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闽南释教徒入山修持，佛教势力迅速扩张，天心、慧远、玉华、清源、碧石等禅寺相继兴起，其中天心永乐禅寺僧众一度多达百余人。这些寺庙无一例外坐落在武夷茶核心产区，而寺庙又拥有周边大量土地作为寺产，僧人们自始便与茶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武夷山自古为道士栖隐的洞天福地，然明末清初，其宗教版图因一批特殊来客而发生显著变化。彼时，部分前明遗臣削发为僧，与遗衲为避战乱遁入山中，开启了闽南佛教徒北迁武夷的先声。正如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二十《宗教》所载：“武夷山向为羽流栖息之所，清初闽南释教徒始入山修持。嗣是而天心、慧远、玉华、清源、碧石相继以兴。天心永乐禅寺至有释教徒百余人。可谓盛矣。”

在这批僧人中，漳浦籍的释超位、衍操、铁华上人，同安籍的释超全，龙溪籍的如疾与释超煌，晋江籍的兴觉与真炽，泉州籍的净清，漳州籍的性坦等人，构成了庞大的闽南籍僧团。他们并非暂居游方，而是扎根武夷，其中超位禅师主持天心永乐禅寺，衍操驻锡梧桐巢，铁华上人先后驻锡莫庵与天心永乐禅寺，超煌禅师主持天成禅院，兴觉驻锡青狮岩。

武夷山茶山与庙产相互依存的格局由来已久，从清康熙年间的官方文书可得以确认。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福建按察使司颁布法令，严禁地方蠹棍勒索茶农、茶僧。同年，崇安（今武夷山市）县令孔兴琏亦发布县级布告，重申严禁恶棍倚势低价强买茶叶之令。两则内容均以严惩地方恶棍、保护寺产茶山为宗旨。

在孔兴琏所颁《为严禁蠹棍买茶短价以苏积累事》布告中更是明确指出：“崇邑山川，武夷为胜，昔系仙真栖所，今为缁羽焚修，地产茗茶，藉资清供。”此语不仅点明武夷山由道教仙山向僧道共修之地转变的宗教格局变迁，更从官方层面正式将寺产茶山纳入合法保护范畴，表明寺庙与茶山在行政与法律认知中已融为一体。

茶学宗师林馥泉在论及武夷山寺庙与茶业关系时，曾系统梳理了茶山产权之嬗变，其《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记述：“武夷之茶业，创始于山中僧侣仙道之流。”“茶山先为山中和尚、道士所据为庙产，至此乃先后转鬻而入茶客矣。”

这段论述清晰地勾勒出武夷山茶山产权的演变轨迹：茶业最初由山中僧侣仙道开创，茶山作为庙产被和尚、道士所占；而后随世移转，庙产性质的茶山陆续被转卖，最终流入茶商手中。由此可知，武夷山最优质的茶资源长期掌握于僧侣之手，商人若想获得好茶，便需通过与寺庙的交易来实现，这种僧俗之间的茶业往来持续了两个多世纪。

更为关键的是，这批闽南籍僧人不仅是茶山的山主，更是制茶技艺的革新者。释超全所作《武夷茶歌》云：“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敏工夫细。”此诗明确指出当时武夷茶的制法以漳州人为重，并细致描述了焙制工序中“工夫细”的特点，为释超全作为工艺亲历者和记录者的身份提供了直接证据。

王草堂（名复礼）在《茶说》中评价此诗对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形容殆尽矣”，可见释超全所记录的工艺细节已具备高度的真实性与代表性，足以作为当时武夷茶制作规范的确证。

不仅如此，王梓在《武夷山志》中从产业格局上加以印证：“岩茶采制著名之处……多系漳泉僧人结庐久住，种植、采摘、烘焙得宜，所以香味两绝。”此处将“烘焙得宜”的工艺优势与“香味两绝”的品质结果直接关联，并归因于漳泉僧人的长期经营。

此外，陆廷灿《续茶经》引《随见录》记载：“武夷造茶，其岩茶以僧家所制者最为得法。”此说进一步将僧家制茶技艺推至“最为得法”的行业高度。

继此之后，时任崇安县令刘埥在其《片刻余闲集》中记载：“凡岩茶，皆各岩僧道采摘焙制。”又列“小种工夫”“工夫”等品级名目，以“皆”字总括岩茶制作全归僧道，并以品级名目中的“工夫”呼应王草堂之说，从官方视角印证了僧家制茶的普遍性与精细程度。

