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麦家俊

　　 近代香港的历史是一部与祖国风雨同舟的历史。在我国香港史研究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学术位置背景下，香港的共同抗战史长期没有受到广泛关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家国同构为书写香港史的学术视野进行学理应对尤显必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香港研究所孙扬教授与邓奕所著的《香港与国家：风雨同舟的抗战史》，重新挖掘了香港与祖国共同抗战的历史脉络。

　　 香港抗战史的家国叙事

　　 史观往往从源头上决定了历史书写的主线、对象、价值评判与史料的取舍。不同的史观，往往会产生对历史发展主线与重心认知的差异，乃至错误。具体以香港的历史书写而言，其自古以来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殖民史观”还是“本土史观”出发，都偏离了香港历史的发展主线。前者不过是“一种以英国为中心的论述，是英国人在说香港的故事”，后者更是一种虚构的“地方想象”，都偏离了历史主流。就此而言该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它在把握历史主流本质的基础上，将香港抗战史重新放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整体坐标系。

　　 该书主要通过“香港—国家”双轨并置的结构实现香港抗战史的家国叙事，以更好呈现二者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全书将香港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从沦陷、抵抗到胜利的历史进程同步置于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从而把各章的论述内容分为了“国家篇”与“香港篇”。例如，第一章“侵略”中，国家篇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扩张路径讲起，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七七事变直至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打响，完整勾勒出日本从“蚕食中国”到“南进太平洋”的战略演进脉络；香港篇则承接这一宏观背景，具体讲述日本对香港的长期情报渗透、战前军事部署，以及对香港的占领。而第二章“暴行”与第三章“抵抗”的双轨并置结构的对应关系更为鲜明。国家篇系统呈现了日军在华犯下的各种罪行，以及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协同抵抗的整体格局；香港篇则对应展现日军在港的具体暴行，以及香港同胞从战前救亡运动到沦陷后港九大队敌后游击的抵抗历程。第四章“外交”与第五章“胜利”的联动设计尤见匠心。国家篇梳理了战时中国从“苦撑待变”到跻身“四强”的外交历程，也客观呈现了弱国外交的困境与局限；香港篇则聚焦中英新约谈判中的新界主权交涉和英国重占香港的始末，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实践。不仅从体例上就奠定了“香港历史内嵌于国家历史”的认知基础，同时还向读者传递出了香港抗战史核心的认知：香港的苦难是中华民族整体苦难的缩影，香港的敌后抗战是中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书还通过凸显香港与祖国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历史事实，彰显香港在抗战时期的战略地位。以往的抗战研究中，香港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位置与政治环境，不仅成为了华南抗日救亡的中心，同时还是中共“红色干部”、信息情报以及抗战物资的传送枢纽。对此，书中便大力挖掘了香港支援祖国抗战的历史事实。政治上，不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贡献，如指出香港八办的主要任务、物资的主要来源、运送物资的主要路线等方面，同时还提到了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筹集抗战资金与购买药品等重要贡献。经济上，论述了香港各界同胞在“八一三献金运动”中支援祖国抗战的诸多历史事实。文化上，更是强调香港作为战时华南抗战的文化中心，同时还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文化阵地。

　　 多维呈现香港抗战史的面貌

　　 该书的贡献还在于它不仅以时间为经，也以事件为纬展现了香港抗战史的发展脉络，从多个维度力图呈现香港抗战史的面貌。

　　 该书不仅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乃至军事的维度上展现了香港抗战史进程中的不同面貌，还反映日军占领下对香港同胞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冲击与戕害。书中从战俘虐待、平民屠杀、经济掠夺、人口驱逐四个层面，完整和系统地揭露了日军在香港的战争罪行。

　　 例如，谈到战俘虐待方面时便举例指出：

　　 “被关押在战俘营和拘留营中的盟军官兵和港英政府公职人员，生活环境极其恶劣，时常遭到日军的虐待与杀害。在北角战俘营与深水埗战俘营，每间木屋最多能够容纳60至70名战俘，却被安排进约130名战俘。木屋设计简陋，厕所严重不足，战俘甚至要在地上挖坑如厕。战俘长期被囚禁在空气不流通、漏水和拥挤的木屋中，导致战俘营中疾病丛生。众多战俘罹患痢疾、白喉等病。深水埗战俘营关押了3000余名。”

　　 尤其是日军对香港同胞的屠杀，更显触目惊心。书中举例指出“九龙地区宪兵队曾多次滥用酷刑，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将被捕平民带到京士柏公园斩首”，又有“7人被日军指控在大埔派发反日传单，但他们否认指控；在未经正式审讯的情况下，宪兵还是将7人斩首处决”等。此外，日军对香港的经济掠夺，造成了香港经济秩序的严重紊乱，无数市民倾家荡产。是故，这段共同经历的历史苦难，也恰恰回应了“风雨同舟”的题眼。

　　 该书还不时引入外交维度，既讲述了国民政府在中英新约、香港受降等问题上的外交博弈，也专门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实践，呈现了外交层面的双重视角。国民政府层面，书中完整还原了1942至1943年间中英平等新约谈判中的新界主权之争过程，以及战后香港的受降之争过程。书中对国民政府争取香港主权的历史过程，不仅清晰地展现了战时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与局限，同时也印证了国家实力是主权诉求的根本支撑。

