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他隐姓埋名28年，却因一声又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他曾说。

　　2026年夏，东风系列新型号导弹划破苍穹的短视频刷屏，弹幕里一个追问浮出水面——推动核武器小型化的关键人物，是谁？

　　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于宁河芦台。

　　1961年，他突然在公众视野里消失。1999年，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获得共和国勋章。

　　一个改变世界核力量格局的人，他的人生，对很多人而言，至今还是陌生的、不连贯的。

　　在他诞辰百年之际，记者辗转天津、北京，试图从他的家人、同事、学生口中拼凑出他的故事，去追寻那个功勋卓著又淡泊名利的于敏。

　　沉默的远征

　　“我真正开始了解父亲，是在母亲去世之后。那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才在一张旧报纸上‘认识’了自己的父亲。”

　　于辛——于敏之子，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时他记忆里的父亲与报纸上看到的父亲，仿佛是两个人。

　　此前几十年，他只当父亲是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长年出差，早出晚归，下班回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写写算算。他也问过母亲，爸爸具体是做什么的？母亲说：别问。

　　于辛记忆里的父亲，是沉默的。可就是这个沉默的人，在1961年作出一个对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都带来深刻影响的决定——

　　“那时老于已经是国内原子核理论领域的顶尖人物，他用十年时间填补了国内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学术成就不可限量。”年近九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曾与于敏共事五十余年，他说，1961年，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转到氢弹研究上来。

　　氢弹研究并非于敏的兴趣。转向氢弹，意味着放弃此前十年积累的全部成果，投向一场结果未知的远征。于敏没有丝毫犹豫，说了句：“好，我去转！”从此，“于敏”这个名字从物理学界“蒸发”。

　　于敏在晚年时曾对人讲起那一年的选择：“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我不能有别的选择。”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于辛花了十年时间，从父亲曾就读的芦台第一小学、木斋中学、耀华中学、北京大学，走到父亲曾工作过的青海省、四川省绵阳市、上海市、北京市。父亲的形象，在行走中一点点清晰。

　　“父亲从事的是氢弹研究，氢弹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多年的走访，于辛发现父亲这一代科学家面临的是怎样的未知：没有资料，没有外援，没有经验可循——只有几把计算尺、几台手摇计算器和全国唯一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计算机95%的算力还要给原子弹，留给氢弹的，每周只有十几个小时。

　　于敏带着几十个人，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一点一点往前摸。

　　有一天，于敏盯着计算机吐出来的纸带说：“这个量不对。”大家分头查找原因，最后发现竟是计算机的一个加法器坏了。

　　杜祥琬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设备会出错，但老于的判断从来没错过。”

　　于敏把那段日子叫作“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不见村”。压力和劳累让他的身体几近透支，胃病反复发作，他却从未停下。思路慢慢打开——所有疑问拿到会上讨论，谁有想法就上台讲，在黑板上写，当场论证。1966年10月底，于敏给邓稼先打电话说：“我们抓到‘牛鼻子’了！”

　　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于敏说用“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都不足以形容——那是“浑身毛孔全部打开”的痛快。当晚庆功宴，安排于敏坐第一桌，他婉拒了，跑到礼堂后面跟同事们坐在一起。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

　　“因为工作性质，父亲不可能跟家人分享这份喜悦。至于他如何表达兴奋，我没有印象，父亲也没说起过。”于辛说，“父亲最爱吃烤鸭，如果那天有庆祝的仪式，也许是全家一起吃了顿烤鸭，但我们吃的是美味，他吃的是成功。”

　　深沉的亲情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1号院，塔院社区。这是当年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家属院，邓稼先、王淦昌、于敏等一批“两弹一星”元勋都曾居住于此。

　　“父亲这辈子面临过很多机会和选择。”于辛说。

　　1978年，钱三强找到于敏，希望他回到中国科学院从事自己喜欢的基础理论研究，并承诺解决北京户口和住房。“我们全家特高兴，都盼着这一天！”于辛回忆，但父亲还是拒绝了。

　　于辛后来才知道，父亲放弃的远不止那一次：提拔、涨工资、更好的生活条件，他全都放下了。

　　就是这个什么都“不要”的人，心里却藏着三个遗憾。

　　“他遗憾没有时间陪伴家人，遗憾没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基础理论研究，遗憾年轻时未能出国留学。他把能放下的放下了，那些放不下的，都藏在了心里。”

　　行走在塔院社区，树荫下，于辛跟一位乘凉的老人打招呼，“我‘发小’，现在也是满头白发了。”

　　这里封存着于辛的童年回忆。

　　“那时候一有人到家里找父亲谈事，我和妈妈、姐姐就会被‘赶’出家门。”于辛带着记者在社区里寻找当年的痕迹，“这里原先有个足球场，家里来人，我就在这儿踢球。一开始玩得挺开心，后来小伙伴们都回家了，我只能坐在家门前的水泥台阶上等。”

