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谦（1876年11月18日出生，1940年前后去世），字长福，宁波北仑霞浦人。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这样一位人物——

他并非梨园名伶，却一手促成了京剧大师谭鑫培的传世录音；

他并非唱片工程师，却为中国唱片工业的建立铺就了最初的人脉根基与市场网络；

他并非电影导演，却在20世纪20年代组建了沪上首屈一指的影院集团。

他就是张长福，一位来自宁波北仑的商人，一位在中国近代唱片与电影事业开拓史上被长期低估的关键人物。

百代初入中国：他被聘为买办

1907年8月，法国人在上海创办柏德洋行，主营电影放映、唱机与唱片销售业务，并获得法国百代公司（Pathé Frères）在华总代理权，由吕西安·德雷福斯（Lucien Dreyfus）担任首任总经理。

开办初期，柏德洋行在华经营业绩较为平淡，唱片市场始终未能打开局面。为进一步拓展中国本土唱片业务，1910年4月，“柏德洋行”正式更名为百代公司。同年7月，吕西安·德雷福斯离职，原公司二把手勒·布里斯（Le Bris）接任总经理一职，经营局面依然不温不火。

1912年下半年，已在上海闯荡两年有余的法国人乐浜生（E. Labansat）被聘为百代公司总经理。上任后，他很快意识到，要想深耕中国市场、拓展唱片业务，必须借力本土力量。聘请一位既熟谙华商经营之道、又拥有广泛朝野社会人脉的华人买办，便成为公司破局发展的当务之急。

经过多方考察，乐浜生看中了精明干练、善于交际的宁波籍商人张长福。1913年10月，张长福接替李锡堂，正式成为百代公司新任华人买办。

这一人事抉择，日后成为百代公司在华发展历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一步，为后续打开华语唱片市场、邀约戏曲名家灌录唱片奠定了重要基础。

​张长福家族族谱，宋将领张千忠族裔于宋嘉定三年（1210年）迁居北仑霞浦大桥跟。

张长福虽不懂唱片录音技术，却具备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与深厚的社会人脉，迅速成为百代在华业务实际上的操盘者，推行制定录音计划、联络灌音对象、拓展销售网络、筹建生产工厂等关键事务。

乐浜生后常驻天津，只在1919年回沪一次，1932年3月离开中国，在沪业务全部交由张长福负责经营。

​乐浜生（E. Labansat）（大约1882-1939），曾任法文上海日报董事长、法国百代公司在华总经理。

北上灌音：1913年的历史性录音

乐浜生上任后将唱片置于业务发展的首位，计划在中国拓展唱片灌音工程，重新从法国运来录音设备，并聘请技师来沪。

早在1907年冬，柏德洋行曾派技师北上灌音，当时灌录的唱片绝大多数为京剧，也夹杂若干地方戏曲。然而，正当录音组有条不紊地邀请名家录音时，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国丧而被迫耽搁。

1908年11月14日、15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清廷宣布实行“双国孝”，其间禁止一切戏乐。

直到1909年3月3日“双国孝”结束后，所灌录的唱片才于1910年4月正式在上海发行销售。这些唱片片纹并非现今从外向内的方式，而是从内向外播放。

​谭鑫培（1847年4月23日-1917年5月10日），京剧名家。

张长福上任后，于1913年亲携录音器材与技师北上京城，开启了百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录音活动。

然而，要在京城说服那些名伶大角为洋行灌音，绝非易事。这便需要借助深谙梨园规矩、与伶界素有交情的中间人。

在这方面，张长福展现出了非凡的人脉运作能力。他通过清末票友界王雨田、乔荩臣等人的奔走联络，成功说服京城多位名伶允诺为百代灌音。

乔荩臣是法国百代公司在北京的代理商，在大栅栏一带实力不凡，为多家戏园放映默片时提供唱片作为背景音乐。由他们出面联络灌音事宜，确实最为适宜。

在张长福的主持下，百代公司成功为谭鑫培等京剧大师灌制了唱片。这批录音一经面世，百代名声大噪，迅速跃升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唱片品牌。

谭鑫培是京剧史上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一代宗师，能够为这样一位大师灌制唱片，其意义已远超商业范畴，而具有珍贵的文化遗产价值。

