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同为苏联文学名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在中国读书界皆影响巨大，译本丛生，各有“亮点”。论大众“普及”面，当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在1942年，就有了最初的梅益译本，上世纪50年代经多次修订再版，备受青睐，销量爆棚，长期作为一种标准版本推广，并塑造了几代人对保尔·柯察金的集体记忆。但就文学美感的认可度，以及传播的持久性，我以为《金蔷薇》则更胜一筹。用出版业的说法，前者是某一历史时段的“现象级”畅销书，后者则较为“小众”，却历久弥香，具长销书价值。

　　近日，收到翻译家高海涛先生寄来的新译本《金蔷薇》（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装帧美观、设计精致，透着讲究，惊喜之余，却稍感意外。高先生是我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创作、批评和翻译“三栖”并举，拿捏自如，尤擅写美文，原创之外，还有《北方船》《剑桥诗稿》《里尔克的俄罗斯》《叶芝诗选》等译作问世。这次重译《金蔷薇》，以“贝加尔海”署名出版，用他的“夫子自道”，应为转译，因是根据英译，参酌法译。此书应归阳春白雪的族群，投入并不很景气的纸质出版市场，多少有“冒险”之嫌。但无论如何，译者和出版社的勇气可嘉，他们的自信使我感慨，并让我相信，正如书之卷首引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那句话，“文学不遵从花开花谢的规律”，任何时代，只要文学不会凋谢，《金蔷薇》的魅力应该就不会消亡。

　　1955年，《金蔷薇》最初由苏联《十月》杂志连载，同年结集出版。最早的中文译者是李时先生，195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推出。原作还有个副标题，即“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作为“内部读物”发行，很快引起关注。在《金蔷薇》版本史和读者的记忆中，李时译本称得上是“定调之作”。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十多家出版社相继跟进，推出不同译本达二十几种，其中有戴骢、非琴、潘安荣、张铁夫、苏玲等多位资深翻译家，现在又加入了并不年轻的高海涛先生。这个过程中，译本名称和作者出现了两处明显改动，比如198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戴骢译本，书名被改为《金玫瑰》，作者“巴乌斯托夫斯基”也被换成“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实话，有一段时间，我对这两处改动还不太适应。《金蔷薇》是我年轻时的“枕边书”，心目中，书名天经地义就应该叫《金蔷薇》，而不是《金玫瑰》，书的作者也应该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而不是帕乌斯托夫斯基。我承认，这里有个人偏爱的成分，或许源于早年阅读记忆的“先入为主”效应。

　　事实上，《金蔷薇》与《金玫瑰》译名之别，在翻译界确有过不同声音。从俄语与中文的对应角度，有人认为戴骢先生直译的“金玫瑰”更准确，“玫瑰”在俄文语境中被当作“爱与美”的借喻，也容易被中国读者的文化审美习惯接受，但更多的专家和读者，还是对“金蔷薇”的译名情有独钟。我猜测，戴骢先生如此改动，或许与意欲打造一个新译本形象的动机有关，但“约定俗成”终究也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有过几十年的《金蔷薇》传播史，该书所凝聚的美学符号和表征共识已经基本形成，轻易更换，似得不偿失。但戴骢译本也提供了一些精准、传神的内核表达，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是作家悲哀的、平静的沉思，是为少女的美写的墓志铭”，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对于蒲宁作品的一段描述，哲学家刘小枫先生对此极为推崇，并将这“怕和爱”的含义进一步延伸，阐释为一种内在的“羞涩与虔敬”，并非指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在哲学层面上说的“面临虚无的畏惧心理”，而是一种“生命之灵魂进入荣耀圣神的虔信的意向体验形式”，这也是《金蔷薇》全书的精神写照和魅力所在。至于作者名字的译法不同，无伤大雅，我们知道是指同一位作家，就可以了。高海涛译本作者名字的翻译沿用了戴骢先生的译法，并举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被许多读者简称为“帕斯”，帕乌斯托夫斯基或也可以被简称为“帕乌”，此称谓亲近与敬仰兼而有之，别有意趣。