　　站在楼下，阳光落在二楼的那扇窗上，望着熟悉的窗口，于辛不禁感慨万千。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不管多晚回家，总会亲亲睡着的他，睡梦中的他总被父亲的胡茬扎得生疼。

　　那时候，父亲经常出差，行李箱里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全家人的照片。他从上海回来，给妈妈带的礼物是当时最流行的丝袜，给他带的是大白兔奶糖。他把糖掰成三份，一份舔着吃，两份用水泡成“牛奶”。那种甜，他记了很多年。

　　“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父亲，只不过太忙，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于辛慢慢读懂了父亲，“他特别爱这个家，晚年的时候，把这种爱全都倾注在了孙子身上。”

　　于敏教孙子的第一首诗词，就是岳飞的《满江红》。孩子不到三岁，还不认字，于敏一句一句地念，孩子一句一句地学。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苍老的嗓音，稚嫩的童声，在屋子里回荡。这场景，于辛一直记得。后来他问儿子：“还记得爷爷教你背的诗词吗？”孩子说“记得”，张口就背了出来。

　　2012年，照顾了于敏一辈子的妻子孙玉芹突发疾病去世。于敏瘫坐在地上，像是内心的一根支柱倒下了。于辛多次听父亲说：“你妈妈整整照顾了我55年，她是劳累过度走的。”

　　失去了老伴儿的于敏，每逢节日和爱人的忌日，总是嘱咐于辛——“多摆一副碗筷，给妈妈留着。”

　　“父亲这辈子没说过‘爱’，但我们都知道，他把对家人的爱，都藏在了心里。”于辛说。

　　无声的回响

　　他一生宁静，身后却有万千回响。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于敏的座右铭，何为宁静？于敏生前有过自己的回答：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

　　于敏唯一的博士生蓝可，时常想起毕业那年，于敏对她说：“你应该出国工作两年，以便开阔眼界，看看人家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回来为国服务。”蓝可记下了。两年后她回国。

　　蓝可回忆起于敏最后的时光，总是忍不住流泪。2019年1月，于敏病重。蓝可赶到医院时，他已经很虚弱了。蓝可俯下身，贴近他耳边轻声说：“于老师，我来了，我们最近做的实验有结果了！”于敏听着，微微点了点头，眼睛里有了光。两个小时之后，他安详地走了。

　　“我总会想起那天的情景，发现老师的一生都是这样，安静做事，从不声张。”

　　于敏安静了一辈子。他离开后，越来越多的人提起了他的名字。

　　8月14日，宁河区启动“愿将一生献宏谋——纪念于敏诞辰100周年主题活动”，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怀念那个沉默了一辈子的人。

　　有一群孩子，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于敏“活”在更多人心里。

　　芦台第一小学，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校，1933年至1938年，于敏在此就读。

　　在这所小学里，有一间面积不大的“于敏纪念室”。2024年，由芦台第一小学的20名老师和学生组成的“于敏精神宣讲团”，带着于敏的故事，走出校门、走上讲台。

　　“我们希望孩子们讲出来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英雄符号，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校友前辈。”宁河区芦台第一小学副校长董旭说。

　　2025年，耀华中学第一个“于敏班”成立了。以于敏名字命名班级，是耀华中学“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实验班”的重要举措，旨在教育引导学生更好地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

　　如今，行走在耀华园的“院士路”上，于敏的半身铜像矗立在路边。学生们每天从这条路上走过，抬头就能看见他。“希望每一位耀华学子都能够把爱国、担当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行为习惯。”耀华中学高三级部主任李妍平说。

　　连日来，在中国民航大学，同学们正在为即将公演的《国之脊梁——于敏》话剧进行紧张排练。

　　“演出中最难的一幕是于敏院士凝望国旗，没有一句台词，我需要通过眼神和动作的变化把大家带入其中。”于敏的饰演者、航空服务与安防管理学院学生马博玉说，此前他对于敏的了解“只停留在电视和书本里”，真正走近角色后才发现，于敏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功勋人物，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只是把国家刻进了骨子里。

　　于辛这些年也一直走在宣讲的路上。

　　从学校到图书馆，从社区到机关，他讲父亲的睿智、父亲的沉默、父亲的坚持、父亲那一代人的选择。他说，科学家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不是口号，它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事例里，体现在一代人的坚守中。

　　每一次讲完，都有人走过来与他握手、合影，有人红了眼眶，也有人轻声说：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那一代人的选择。

　　2026年夏，东风导弹再次划破苍穹。那些巨响从未远去——化作了实验室里的彻夜灯火，也化作了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那个隐姓埋名的人，依旧安静地站在时光里，像他生前一样，不声张、不喧哗，只留下一个名字，让后来者寻找。

　　百年于敏，于无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