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维杰·普拉沙德、翟庭君、阿图尔·钱德拉】

2026年3月4日，美国潜艇在斯里兰卡专属经济区内用鱼雷击沉伊朗海军舰艇“德纳”号，造成至少八十名结束与印度联合海军演习、正返航回国的伊朗水兵遇难。此次袭击从迪戈加西亚基地发起——这座位于斯里兰卡以南的军事基地，曾是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如今对伊朗发动战争的集结地。

印度政府和斯里兰卡政府均无权谴责发生在该国水域内的这一行径。在这一片沉默中，一则旧日警示重新浮现：印度洋已沦为战区，地区各国的主权正受到威胁。

与此同时，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地，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持续升级——三十年来首次在菲律宾新建军事基地，另一边高市早苗政府治下，日本展开了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来最激进的再军事化进程。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7月16日至18日，来自十五个国家及地区的八十多位代表齐聚科伦坡，出席“Hands Off Asia（别插手亚洲）：人民呼吁主权与团结”大会。会议由国际人民大会（亚洲）主办，并得到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支持。

与会者中，尼泊尔前总理、尼泊尔共产党主席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普拉昌达）致开幕辞，斯里兰卡内阁环境部长达米卡·帕塔本迪博士代表政府向代表们表示欢迎。同场与会的还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G.维拉辛哈博士、孟加拉国工人党代理总书记努尔·艾哈迈德·巴库尔，以及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主任维杰·普拉沙德，此外还有来自本地区——从伊朗到东帝汶——的运动领袖、工会活动家和学者。

亚洲面临的帝国主义压力正在加剧

“Hands Off Asia”既是一项诉求，也是对我们当前政治局势的分析——这一局势被定义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局之一，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其标志是自1945年以来支撑其霸权的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持续数十年衰退。随着以中国为引领，以亚洲为整体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美国日益依赖其军事优势和侵略行径来维持霸权。这正是我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称的“超级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的一个危险而腐朽的阶段。

过去二十年间形成的替代性力量重心，大部分位于我们所在的地区。中国的全产业链工业能力构成了整合性的锚点，但这种重心远不止于任何一个国家。

正是这一结构性现实，导致了今天整个亚洲面临的帝国主义压力的加剧。在无法直接“遏制中国”的情况下，美国试图从各个方向对亚洲国家进行规训——从琉球群岛的导弹部署，到科伦坡的债务约束；从马尼拉的技术封锁，到孟加拉国的政治干涉。

“Hands Off Asia”是本地区人民组织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吁。它不仅仅是对日益加剧的军事化的谴责，更认为军事化与经济围困、政治干涉和意识形态控制密不可分。“Hands Off Asia”是对这种世界秩序的拒绝，也是呼吁亚洲人民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南方人民团结起来的号令。

在美国眼中，“安全”是可以用来买卖的

在我们这个地区，超级帝国主义最显著的表现是一套军事架构，其目标明确写在美国的战略文件中：包围和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打压任何寻求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如伊朗。美国在全球运营约九百个军事设施，其中超过40%集中在亚洲；在这些基地网络之上，还叠加了诸如AUKUS（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太四国（Indo-Pacific 4）以及更近期的“杀伤网”（Kill Web）架构——后者将韩国、日本乃至可能包括菲律宾的军队融合为一个针对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统一网络化目标系统。

作战集结与战略方针相匹配。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RIMPAC）将来自41个国家的41000名士兵投入太平洋，而2026年在菲律宾举行的“肩并肩”（Balikatan）演习则是菲律宾领土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有来自七个国家的17000名士兵参演，并且日本88式导弹被部署在菲律宾主权领土上。

在琉球群岛，冲绳县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设施，已被指定为“台湾有事”的最前线。首相高市早苗于2025年10月以自民党三分之二绝对多数优势当选，在其领导下，日本政府正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即“放弃发动战争权利”的条款，同时2026年国防预算约为8.8万亿日元，主要用于采购远程战斧导弹、无人机和先发制人武器。日本民众对此进行了大规模抵制——4月20日在东京有36000人集会，5月3日宪法纪念日有50000人集会，7月20日又有25000人要求高市早苗下台——但日本执政党当局仍一意孤行。

