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建怀
苏轼素以豁达著称,一生坎坷而能乐观向上,充满了生活的自适与意趣。然而,这并不是说苏轼就从无怨言,关于他的故事以及他诸多文字之中渗透出来的“磊落不平之气”,其实并不罕见。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后山谈丛》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贬居黄州(今湖北黄冈)的苏轼得到从轻安置,量移汝州(今河南汝州),他在赴汝州途中特绕道江宁(今江苏南京),拜见了自请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的王安石。王安石一见苏轼便赞道:“好个翰林学士,某久欲以此奉公。”真心赞叹苏轼才高,认为以他的高才,本该身居清要之位。不过,称许之中,似乎也暗含着王安石对苏轼未得重用的惋惜。
苏轼听完,未径直接话,转而给王安石讲了一个故事:抚州出产的杖鼓鞚(鼓类乐器)很有名,淮南豪绅愿出高价收购。有一个抚州人,将家中世传的杖鼓鞚不远千里送来出售,豪绅敲击杖鼓鞚,却敲不出声音,因此拒绝收购。抚州人又气又恼,愤而将杖鼓鞚投入河中,不料杖鼓鞚遇水辄吞吐有声,十分奇异。抚州人望水兴叹道:“你早作声,我不至此!”苏轼借这个故事回应王安石的赞赏,看似一则笑话,朋友间的戏谑,实则寄寓着有才难施的感慨,流露出一丝怀才不遇的失落。
苏轼的“不平则鸣”并非此时才有,贬谪黄州之初即已付诸笔端。登科以来,苏轼多次受到欧阳修、张方平等大臣的推举,名扬士林,屡受重用,然而经过“乌台诗案”,一夜之间成了贬官逐臣,一落千丈。而宦途蹭蹬中尤其让他痛苦的,是朋友的远离、亲人的见弃。元丰三年(1080)冬,苏轼在黄州给朋友李端叔的信中有句云:“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逆境之中,一些亲朋好友不但没有书信寄来,自己主动去信,对方还不回复。这种人情凉薄的感受,让他如孤舟入大海、寒雁落荒汀,内心冰冷到了极致。所以他接着说:“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一个以辞章名世的大文豪,竟然自言“不敢作文字”,这是针对朝廷罗织文字、打击异己的风气而言的,既有忧惧,又有难言的萧瑟。
脚可以困住,脑不能禁锢;羽翼可以摧折,思想无法扼止。所以,苏轼尽管自言“不敢作文字”,但也只是一时的忧惧而已,倘若长期憋闷而不表达,那比绑住手脚、困于铁屋还难受,因而在漫长偃蹇不偶的岁月里,他的文字总是流露出孤鸿般的幽独与不甘。如在黄州时所作:“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惠州时所作:“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儋州时所作:“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六十六岁的苏轼遇赦北归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其间曾与程之元、钱世雄结伴游览金山寺,登妙高台,见到李公麟为自己所作的画像。目睹当年画像,回想起一贬再贬、投荒万里的遭际,他慨然作《自题金山画像》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年七月,苏轼病逝于归途中的常州。
韩愈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历经仕途困厄和人生劫难,苏轼用文字排遣自己的“不平”,胸中块垒得以宣泄。但他的超然之处在于,他不是单纯的排遣和宣泄,而是于寻常生活与山水体悟中消解这种“不平”,且超越了这种“不平”,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等抒怀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