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心语】

　　作者：尚永琪（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诗人约翰·济慈说：“地球是生长灵魂的河谷！”我想他说的，不仅仅是人的灵魂，而应该是万物生灵之魂，包括动物与植物。托马斯·爱尔森指出：“动物成为人类话语中最常用的符号。动物的体能一直作为人类能力的衡量标准，动物的名称与形象被用于表达政治概念，动物还多次在横幅、旗帜、徽章和纹章上作为团结的象征出现。”（托马斯·爱尔森：《欧亚皇家狩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4页）显而易见，当我们今天从历史学的视域考察动物史研究之时，就必须区别于自然科学家对动物驯化、培育、演化、分布等进行的自然历史研究，而在研究范畴、意义与方法论等方面作深度思考。

　　人文社会科学语境下历史学的“动物史研究”，显然不是现代动物学范畴内对动物进化、培育的历史过程做自然科学的梳理，其内涵应是“动物参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关研究，主要研究重点是动物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史。古代中国文化中人与动物有着广泛的人文关系，在人和物、人和神、人和人等关系中，动物交织于其间，动物既是人类社会的生存资源和动力来源，也是沟通人神的亲缘中介，更是宣示社会秩序的重要符号象征——在古代社会，不但人类的大多生活用品来自动物的身体或劳力，人类赖以建立等级社会秩序的象征物也多以动物为依托，王冠上的鹰隼、袍服上的龙纹、旗帜上的熊貔、兵符上的老虎、衙署前的狮子、佛寺中的鹿、道观中的鹤，等等，无一不是辅助人类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符号资源。

　　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说，当自然科学解析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内在奥秘时，人文科学则更侧重于解析自然生灵交互影响的文化结构。人与动物的生存与互助，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领地，当基本的驯化完成之后，古人对于动物界的关注，远远高于工业化后的人类社会。在现代工业技术的计时工具、运输工具、生产体系、预警机制等建立之前，人类的生活节奏高度依赖不同动物的本能机制，所谓“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其实就是古代农业社会生活时间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微观象征。

　　随着工业文明的梯次展开与深入发展，在游牧时代和农业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动物，逐渐退出传统农牧社会的“劳动力领域”、退出“神灵领域”、退出“时间领域”，甚至在“生命价值领域”也逐渐被忽视。而现代社会对“动物蛋白”的摄取、对“宠物动物”的关爱，恰恰容易使我们忽略动物作为“生命”与人类生命的同质性。当然，如今人类所倡导的动物伦理并非古代的思想意识，但也并不是天然的现代概念。自人类脱离出自然的动物群体的时代起，对于自身与动物的伦理认知，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命题。无论是蒙昧的人神二元世界，还是目标清晰的物我依存现实，都时刻提醒着人类，动物之于人类生活，不仅是口腹、动力与无条件的予取予求，它们在自然万物中处于关键性位置，而这正是动物伦理存在的必然前提。从生命的意义上而言，动物和人一样都是生命的主体。我们既要从现有的法律和社会机制中找到改善动物权利的途径，又要从累积发展的伦理和历史人文资源中吸收尊重生命的丰富智慧。

　　2017年的一项研究所调查的177种哺乳动物中，有近一半的物种在1900—2015年失去了80%以上的栖息区。（朱莉娅·阿德尼·托马斯、马克·威廉斯、简·扎拉希维茨：《人类世：多学科交叉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14~115页）严峻的情势无数次提醒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需要真正在尊重生命的基础上尊重自然。庄子所谓“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的亘古深思；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千古感叹，应该成为当代人类敬畏自然、融入万物生命韵律的底色情怀，更应该成为我们践行《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言“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之深刻文明背景。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信人文社会秩序与自然宇宙运行应相互感通，宇宙自然现象与世间法律制度在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相互联系。法律秩序借助自然天运，天道运行阐释法律秩序，体现一种源于天道的人文秩序精神。在此过程中，动物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此，古圣先贤有着自己深刻的认识。《礼记》中关于动物伦理权利的论述，将人伦与动物伦理并列来理解。孔夫子所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中所内含的就是我们的社会秩序、伦理制度之建立或人类文明成立的动物助力认知。

　　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动物研究主题，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此类问题的一个参照。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动物研究中心专门列出“动物研究参考书目”，将所见的研究成果分为14个主题，包括动物驯化、作为娱乐体育和景观的动物、作为伴侣的动物、作为符号的动物、科学教育和医疗中的动物、历史上的动物、作为食物的动物、文学艺术和流行文化中的动物、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中的动物、宗教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动物等。由此可见，动物文化史所开启的，正是一场人与动物、动物与自然、自然与人文相互激荡的灵魂探索之旅。我们的目光、笔触与思虑，应该穿越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共生之地、探寻历史长河同自然生态的交汇之所。由自然实体的动物之活泼生长，到人类赋予动物多样的人文意蕴，体现的是人类对潜在感触和感情的开发、培养、交流、再现。自然界的生灵万物，在人文法则提炼、伦理制度构建、社会秩序奠定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启示与帮助。

　　古代中国的动物知识与文献记载，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丰富多彩的知识体系，它镶嵌在字书、地理、博物、志怪、礼制、舆服、宗教、医药、农学等各类知识文本之中。不同来源的知识体系，其关注角度当然有差异，因而知识的指向性和内涵也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古代的动物知识，不仅包括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具有自然学科意义的动物学知识，更是平行于自然科学的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具有多重人文内涵和社会功用。古代中国对自然世界的认知、人文伦理的比定、政治观念的展开、社会阶序的象征、族群认同的凝聚、文学艺术的创作、国家制度的构建等，都同动物知识体系所提供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支撑密切相关。

　　显然，历史学并不是人类全部过往的流水账，它是站在历史制高点奔向光明未来的超越性叙事。这就决定了，历史学视野中对动物文化史研究的叙事，当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动物保护”的表层言说之中。现代社会的人类，在伦理上对动物权利的认知、在情感上对动物感受的体会，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保护动物”的一般性倡导，而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命共振境界。2018年9月1日，国家标准《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正式实施，对于实验动物的“伦理审查”和“仁慈终点”，标志着人与动物伦理关系中的新认识、新知识和新规范。这个文件明确规定了实验动物的“五项自由”，即免于饥渴的自由、免于不适的自由、免于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表达主要天性的自由、免于恐惧和焦虑的自由——这亦帮助我们拨云见日，人文视野下的动物保护不再仅是哲学问题，而更多进入到行动与实践层面。

　　AI技术的发展促使人类更多进行关于“何以为人”的思考，也使我们深思人类与万物血脉相连的关系。庄子有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类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已经习惯于以“人”的角度来看待万物。而今天，用成千上万年时间构筑了“社会身份”的人类，有必要也有足够的智慧，去思考“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由此，人类历史书写的视野就不能仅停留在狭隘的天井里，一个万物关联的世界叙事最终将有利于人类及其生存环境中的全部事物。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6日 14版）

[ 责编：任子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