道表达。渠道越清晰，规则越明确，越有利于把矛盾留在法治和专业框架内解决。

保障医务人员安全，本身也是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重要内容。医生和护士只有在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工作，医疗服务才能稳定开展。暴力伤医增加职业压力，干扰诊疗秩序，也会把额外风险带入原本应当专注于诊断和治疗的医疗场景，最终受到影响的是所有需要医疗服务的人。

因此，减少暴力伤医，既要保持对伤医行为的法律高压，也要完善高风险个案识别和处置机制，同时把医疗纠纷解决渠道建设得更加清晰、有效。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医疗纠纷的解决回归规则，让暴力无法进入医院。

伤医暴力不应成为医务人员需要承担的职业风险。对这类事件，社会需要持续保持清晰态度，也需要不断完善具体治理措施。只有把法律责任、风险防范和纠纷解决机制一项项落实，才能早日让此类事件绝迹。

撰文/杨鑫宇

编辑/任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