对亚洲各国的规训与对中国的围堵同步推进，尤其贯穿“第一岛链”。韩国已被迫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3.5%——这达到了北约在2025年6月海牙峰会上设定的目标，尽管首尔并非北约成员国——并且配套方案中包括直接为驻韩美军提供330亿美元的支持。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上将（General Xavier Brunson）在2025年5月将韩国描述为“一艘漂浮在日本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固定航空母舰”。然而，韩国的领土和人民并未受到这一同盟的保护，反而被其工具化。

这种被当作“保护”输出给盟友的逻辑，已在亚洲西端经受了检验并被揭穿。正如德黑兰大学的塞塔雷·萨德奇博士（Dr Setareh Sadeqi）在科伦坡关于军事化问题的小组讨论上所说——当时正值美国-以色列对伊朗战争停火几周后——“基地不是盾牌，而是目标。”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君主制盟友将土地和领空租给美国设施，后者被当作保护出售给它们。

然而当对伊朗的战争爆发后，有记录显示这些设施遭到了超过170次报复性攻击——两周战争给该地区造成的损失超过500亿美元。对于如今在吕宋岛扩建的每一个基地和在琉球部署的每一枚导弹而言，教训是萨德吉的话将再次应验：居住在这些设施周围的民众将首先付出代价。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也已蔓延到南亚，伊朗“德纳”号（IRIS Dena）遇袭事件即为明证——一艘伊朗海军舰艇在斯里兰卡水域遭袭，而袭击来自斯里兰卡以南的美国基地。

我们需要的不是少数科技精英，而是“数十亿赤脚软件开发者”

“Hands Off Asia”同时也是对经济胁迫和霸凌的谴责。

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及其后的出口管制措施，旨在阻断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及其制造设备。2025年4月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对SWIFT等金融工具武器化，以及近来所谓“去风险”和“友岸外包”的种种尝试，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将亚洲的生产基础与中国这个锚点切割开来，削弱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为了规训包括盟友在内的亚洲经济体，华盛顿于2025年10月对韩国产品全面加征15%的关税，这种胁迫与一揽子条件挂钩——首尔被迫承诺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其中包括25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采购。当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区”在菲律宾被划定时——一片4000公顷的飞地，享有外交豁免权和99年美国普通法管辖权，由洛克希德·马丁、英特尔、美光和应用材料等公司锚定——它被包装成高科技发展项目。

实际上，它是嵌入菲律宾主权领土内的一个技术-军事后勤节点。在今年5月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毫不掩饰地向亚洲盟友提出了要求：将国防开支翻倍至GDP的3.5%，否则在武器转让和战略情报方面就要“排在后面”。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加条件等传统工具提供了规训的底层架构。巴基斯坦工农党（Mazdoor Kisan Party）总书记泰穆尔·拉赫曼博士（Dr Taimur Rahman）在科伦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这一体系。

2022年至2024年间，发展中国家支付的利息和本金比其收到的资金多出7410亿美元；资源净转移已经转为负值。54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富国借贷利率为2%至4%，穷国则为8%至15%。

经济学家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和迪伦·沙利文（Dylan Sullivan）估计，从1960年至今的整个时期，约有152万亿美元从全球南方净流出至北方。

我们开会的东道主斯里兰卡浓缩了这一逻辑：2022年主权债务违约，外债超过500亿美元；2023年以来IMF的结构调整计划将国家支出限制在GDP的约13%，强制对大资本进行税收减免，甚至触及工人的公积金。

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在闭幕词中提供了一个界定轴心的算术对照。亚洲大约需要1000亿美元来消除绝对贫困。而亚洲每年军费开支约为6000亿美元。为战争而建设与发展建设不可兼得——事实上，和平是全球南方国家开辟主权发展道路、回应人民紧迫需求的先决条件。这包括发展最前沿的科学技术领域。

7月16日，科伦坡会议开幕的同一天，二十九个创始国在上海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这是一个全球南方国家间的人工智能合作政府间机构。中国开源模型如深度求索（DeepSeek）的开发成本仅为美国头部企业支出的零头；技术封锁实际上产生了与华盛顿意图完全相反的效果。

