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马琳

也许很少有人会想，一座工厂被搬走时，最难告别的究竟是人，还是机器！话剧《大院·大院》大幕拉开，谢厂长缓缓走向即将起运的设备箱，嘱咐它们到了三线新厂要“精精神神的”，不要给老厂、不要给辽宁丢脸……“装车，起运”，一声命令由此获得了疼痛——辽宁必须从自己的工业肌体上，割下最坚实的一部分，交给国家更需要它的地方。《大院·大院》真正要表现的，正是这声命令背后的“舍不得”——不是因为不舍而犹豫出发，而是在知道何其珍贵、何其难舍之后的毅然前行。

话剧《大院·大院》巧妙地为宏大命题找到一个滚烫的现实切口。从这个切口望去，奔赴三线的故事就从一座普通的工人大院里发生。这里没有抽象的“建设者”，有的是上班时同在厂房、下班后共居一院的邻里亲朋；没有悬浮于烟火日常之上的宣传口号，有的是亲情、爱情、工友情和一户户舍不得分开的日子。于是，故事把问题落在了更为具体却更难解决的细微处：顾“大家”时，如何安置好“小家”？

技术科长田兆丰要奔赴大西南，便不能只把自己交出去，还要把照料母亲、抚育孩子以及对心上人的亏欠一同留给别人；荣残退伍军人乔大正坚决拦阻“儿子”报名，背后总似乎藏着隐忧；技工刘翠花以种种理由拖住丈夫，泼辣尖酸中透着善良……这些“不愿意”，最终构成了“愿意”的分量。乔大正是因为要保住牺牲战友的后代才反对养子出征，刘翠花的拖后腿难掩对丈夫深深的爱意。或许，他们同时守护的是另一种深情的责任：父母对儿女的牵挂，妻子对家庭命运的忧虑，产业工人对自己城市前途的本能关切。“舍小家、顾大家”，怎样“舍”，如何“顾”，《大院·大院》给出了艺术的回答。

舞台上，各色人物操着多地方言，不仅为制造笑声和所谓“东北味”，更是有意在提示观众，工人大院从来不是一个口音整齐、面目相似的抽象集体，而是随着共和国工业布局聚集起来的生活共同体。方言使宏大的产业工人群像重新长出各自的脾气，“集体”中是一个个身怀家国，却也热爱烟火生活的鲜活个体。

剧名的两个“大院”绝不是简单重复。沈阳大院，是工人们已经生活于其中的家；西南大院，是他们已经和即将继续建设的家。两个大院之间，隔着漫长的铁路、陌生的气候、艰苦的建设环境，也隔着一次几乎无法回头的人生迁徙。东北产业工人带走的不只是设备和技术，他们更把原有的邻里关系、劳动伦理和生活秩序，重新安放到遥远的山谷之中。三线建设，既是国家战略的运筹帷幄，是工业资源的时空转移，也是一个生活共同体的艰难复制。舞台对此作出了清晰的视觉概括：厂房里的设备箱、启程时的汽笛、大院中的生活场景，共同构成“离家”与“建家”的过程。

“共和国长子”是历史给予辽宁的一种荣耀，《大院·大院》则让人们看到，这个称谓同时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当家庭需要重新分配资源时，长子交出的往往不是多余之物，而是自己最舍不得的那一部分。辽宁支援三线的历史之所以值得书写，不只因为它输出了最好的设备、技术与人才，更因为它揭示了一代产业工人如何理解国家、集体与自身生活的关系。

舞台上，灯光耀眼，东北大院里的人们喜气洋洋。但很快，西去的列车将这个大院里的人们带向远方。历史和艺术同时告诉我们，能够穿越半个多世纪的，不只是“三线建设”这一历史名词，更是一代人曾经拥有的能力：把陌生人的未来，也当成自己的日子来过。“把日子过成信仰”，就是在最具体的牵挂中，愿意为一个更恢宏壮阔的目标，奋勇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