及至晚清，郭柏苍在《闽产录异》中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揭示了寺庙与闽南匠人之间长期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

综观以上诸条，从释超全的亲历诗咏，到王草堂的工艺定名，再到王梓的产业分析、《随见录》的技艺评价、刘埥的官方记载、郭柏苍所录的制度化合作，前后相继，从不同角度共同呈现了闽南僧人作为武夷茶制茶技艺深度参与者的历史面貌。

茶叶在寺庙中制成之后，便进入了流通链条，而这一链条的核心枢纽始终掌握在闽南商帮手中。清代至民国，武夷茶的运销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地缘与语缘特征。林馥泉在调查中将当时茶商划分为下府帮、潮汕帮、广东帮和本地帮四大群体。其中，以闽南方言为纽带的下府帮，涵盖漳泉所属各县以及旅居潮汕的闽南茶商，对外名义上又称公和帮。下府帮中的代表性商号，如集泉茶庄、奇苑茶庄、泉苑茶庄等，当中有百年上下经营历史的不在少数。集泉茶庄由惠安籍商人创办，奇苑与泉苑则分属安溪与晋江籍，这些商号不仅在武夷山中拥有各自的岩厂，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张横跨厦门、漳州、泉州、汕头乃至南洋各地的庞大销售网络。

根据林馥泉1946年的调查数据，当时各大茶行几乎以厦门为贸易中枢，文圃、集泉、奇苑、泉苑、瑞苑、芳茂等字号多由厦门、惠安、漳州、安溪、晋江、南安籍商贾主持，其销售网络遍及福建各县以及南洋各埠。这些茶庄在武夷山所拥有的岩厂，如慧苑、磊珠、刘官寨、幔陀、霞宾、龙珠、宝国、香林、龙凤、双凤等，几乎全部位于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厂地原本便是寺庙的庙产，经过数百年的转鬻与租佃，逐渐从僧人手中过渡到茶商手中，但寺庙与茶商之间千丝万缕的业缘关系却从未断绝。

闽南茶商依托寺庙茶源，又将茶叶经由厦门港输往海外，这一过程并非始于五口通商，而是有着更早渊源。早在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已在厦门设立办事处直接采购茶叶，清初释超全诗中已有“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之句，亦证实彼时西洋商船已定期到闽采购茶叶，可见厦门港作为西方商人直接贸易据点的地位早已奠定。

1757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仅留广州一港，大量闽籍商人随之入粤，据《黄埔港史》记载，广州十三行中“十分之九为福建籍商人”，其中同文行潘家、怡和行伍家、文成行叶家均为闽南籍，几乎垄断了当时对西洋的茶叶贸易。这种“闽茶粤销”的格局，恰恰反衬出厦门港作为闽南茶叶集散大本营的传统地位，只因政策所限，外销的“最后一站”暂移广州。五口通商后，厦门港迅速崛起为重要茶叶贸易港，衷干《茶市杂咏》中以“雨前雨后到南台，厦广潮汕一道开”来形容当时的贸易盛况。

纵观这一历史图景，闽南僧人在明末清初踏入武夷山，以寺庙为依托开山种茶、引入匠人改良工艺，完成了茶业技术体系的早期建构，奠定了武夷茶业的物质基础与品质根基。随后，闽南商帮以地缘与语缘为纽带，从僧人手中接续茶源，构建起从武夷山到厦门港、再到广州与南洋的贸易网络。僧人开路，商人接力，港口集散，海外扬名，四个环节环环相扣，构成一条完整的“山中寺院—沿海商港—海外市场”产业链条。

追本溯源，闽南僧人实为这一链条的第一推动者，若无其率先拓荒与技艺革新，便无武夷茶业的品质根基，亦无从谈起此后商帮的贸易网络与厦门港的茶市繁荣。由僧及商、由山及海，闽南僧人不仅是武夷茶技术革新的先行者，更是整条产业链条的实业源头，使得武夷茶香得以漂洋过海，成就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段闽南传奇。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海丝沿线国家国别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