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德胜桥水，自净业湖来；桥东有永泉庵。庵内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大学士张玉书撰碑，庵前有井，今寺墙已圮（音如痞，意为毁坏），殿顶脱漏，再经数年，则此清初之建筑，又不可保矣。”1937年6月30日，《世界日报》上《什刹海（续）》（作者静华）一文这样写道。

　　永泉庵是存在感颇低的小庙，仅934.44平方米，在文献中很少被提及。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寺庙登记、1936年北平市政府第一次寺庙总登记时，都将其名误为“永泉寺”（老北京另有永泉寺，在今闹市口南街，已不存）。然而，据1939年7月17日《晨报》，周养庵（湖社创始人之一）、溥心畬、周叔迦等名流曾在永泉庵捐道场，每天一台，持续三年，为众生祈福。

　　近日，永泉庵经修整后，变身楠木艺术馆，重新开放，迅速成“流量明星”。有的网友到这里寻找传说中“老北京镇海三宝”的“镇海神牛”；有的网友感到疑惑，明明是佛教禅宗寺庙，为何供奉关公；还有的网友指出其建筑不合规制……

　　被古人忽视，得今人关注，体现出公众文物意识的提升，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即永泉庵是一座亲民的庙宇，历史上多位名人曾与它发生关联，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所以一直活在百姓心中。

　　对于网友们的种种疑问，本文主要依据学者韩彤彤的《北京德胜门内大街历史片区研究》一文，以及徐威的《北京汉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书，试予解答。

　　小寺却占了风水宝地

　　永泉庵始建于明成化年间。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年轻时曾出家，后加入以佛教为旗号的农民起义，所以明初偏向抑佛。洪武年间推行“三年一给度牒”制度，永乐五年（1407年）、六年（1408年）和十六年（1418年）多次禁私自剃度。永乐十年（1412年）称：“洪武中僧道不务祖风，及俗人行瑜伽法、称火道居士者，俱有严禁，即揭榜声明，违者杀不赦。”

　　佛教发展一度低迷，禅宗受影响尤烈。学者唐大潮在《试论禅宗在明清时的变异》中称：“禅宗自晚唐、五代兴盛之后，至明清时已入末流。”

　　明代高层与佛教的关系一直密切。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铸永乐大钟，刻《永乐北藏》《永乐南藏》，主持编纂《神僧传》。明仁宗时，在北京重建大觉寺、能仁寺。明宣宗时，孙皇后重建大承天护圣寺，“一切之费，悉出于中宫”，宣宗重建大隆善寺、大慈恩寺等，开皇家大修寺庙之风。

　　皇帝佞佛，太监紧跟。明人王廷相《西山记》称：“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

　　到建永泉庵的成化年时，早已无人过问。据统计，明皇家（含太子、后妃、藩王等）在京建佛寺38所、重建（修）62所，占明代在京建寺总数的13%。而据学者何荣孝考证，明代太监在京建佛寺78所，重建83所，重修84所，合计245所。

　　美国学者韩书瑞称，到后来，很多（也许是所有）皇家作坊都有神龛，供奉其保护神，比如：御马监有马神庙；宝钞司的72个熔炉被视为72凶神，便建了镇压它们的真武庙；西苑内的太监建观音庙……

　　永泉庵的规模无法和那些“背景强大”的寺庙比，却能占据什刹海附近的风水宝地。

　　韩彤彤认为，什刹海地区历史上共出现过142座寺庙，分为两组：一组临湖而建，借水取景；另一组沿地安门大街而建，规模小。前者多有皇家、贵族、太监等的背书，为他们服务；后者面向周边百姓，服务他们的信仰生活，这些寺庙建筑多不符合规制。

　　明代中期经济发展，出现了“末富工商居多，本富农业益少”的局面，世风奢靡，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称：“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

　　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人们对信仰的约束力量产生期待，而禅宗也适时做出调整。一方面，积极向儒家靠拢；另一方面，力主“三教合一”，即德清禅师所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使明儒对禅宗产生好感，王阳明、李贽等都曾习禅。

　　禅宗本来简易，深受大众欢迎，这是永泉庵立足的根本。

　　供奉关公并不奇怪

　　清军入关后，因江南“反清”活动活跃，遂严控佛教，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不许私度僧尼，但康熙崇佛，在宫中设“中正殿念经处”，多次赴五台山进香，赐金重修潭柘寺、妙应寺（今白塔寺）、柏林寺、承恩寺等，连永泉庵这样的小寺，也意外被重修。

　　康熙六年（1667年），全国僧人达11万，尼8600多。

　　康熙为什么扶持佛教？除了笼络汉人知识分子外，亦有炫耀皇家威仪的意味，即索尼在重建保安寺碑中称：“京师为首善地，古刹如林，指不胜屈。历唐宋元明以来，有名寺毁者，有寺村而荒芜不可□者。虽□□为盛衰，实因人而兴盛。”

　　天子脚下文物鼎盛，是时人共识。从具体实践看，确有一定效果。

　　朝鲜使节洪大容在《湛轩书》中说：“皇城内外，公私佛寺甚盛，雍和宫、弘仁寺之类是也。其楼台器物之盛，穷天下之财力，极天下之技巧。”对清朝的国力、建筑技艺的精湛表示叹服。但他们也指出，只重外表、不顾精神内核和历史事实，无法让人信服。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处处可见的关帝庙。

