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

　　讲故事,说道理,是诸子百家以来的文化传统。

　　古来,文史哲不分家。故事,在《诗经》《楚辞》中,在《孟子》《荀子》中,在《左传》《史记》中皆有。

　　战国以来,历史故事大为流行,成为一种共用的资料库。诸子游说王公贵人时,常常将历史故事作为助兴的谈资,穿插在高谈阔论中。

　　《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诸子之别家。太史公著史,选用各种故事写入书中,让历史活起来。因为历史故事的加入,编年记事的骨干有了血肉,历史事件的躯体有了魂魄。可以说,自《史记》以来,将历史故事作为史料,选编到史书中,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之一。这个传统,从时间上纵观,可以追溯到《左传》,从空间上横看,希罗多德的《历史》,几乎就是故事连篇。所以说,将历史故事写入史书中,是古今中外历史学的传统。

　　不过,历史故事,往往在说教中变味,在引用中变形,在流传中失真。如何鉴别史书中各种历史故事的真假虚实,成了当代历史学的课题,当代历史学家的分析思辨能力,将由此经受考验。

　　我在考察秦始皇的历史时,注意到一个问题。司马迁编撰《秦始皇本纪》,大致使用了四种史料,一是秦国政府的官方文书,二是王侯世系资料,三是诏令奏书和石刻碑文,四是历史故事。四种史料中,历史故事信用度最低,需要重新进行年代的排列和可信度的鉴别。

　　比如,焚书坑儒,是见于《秦始皇本纪》的合成记事。焚书,基于秦国的法令,相当可靠。坑儒,基于历史故事,是三重伪造的历史故事。又比如,尉缭子说秦王,是张冠李戴,将顿弱说秦王的故事,套在尉缭子头上,再添油加醋。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我提出一个课题:新编《秦始皇本纪》,重写秦始皇的历史。课题的主要工作,就是一一清理《秦始皇本纪》中的历史故事。

　　秦始皇派遣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是秦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事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军攻击匈奴的记事,基于秦国政府的官方文书,相当可靠。秦军为什么要攻击匈奴,《秦始皇本纪》却归因于一个历史故事:“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这个历史故事,包含方士谶言、鬼神图录,信用度很低,是需要重新鉴别的故事之一。

　　近来,张诗坪著《逐鹿:神话与寓言背后的秦亡汉兴》一书,对这个故事做了初步的清理。他认为这个故事更像是一个寓言故事。他进一步提出,北伐匈奴,是秦政府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在秦始皇几次大范围巡游中,有两次都可以看作是为这次北伐做准备。一次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第一次巡游天下,到陇西、北地。另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第四次巡游,经过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云中诸郡,视察了几乎整个北部边疆。这种解释,比起“亡秦者胡也”的寓言故事,更具合理性。

　　我曾经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推想。《史记》是史著而不是史料,是历史学家司马迁根据他所掌握的史料,推想他所没有经历过的历史(史真)写成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推而广之,今天的历史学家,有必要认清史真、史料、史著的关系,与古代的历史学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解构传世的史书,重新书写消失了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