在经济学专题讨论上，全球南方学术论坛（Global South Academic Forum）秘书长熊节提出了一条具体的三步路径，供那些被推至美国掌控的科技秩序边缘的国家使用：避免锁定于任何单一供应商；使用中国开源模型；然后将这些模型部署在本国，并交流工程师和经验。熊节认为，当前需要的不是少数科技精英，而是“数十亿赤脚软件开发者”——沿袭中国赤脚医生的传统。金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币结算与WAICO，这样一个替代性经济秩序的物质基础，正是在帝国主义试图封锁它的那些年里被建设起来的。

新的多极世界必须避免复制旧的权力结构

超级帝国主义的政治维度通过两种手段配合运作：一是对帝国认定为“不可接受”的国家进行赤裸裸的干涉，二是在其希望保留的国家制造驯顺的政治势力。

赤裸裸的干涉手段在2026年1月3日充分暴露。在代号为“绝对决心”（Absolute Resolve）的行动中，美国军队轰炸了委内瑞拉，三角洲部队突击队从加拉加斯绑架了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和第一夫人西莉亚·弗洛雷斯，将他们押送至布鲁克林的一所监狱，并宣布将由美国法院裁决他们的命运。至少八十名保卫玻利瓦尔革命的战斗人员遇难，其中包括三十二名古巴国际主义战士。

此次行动未寻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也未提出自卫主张。特朗普在电视上援引了他所谓的“唐罗主义”；其国务卿则直白地说出了潜台词——政策变更和石油获取。特朗普2025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已明确作出了这一转向，宣布对门罗主义的“特朗普补充条款”，并要求寻求美国援助的国家“逐步减少对抗性外部影响”——言下之意：切断与北京的联系。

《纽约邮报》在头版发表“唐罗主义”漫画

历史学家约翰·科茨沃思记录了上个世纪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超过四十次政权更迭。所不同的是，如今连以往行动中尚存的外交礼仪也被抛弃了。

这一转变向每一个正在权衡选项的亚洲政府发出了普遍信号。而信号已被接收。绑架事件发生数日内，美国驻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大使馆外爆发了抗议活动。亚洲人民正确地解读了这一模式：在加勒比海绑架一国首脑与对中国一个省份的围堵，属于同一套逻辑。

第二种更为隐蔽的手段，则通过对亚洲国家本身的政治俘获来运作。右翼势力在本地区全面推进——日本自民党取得绝对多数，尼泊尔的选举动荡推翻了共产党多数派，菲律宾的国家—军事融合不断加深。

在这些势力背后，运行着选举干预、非政府组织俘获、基金会资助的公民社会，以及将所有反帝政府污名化为“威权”或“亲北京”的话语框架。斯里兰卡自2024年以来由左翼政党执政，但受制于IMF项目，是压力与抵抗同时可见的场域之一。

孟加拉国拒绝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南亚青年运动中的政治激荡同样可见一斑。普拉昌达以数十年身处这些矛盾之中的经验，在科伦坡会议开幕致辞中提供了分析框架：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退化的单极垄断与多极开放的并存时期，但帝国统治的机制并未消退，而是发生了演变。他提出了一种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相适应的“技术帝国主义”的概念，即通过金融和结构性依赖、通过军事同盟，以及日益通过数据、数字生态系统和他所称的“算法占有”来实施控制。

按照这一解读，主权必须是同等综合的：不仅要有自己的政府，还要有金融独立、摆脱债务的自由，以及对国家资源的控制——所有这些都须通过人民的积极民主参与来赢得。他警告说，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必须避免复制旧的权力结构”。

如何将分散的人民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主体？

这里必须要提到的，就是“思想俘获”（brain capture）的概念——即帝国主义制造政治共识的意识形态基础设施，正是这一共识为其他三个维度提供了合法化依据。其作用在于将“中国威胁”自然化，使之成为亚洲公众理解自身安全问题的解释框架。其工具包括学校教育体系、媒体产业、留学通道、基金会奖学金，以及如今控制着本地区公共空间的数字平台架构。