　　朝鲜使节洪良浩在《记中州弊俗》讽刺道：“佛宇多于尼圣（即孔子）庙，关公并与梵王尊。人神杂揉肇何代，金碧交辉不辨村。”认为关帝庙是“淫寺”。朝鲜另一使节朴思浩在《燕蓟纪程》中甚至认为，这是“神州陆沉，圣道榛芜，春秋无可读之地，义理非可伸之时”。

　　其实，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天台宗智者大师称关羽显圣玉泉山，经劝化皈依佛门，被封为伽蓝菩萨（护卫寺院的护法神），此后佛寺中常用关羽像替代韦陀像。据乾隆年间出版的《京城全图》，当时北京城的关帝庙和主祭关公的庙宇共116座，什刹海地区便有10座，占8.6%。

　　永泉庵供奉关公并不奇怪。但据1936年北平市政府第一次寺庙总登记，永泉庵有“铜质佛菩萨12尊，泥三大士三尊，神像四位，铜钟一口”。章可的《一个人的北京城》一书中，作者在1953年曾到永泉庵，虽“香火久绝，化为民居。正门杜塞，其前每晨有菜市，出入由右旁门”，但“正殿供奉三世佛，亦曾供过关老爷，有铜泥木像20尊”。这些佛像已不知下落。

　　从朝鲜使节的反馈看，清廷搞的“形象工程”不算太成功。

　　“神牛”为何用来镇海？

　　康熙崇佛的影响深远。

　　比如老北京民间有素食习惯，据清代《调鼎集》，有人是“早饭素，中饭荤，晚饭亦素，次日早饭荤；或用两餐素，一餐荤”，有人是“平素不能持斋，先劝食三净肉（没有看见、听说或怀疑为自己而杀死的动物的肉），或干肉（火腿、腌鱼、蛋、鲞之类），或花斋（十日、六日），或戒食（黑鱼、黄鳝）”。

　　素食、有敬畏是好事，可渐积成良好世风，但走向迷信和铺张浪费，就得不偿失。

　　据法国学者吕敏在《香火新缘》一书钩沉，清代各部门都建庙，如吏部官署有关帝庙，军队有火神庙，内务府广储司每年拨香火费即达1.3万两。万寿节（皇帝生日）时，仅弘仁寺5天诵经，便动用2位呼图克图（圣者）、48位大喇嘛和1950位小喇嘛。

　　永泉庵无缘参与这么高级别的活动，但它在周边百姓中有口碑，最有名的是“镇海神牛”，与汇通祠“镇海石螭”、原崇文门镇海寺“镇海铁龟”并称北京“镇海三宝”。

　　据马晓冬的《胡同儿里的溜达：崇文》一书，刘伯温修元大都惹恼龙王，龙王在幽州苦海兴风作浪，刘伯温将其镇在北新桥，并将另一小妖镇在崇文门下海眼，压上“镇海铁龟”。小妖问：何时放我出来。刘伯温答：城门打点时。小妖安心睡去，刘伯温派人将崇文门上的点改成大钟，所以后来北京人常说“九门八点一口钟”。小妖醒来，只闻钟声，再无打点声，才知上了刘伯温的当。

　　刘伯温未参与北京建设，传说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并非事实。

　　“镇海三宝”现已无存，汇通祠即今郭守敬纪念馆，有“镇海石螭”复制品，而“镇海神牛”压根不在永泉庵，它是清同治年间，永泉庵住持法明联合桥西真武庙僧人，捐资在德胜桥西桥洞上嵌刻的迎水兽，“高约2尺，探出桥洞，大有吸尽海水之势”。

　　牛是陆地动物，为什么用它镇海？

　　法国学者高万桑在《明清中国社会的牛戒和祭祀结构》中指出，这是9世纪至12世纪之间逐渐形成的信仰。此前牛是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备的最高规格祭祀）的祭品之一，祭后人们可分食。

　　从魏晋起，各种《劝善书》主张禁食牛肉。宋代洪迈在《夷坚志》中写道，武官周阶患疫病归，梦中被抓到官府，一人问：“你为什么爱吃牛肉？”令鞭打他的后背，他连连求饶：“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当与阖门共戒。”醒来后，满身大汗，从此戒了牛肉。

　　明代朱棣起兵时，自称北方神玄武托梦，最终篡位成功，遂按自己的模样，在武当山塑玄武大帝像。“玄武崇拜”由此勃兴，玄武是道教神祇，而牛是道教始祖老子的坐骑，也搭车成了神兽。明代李长科专门写了本《牛戒汇钞》，劝人勿食牛肉，清代魏裔介跟着添乱，编《牛戒续钞》。牛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到后来，连“镇海”这种本职工作之外的事，也交给它。

　　有人说，佛教自印度舶来，印度的牛崇拜因而传到中国。此说不确，佛教在中国很少谈牛，反而是道教才有明确的禁忌。

　　永泉庵资助“镇海神牛”，是贯彻明清禅宗“三教合一”的主张。不论“镇海神牛”在不在永泉庵，其背后的那份善意、温存、真诚，永不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