　　“金蔷薇”的象征寓意凝聚在首篇《珍贵的尘土》一文。一个叫夏米的巴黎老兵，战乱期间受到嘱托，把团长8岁的女儿苏珊娜带回法国看护，小女孩总是郁郁寡欢，曾说“要是有人送给我一朵管幸运的金蔷薇就好了”，夏米深深记住了这句话。小女孩后来被接到里昂，断了音讯，清洁工夏米每日搜集首饰作坊的尘土，从里面筛出细碎的金屑，日积月累，终于打造出一朵金蔷薇，期待有机会亲手送给想象中已长成大姑娘的苏珊娜，却听说她已于一年前赴美，此生不可能再见。年老的夏米孤独离世，人们发现死者生前脏兮兮的枕头下面，一直藏着那朵金蔷薇。帕乌将故事引申至一种文学写作的境界：“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说出的字眼和顾盼的眼神，每一个或深思熟虑或轻率肤浅的想法，每一次不易察觉的心跳，还有诸如白杨树飘落的花絮，夜间映在水洼上的星光——都无一不是尘土中金粉的微粒。”帕乌强调的是，作家需专注于从日常生活的“尘土”汲取养分，一步步将其提炼为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对“美”的信仰，对“诗意现实主义”的永恒追求。

　　对于《金蔷薇》的归类，文学界说法不一，帕乌本人称其为中篇小说，也有评论家将其归为“人文科学小说”，或探究作家写作奥秘的随笔集。全书既思辨又感性，不是用专业术语写成的创作指南，而是以一个艺术家的审美眼光，对作家的劳动过程予以透视和描述，并不断引出相关话题。全书共19篇，并无情节上的依存性和连续性，却并不显结构松散、内容庞杂，这是因为有一条红线似磁石一般贯穿全书，有序突破了文体藩篱，兼有散文的韵味，短小说的风貌，情感克制内敛，句子长短错落，标识度明显，给人以浓郁的阅读享受。

　　很显然，翻译《金蔷薇》对译者的写作功底是个挑战。高海涛先生称帕乌为“少有的风格大师”，其笔下的文字如诗如画，意蕴深永，包括语言质地、色调、语感、节奏、氛围和气息。在《金蔷薇与勿忘我——译后记》中，他以诗意笔墨，道出了妙不可言的意外发现和复杂感受，“忧伤中有温润，低调中有明朗，就如同列维坦那些描绘秋天的画，虽然主调是秋天，但在丛林的边角上，或水面的光影中，总会显露出某种怯生生的春意，淡淡几抹，风致毕现，恰如小提琴的颤音，美得让人心疼”。帕乌写到旅途中遇见一位画家，衣衫肥大，其貌不扬，内心却有令人称奇的审美洞察力，那位画家告诉帕乌，“冬天，我就到列宁格勒的芬兰湾去，您知道吗？那里有全俄国最好看的霜……”高海涛先生赞叹：“这个观察是令人惊羡的，如果连霜也能分出美之品第，那该需要怎样深邃的目光和细致的心灵！”

　　帕乌一生行迹颇多辗转，先后在基辅大学和莫斯科大学读过自然历史与法律专业，假期做家庭教师贴补费用，后因“一战”爆发辍学，在民间底层当过电车司机、工人，并有服役于红军的经历。复员后的主要身份是记者、编辑与作家，还曾在高尔基文学院长期任教，高海涛先生对此深为感慨：“正因为帕乌斯托夫斯基曾为人师表，他对文学的思考才会这般优美动人，高尚、纯洁、羞涩、虔敬，满含对年轻作家的爱与知，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每一篇都像春雨般晶莹剔透，也像秋野般宁静高远。”

　　帕乌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呼声极高的是1965年，那次诺奖得主是他的同胞，《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这意味着帕乌的魅力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俄语世界。美籍德裔好莱坞影星玛琳·黛德丽，曾主演过《爱的悲剧》《蓝天使》等多部影片，还曾被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据报道，那次诺奖之前的1964年，她曾赴莫斯科拜见帕乌，出现了令人惊叹的一幕，她手捧英文版《金蔷薇》，见到时年72岁的帕乌，单膝跪地并亲吻了老人的手。这种跨越国度、语言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鸿沟的历史性一吻，被岁月的镜头记录下来，成为佳话，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