来自中国台湾的教授、长期参与钓鱼岛运动的陈美霞博士（Dr Chen Meei-shia），在科伦坡会议上阐述了台湾地区的意识形态控制状况。她指出，自1950年以来，美国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和留学通道——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奖学金——在台湾系统性地推行了一套意识形态工程。

陈博士本人曾受美国教育，她的论述基于亲身经历。该工程的内容是反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以及将“普世价值”呈现为政治生活的自然视域。她对该结果的自评是：“台湾的主流意识形态至今仍是亲美、崇美、反共。”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维度与军事维度相辅相成，这意味着“撤军并不比意识形态控制少一分邪恶”。1979年华盛顿正式“与中华民国断交”并撤出驻军之后，这套意识形态基础设施仍长期存续。

同样，在冲绳，修正主义教科书淡化了日军在冲绳战役中胁迫平民集体自杀的角色。1945年4月2日在尻切钟乳石洞（Chibichiri Cave），八十三名平民——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在日本帝国宣传称美国人会强奸和折磨他们之后遇难；而今天，军事化教育、制造恐惧和压制历史知识的机器正围绕“中国威胁”重建。在数字公共领域，西方企业平台及其盟友的国家制度框架制造共识，并分化进步运动——正如一位来自印尼梅加瓦蒂研究所的参与者在闭幕全体会议上所指出的。

全球南方学术论坛的吕新雨教授在科伦坡关于叙事主权的发言中指出，冷战时期，西方的传播被归类为“公共信息”或“公共外交”，而社会主义和反殖民传播则被贴上“宣传”的标签。这种不平等的分类制造了政治合法性的等级秩序，至今仍通过媒体、教育和国际机构延续。

她主张，恢复“宣传”在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含义——即源于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调研、教育、文化工作和政治动员——这并不是中国例外论，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干预，旨在打破冷战的二元对立，以全球南方自己的语言发言开辟概念空间。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都曾以自己的语言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将分散的人民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主体。这一问题，如今正是“Hands Off Asia”意识形态维度的核心命题。

《科伦坡宣言》——亚洲的未来将由亚洲人民决定

“Hands Off Asia” 作为一个概念、一项诉求和一场运动，在会议闭幕时通过的《科伦坡宣言》中得到了系统整合。

我们代表亚洲十五个国家及地区的运动、政党、工会和人民组织齐聚科伦坡，出席由国际人民大会（亚洲）主办、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支持的“Hands Off Asia：人民呼吁主权与团结”会议。我们承诺响应响彻整个大陆的同一个呼声：Hands Off Asia。这意味着：

军事上，别碰我们的海洋；别碰我们的土地；别碰我们的天空；在我们的主权领土上不得有美国或其盟国的军事基地；反对AUKUS（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反对四方安全对话（Quad）；反对对伊朗的战争；反对在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结束对亚洲的围堵。

经济上，别碰我们的经济；别碰我们的资源；别碰我们的生计；反对主权债务枷锁；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加条件；反对关税胁迫；反对技术封锁；亚洲人民有权建设我们自主选择的经济体系。

政治上，别碰我们的政治；别碰我们的选举；别碰我们的运动；反对政权更迭或极右翼代理人；亚洲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

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别碰我们的历史；别碰我们的媒体；别碰我们的想象力；反对对我们认识自我和彼此的方式的殖民；亚洲人民有权讲述自己的故事，建设属于自己的人民文化。

敌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的回答也必须如此。我们致力于在整个大陆建立人民团结——朝着我们人民始终为之奋斗的主权、和平与社会主义前景前进。亚洲的未来将由亚洲人民决定。

Hands Off Asia！

《科伦坡宣言》诞生于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科伦坡召开五十周年之际。当年那次历史性会议的宣言“谴责外国和帝国主义军事基地的建立、维持和扩张，如迪戈加西亚基地……这些基地对地区各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及和平发展构成直接威胁。”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除了谴责外国基地和军事设施并要求将其拆除外，还提议将印度洋建立为和平区。“Hands Off Asia”会议和《科伦坡宣言》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力图将这一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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