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上旬,市场最紧盯的变量从股市情绪转向了利率水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冲到4.25%附近,引发全球债券和外汇市场同步紧张。
与此同时,彭博社披露一则消息,称中国监管层对部分银行提出了控制新增美债敞口、逐步降低持仓的口头指导,两条信息叠加,直接推高了市场对美债供需、美元资产安全性和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讨论热度。
4.25%这个收益率水平本身就是一个强信号,10年期国债是全球定价的核心锚之一,房贷利率、企业融资、美元汇率预期、跨国资本流动都围绕它展开。
收益率快速上行通常意味着国债价格下跌,买家需要更高回报才愿意接盘,收益率越高,美国政府再融资成本越高,财政利息支出也会跟着上升。
市场最担心的不是某一天的波动,而是高利率持续时间变长后,财政压力会把金融系统的脆弱点进一步放大。
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银行体系减少美债持仓的报道被市场放大解读,原因很现实,美债市场的稳定依赖持续的边际买盘,尤其依赖体量大、交易纪律强、持仓期限长的机构买家。
一旦外界判断某类重要买家减少配置,哪怕是“新增变慢”和“逐步减持”,也会影响供需预期,进而触发再定价,债市的再定价往往比股市更直接,因为它会把风险用利率的方式写进每一笔融资成本里。
更关键的一点是,这次讨论的主体不只是官方外汇储备,而是商业银行持有的美元债券敞口,过去很多变化发生在外汇储备层面,市场会把它理解成长期资产配置调整,节奏相对可控。
银行体系的动作更贴近金融稳定监管逻辑,目标通常是降低资产负债表的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银行体系如果开始主动压缩某类海外债券敞口,信号会更强,因为它意味着风险评估发生了变化。
从数据层面看,中国持有美债的规模相比峰值已经明显下降,公开统计显示,中国官方持有的美债从高位逐步回落至约6826亿美元,接近2008年以来较低水平。
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背后原因包括外汇储备结构优化、对冲汇率波动需求变化、对外资产安全性考量上升等。
银行体系方面,外汇局披露过银行业持有美元债券规模在较高水平,例如截至去年9月约2980亿美元,银行的海外债券配置如果不做动态管理,在高利率环境下会面临更明显的市值波动与账面损失压力。
美债的风险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利率风险是最直观的,美联储加息周期会压低存量债券价格,久期越长,价格波动越大。
信用风险通常被认为较低,但当财政赤字扩大、债务上限争斗反复出现、政治不确定性上升时,市场会开始讨论极端情景的尾部风险。
同时流动性风险也不能忽视,压力时刻的卖盘集中会带来价格跳跃,部分机构会遭遇保证金追加、资产折价融资困难等问题,硅谷银行和瑞信事件已经让全球监管更重视资产久期错配和利率冲击下的流动性链条。
因此,监管层要求银行控制新增美债敞口并逐步降低持仓,可以理解为风险管理动作,目标是减少利率波动对银行资产端的冲击,降低潜在亏损扩散到金融系统的可能性,也是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时提升资产可控性。
银行持仓结构越稳健,系统性风险越可控,这类调整通常不会用“突然清仓”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限制新增、择机降低、优化期限结构、提高资产多元化实现,避免对市场造成过度冲击,也避免自身因集中抛售形成更大损失。
市场之所以紧张,是因为全球资金正在经历再配置,近几年多个国家的央行持续增持黄金,黄金购买量维持高位,同时美元资产的相对占比出现调整。
背后动因包括地缘冲突频发、金融制裁工具化、跨境结算安全性被重新评估、通胀长期化和财政赤字扩张。
黄金的特点是没有对手方信用风险,能够在极端情况下提供更高的资产确定性,多国同时增持黄金,说明这种安全偏好具有广泛性,不是单一国家的短期情绪。
从宏观结构看,美国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利息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逐步上升,高利率环境会加速这一过程,债务滚动依赖市场持续接盘,接盘意愿又取决于收益率水平和信用预期。
一旦买家结构发生变化,或者市场开始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收益率就会抬升,财政负担就会增加,这个循环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会一天结束,但趋势会通过利率水平逐步体现出来。
在国际金融体系里,美元资产的吸引力除了收益率,还取决于规则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若外部环境让更多经济体担心资产被冻结、结算被限制、金融通道被政治化,储备和金融资产配置就会更倾向多元化。
多元化并不等于抛弃美元,而是降低单一风险源的占比,资产配置从集中走向分散,本质上是风险管理逻辑的自然结果。
减少美债依赖的同时,常见替代方向包括提高黄金储备占比、增加其他主要货币资产、加大对实体资产和真实贸易结算的支持力度,推动本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比例上升。
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提升金融安全边际,让关键资产更可控,让外部冲击不至于通过金融通道迅速传导到国内。
这轮市场波动带来的现实结论很明确,美债不再被所有资金无条件视为“绝对安全资产”,而是越来越被放进“收益与风险重新计算”的框架。
收益率上行会吸引部分资金,但高收益也反映了市场要求更高补偿,监管引导银行降低美债敞口,属于在高不确定环境下的稳健安排,既是对利率风险的回应,也是对外部金融环境变化的预判。
全球资金如果继续沿着多元化方向调整,美元资产的定价优势会更依赖自身财政纪律、经济基本面和政策可信度来维持,信心的变化往往发生得很慢,但一旦形成趋势,就会通过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持续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