　　 相较而言，战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外交互动是以往的普及读物中较少涉及的内容，书中补缺了此遗憾。

　　 例如，书中回顾了香港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开展国际统一战线的历史过程：香港沦陷后，港九大队与英军服务团建立合作，共同侦察日军部署、营救盟军战俘，开展了约一年的正式协作；1944年美军飞行员克尔中尉被击落后，港九大队全力营救脱险，其后又与美军战略情报局开展情报合作，搜集日军信息，配合美军空袭行动。

　　 而作者也进一步指出：

　　 “港九大队之所以得到香港人民支持，是因为他们才是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香港而战……港九大队在地域狭窄、山小林稀、海港阻隔、敌军林立的环境中艰难生存，于无政权、无后方的情况下力谋发展，不断袭扰破坏敌军及其军事设施，使日军长期处于紧张疲惫状态，有效制约了香港作为日本太平洋战争后勤基地的正常运作。港九大队不仅营救中外平民和盟军战俘、飞行员，亦为盟军的空袭和反攻计划提供军事情报，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游击战范例，彰显了敌后游击战的国际影响与国际贡献。”

　　 生动鲜活的香港抗战史书写

　　 该书的特别贡献还在于其兼具普及读物的趣味性和学术著作的学理性，实现了二者的平衡统一。

　　 该书首先以“理”为基本的底色。其一，如作者言，该书尽管作为普及读物，但实则本书内容基于海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事实上，普及读物最易陷入的误区，往往在于为了可读性而牺牲史实的准确性，乃至对情节加以虚构和夸张演绎。然而，统揽全书发现，所有内容均建立在海内外学界成熟的研究成果与史料基础之上。尤其是中英新约谈判中的新界主权交涉，更是作者本人对自身多年来所从事研究的学术成果的通俗转化，有着明确的学术支撑和史料依据。

　　 其二，清晰递进的条理和脉络。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叙事逻辑过于复杂往往弄巧成拙。该书明确以“侵略—暴行—抵抗—外交—胜利”五大主题为纵向主线，完整覆盖了香港抗战的历史脉络，把握住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同时，该书的结构设置又以国家全局与香港本地为横向双轨，从全国到香港，由宏观到微观，由全局到局部，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让复杂的历史事件骤然变得条理清晰。

　　 该书更可贵的是“趣”的张力。该书的“趣”在于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和微观细节的呈现，让读者能够深入历史的现场，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其一，对微观个体的命运书写。该书中如对港九大队敌后抗战的讲述，便有13岁交通员温观友勇夺步枪、少年英雄负伤的鲜活细节，有刘黑仔夜袭机场、处决特务的传奇故事，也有沙头角罗氏一家11人投身抗日的“香港抗日一家人”的家国情怀。在揭露日军的暴行方面，细致刻画了圣士提反书院医护人员的牺牲、银矿湾村长被酷刑折磨致死的具体惨案，同时也展现了浙江渔民冒死营救战俘的人性光辉。这些微观个体的故事，如同历史的特写镜头，让读者得以共情战争中普通人的遭遇与选择，深刻理解战争的残酷与抗争的意义。

　　 其二，事件的细节呈现。历史的动人之处，往往藏于细节之中。该书的特点在于往往使用白描的笔法还原历史现场，增强叙事的画面感与代入感。

　　 如在讲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时：

　　 “1942年春，日军假借香港‘合记公司’之名，以招募护士、医务人员为幌子，先后在广州、香港等地诱骗300多名中国妇女，将她们押至海南岛石碌的‘慰安所’。‘慰安所’四周设有铁丝网，日军日夜巡逻。一些妇女试图逃跑，她们被日军抓回后，被剥光衣服吊打，有的被活活打死。她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和尊严，每人每天只有约3两米饭或几块番薯，却要遭受日军官兵多次凌辱。”

　　 还有讲述日军在香港的暴行时：

　　 “陈胜在被捕一个多月后的一天，看见日军腰悬佩剑，携带十字镐和泥铲，从囚室中带走了7个平民。被捕者十分瘦弱、脸部浮肿。其他被捕者询问宪兵要将这些人带到哪里，宪兵说，这些人将被斩首。在一两个小时后，宪兵返回九龙地区宪兵部。陈胜看见，宪兵的衣服、十字镐和泥铲上都带有泥土，但再没有看到那7名被捕者。”

　　 显然，失去了细节，便失去了生动，往往还会造成真实的部分丧失。作者通过对事件的细节呈现，使历史的画面跃然纸上，也使读者对这场共同经历的历史灾难产生情感的共鸣。

　　 总体而言，该书不仅重建了香港抗战史整体的历史图景，同时还作出了将香港抗战史重新放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整体坐标系中的一次重要尝试。如何拓展香港抗战史研究的议题，如何发掘香港与祖国风雨同舟的历史联系，仍有待学界的持续努力。但不可忽略的是，该书在香港史研究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