​由谭鑫培《托兆碰碑》原版唱片转录，现藏于宁波音乐人文馆。

十年磨一剑：从“七张半”到中国第一张唱片

京剧谭派创始人谭鑫培于1907年至1913年间为百代公司灌录的七张半唱片，是中国戏曲界和唱片界公认的稀世珍品，被誉为谭派艺术的“法帖”。

1908年前后，他灌录了《洪羊洞》《卖马》一张半，由李奎林司鼓，梅雨田操琴。当时谭鑫培尚不知灌唱片可以索要酬金，只当是人家替他照相一样好玩，百代公司便送给他价值50两银子的两只“大土”（鸦片）作为片酬，谭鑫培还认为礼物太重了。

1913年，他又灌录了《战太平》《庆顶珠》《托兆碰碑》《捉放曹》《桑园寄子》《乌盆计》《四郎探母》六张，由何赋奎司鼓，谭嘉瑞操琴。这些唱片成为“伶界大王”留给后人的绝版遗响。

​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徐家汇路1434号，现徐汇区衡山路811号建厂，图片刊登于1937年《百代月刊》。

除谭鑫培外，此次北上灌音还收录了老生李顺亭、许荫棠、贵俊卿、王凤卿，武生李吉瑞，小生德珺如、朱素云，青衣陈德霖、孙怡云，花旦路三宝，老旦谢宝云、龚云甫，花脸何桂山、金秀山等众多名伶的演唱。

灌音后，唱片交由法国百代公司制成，再返回上海销售。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百代公司在上海购买地皮开设工厂，并于1919年厂房竣工，标志着百代在华业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百代公司在张长福等人的经营下，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龙头企业。百代公司以生产虫胶粗纹唱片为主，片心处印有鲜明的红色“雄鸡”商标，这就是俗称的百代“红片”。

张长福对于邀请灌片的对象，以有利可图为主，规定：（一）最好为内外行皆所欣赏的；（二）宁可要吃外行而不吃内行的，只吃内行的不要；（三）要避免重复（指以前已经在百代灌过片的不要）。

其理由在于购买唱片的人大多数是外行，内行终究是少数，而且每种名目至多选择一二片，购买全套的终究居少数。

在张长福的经营下，百代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唱片公司。直到1930年，因百代法国总部经营不善，被英国EMI收购，开启了新的辉煌。

​位于上海徐汇区衡山路811号的百代小红楼。

从唱片到银幕：开拓电影放映业

随着业务版图的扩张，张长福又将目光投向了新兴的电影放映业。在他的主持下，百代引进多部法国百代公司摄制的影片，出租给各地影院放映。1926年3月至4月间，张长福与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张石川（两人为宗亲，张石川亦为宁波北仑人，中国电影奠基人之一）合伙，在上海组建中央影戏公司。

他们集股承租了夏令配克、维多利亚、恩派亚、卡德、万国等五家电影院，以原有的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于4月2日开业；同时又吸收中华和平安两家影院，共计下辖七家影院，成为当时沪上首屈一指的影院集团。

张长福敏锐地察觉到国产默片正日益受到上海观众的青睐，遂表示旗下影院将优先上映国产片。这一举措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更为百代日后拓展“老上海时代歌曲”唱片业务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

​1919年5月31日《申报》刊登的新出唱片广告，标志着张长福主导的百代唱片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张唱片。

文化遗产与余响

张长福的唱片事业，不仅是一项商业成就，更是一项文化功绩。在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戏曲主要依靠口传心授和现场演出来传承，唱片的问世为戏曲艺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保存与传播方式。

张长福主持灌制的谭鑫培等京剧大师的唱片，成为后世研究京剧艺术的珍贵资料，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戏曲音像遗产。

20世纪30年代，百代稳占唱片行业龙头地位。1935年，在百代录音棚，另一位宁波人袁牧之录制了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作品正是在张长福等人奠定的百代事业基础上诞生的。

​张肖梅（1907-2000），字冰如，北仑霞浦人，经济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张长福的女儿张肖梅，日内瓦大学首位女性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任职于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创建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西南实业协会，主编报刊杂志，著述宏富，对我国西南经济乃至全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