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弘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月25日公开表示赞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的相关表态。卡尼呼吁中等强国应加强协调合作、避免在大国博弈中被动选边，以维护自身战略空间。阿尔巴尼斯的公开支持，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即便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澳大利亚也开始意识到，在单边主义盛行、秩序动摇的背景下，盲目依附大国并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与地位。

从更广阔的国际视角看，围绕“中等强国”角色的反思，正成为一批国家的共同议题。在美国不断强化单边主义、频繁对盟友施压的背景下，即便是长期被视为“模范盟友”的国家，也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国际处境和政策空间。对澳大利亚而言，这种反思并非抽象的理论讨论，而是现实压力下的必然反应：当美国的战略优先级日益服务于自身国内政治与全球霸权竞争时，盟友的利益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所谓“共同价值”和“规则秩序”也随之被高度工具化。卡尼的判断点出了一个现实：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并不必然等同于安全与地位的保障。

然而，就在这种集体反思逐渐成为趋势之际，澳大利亚国内却仍存在一些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论调。近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站刊发的一篇文章声称，中国是阻碍澳大利亚成为“真正中等强国”的主要障碍，认为澳大利亚在面对中国时“过于妥协”“缺乏反制手段”，在国际舞台上显得不够强硬。这一论调看似是在为澳大利亚的战略困境寻找答案，实则是典型的地缘政治谬误和意识形态化叙事的产物。把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问题荒谬地归结为“中国因素”，不仅逻辑混乱，而且在根本上颠倒了因果关系。

所谓“中等强国”，其核心特征并不是对某个国家表现得多么强硬，而是在复杂的大国博弈中保持战略自主，通过独立判断与灵活外交维护自身利益。真正成功的中等强国，往往能够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在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实现多元布局。然而，这篇文章却把“对中国更强硬”直接等同于“更像中等强国”，仿佛只要澳大利亚在对华问题上采取更激进姿态，就能自动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这种逻辑本身就暴露出澳大利亚战略界一部分人长期存在的一个深层误区：把是否符合美国的战略偏好，当作衡量澳大利亚外交成功与否的标准，而不是以澳大利亚自身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从冷静的战略分析来看，阻碍澳大利亚成为真正中等强国的，恰恰不是中国的存在，而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对美国战略的结构性依附。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在安全政策上始终深度依赖美国，其战略空间一步步被锁定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框架之中。当澳大利亚在重大外交与安全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华盛顿会怎么看”，而不是“堪培拉真正需要什么”，它就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强国。

更需要指出的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中等强国，应当具备在大国之间斡旋协调、推动多边合作、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而不是盲目充当某一大国的战略附庸。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中国因素”视为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受阻根源”的声音，显得尤为格格不入。它无视美国强权政治回潮对盟友战略自主空间的真实挤压，反而试图通过制造对外对抗，掩盖澳大利亚自身的战略依附问题。这种思路并非面向未来的理性反思，而是对冷战思维和阵营政治的路径依赖，客观上站到了当前中等强国集体反思潮流的对立面。

澳大利亚若要成为真正的中等强国，就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国家利益结构，构建更加独立、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把对华强硬当作衡量战略成功的唯一标准。在全球权力结构加速调整、强权政治回归的背景下，中等强国面临的真正考验，不是“是否足够强硬”，而是“能否保持清醒”。

加拿大的讨论、澳大利亚内部的反思，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战略自主不是口号，而是生存能力。如果澳大利亚继续沉迷于将自身困境外包为“中国问题”，而回避对美国结构性依附的反思，那么它不仅无法成为成熟的中等强国，反而可能在强权政治的回潮中进一步丧失自身的政策空间与国际信誉。（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