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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丨崔文静

　　编辑丨包芳鸣 曾静娇

　　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制度迎来系统性升级。

　　2月27日，证监会正式发布《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作为2023年《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私募条例》）发布后首部配套出台的行政规章，这部共七章四十四条的规则，从信息披露责任体系、穿透披露要求、差异化安排、外部监督到处罚力度进行全面重构，提升22.4万亿元私募市场的透明度。

　　截至2026年1月末，全国私募基金管理人1.9万家，管理基金数量13.9万只，管理资金规模22.4万亿元。

　　《办法》在坚持私募基金“非公开披露”底线的前提下，首次以行政规章形式明确了信息披露具体要求。同时，针对不同基金类型设置差异化披露频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须按季披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按半年披露，创业投资基金则仅需年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布的《办法》只是《私募条例》系列配套规则的第一步。目前，证监会正在指导基金业协会同步制定配套实施细则。同时，后续监管还将针对私募基金的机构主体、投资运作、监督约束等制定系列配套措施。

　　责任图谱重构：

　　从“软约束”到“硬规矩”

　　此次《办法》出台，是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时隔10年的系统性升级。此前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的主要依据是2016年基金业协会发布的自律规则和2014年《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的原则性条款。

　　相较于此前规定，《办法》的最大突破在于将信息披露要求提升至行政规章层级，全面压实各市场主体责任。

　　首先，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要求其以投资者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这意味着，管理人不能因委托私募基金销售机构披露信息而免除自身责任。

　　其次，首次在行政规章层面界定托管人、销售机构、其他服务机构及相关关联方的责任。

　　托管人不仅需披露基金托管协议、出具托管人报告，还要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财务信息进行复核审查；发现管理人涉嫌侵占挪用财产或失联时，须及时向监管报告。

　　销售机构则被要求“不得篡改管理人提供的信息”，堵住了销售环节可能的信息失真漏洞。

　　此外，管理人的股东、合伙人、实控人也被纳入责任体系，须主动配合披露相关事项，不得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托管人被进一步赋予了“监督制约”责任；过去销售机构可能为促成交易而选择性披露，现在有了明确的禁止性红线。这种系统性的责任划分，让信息披露不再是管理人一家的“独角戏”，而是多方制衡的“大合唱”。

　　穿透+差异：

　　让投资者“看得清”，让披露“量体裁衣”

　　对于投资者而言，新规最直观的变化是“能看到的东西更多了，也更能看懂了”。《办法》首次以行政规章形式确立穿透披露原则，直击嵌套投资中“看不透、摸不清”的痛点。

　　根据规定，私募基金投向其他私募基金、资管产品或通过特殊目的载体投资的，在披露投资资产情况时，必须披露投资路径以及穿透后的投资资产情况。

　　这意味着，过去通过多层嵌套掩盖最终投向的做法将无所遁形——投资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投的钱的最终流向。

　　同时，《办法》强化了风险揭示的针对性。对于设计复杂、风险较高的基金，要求以“显著、清晰的方式”揭示投资运作风险；对于关联交易、衍生品投资、跨境投资等特殊情形，也提出了更多的披露要求。

　　此次《办法》的一大特点是：明确私募基金强制披露原则，并且考虑到私募基金类型多样、运作特征迥异，实施差异化的信息披露安排。

　　具体来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需在每季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提交季报，每年结束后四个月内提交年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按半年度披露半年报和年报；创业投资基金更是仅需披露年报，以契合其长期投资的特点。

　　在披露内容上，不同类型基金的“必答题”也各不相同。私募证券基金需重点披露净值、投资资产类别及比例、流动性受限资产等情况；私募股权基金则需披露投资标的名称、金额及比例、投资架构、权属确认等信息。这种“量体裁衣”的设计，既保证了监管底线，又避免了“一刀切”带来的合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还鼓励管理人在底线规则之外进行自主披露。只要不误导投资者、不选择性披露，管理人可根据基金特点自愿增加向全体投资者的披露内容。这为优质管理人提供了展示专业能力的空间，也推动行业形成“披露越多、信任越强”的正向循环。 

　　监督加码：

　　托管审计“站岗”，违规成本“倍增”

　　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不能仅靠管理人的自觉，更需要外部力量的制衡。《办法》在强化托管人职责的同时，也赋予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审计监督。

　　在托管环节，《办法》要求托管人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头寸、证券账目、基金净值等进行复核审查，并及时核查资金划拨情况。一旦发现净值计价错误或重大估值偏离，托管人须提示管理人纠正；若管理人拒不改正，托管人应提示其履行披露义务，并向监管报告。

　　这意味着，进一步压实托管人的监督职责，成为投资者权益的“守门人”。

　　在审计环节，《办法》对需强制审计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主要投向流动性受限资产、衍生品资产、境外资产（直接投资境外标准化资产除外）或投向其他私募基金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须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于私募股权基金，原则上要求全部审计，其中管理规模较大且自然人投资者较多的，同样须由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机构审计。这一安排，让审计机构成为信息披露质量的“把关者”。

　　与外部监督同步升级的，是违法违规成本的显著提高。

　　对于《私募条例》中有明确处罚依据的违规行为，可依据《私募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进行处罚，最高处罚金额可以达到违法所得金额的五倍或者100万元。对于自愿披露违规、未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销售机构等的违法违规行为，则可依据《办法》第三十九条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并最高可处二十万元罚款。

　　规则体系的完善，推动处罚力度和威慑力实现质的飞跃。尤其是针对管理人的股东、实控人，如果其隐瞒信息或指使造假，同样面临行政处罚，打破了以往“罚管理人、不罚背后老板”的局限。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此次发布的《办法》只是私募基金系列监管规则的第一步。目前，证监会正指导基金业协会同步制定配套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信息披露的具体操作要求。与此同时，证监会后续还将针对私募基金的机构主体、投资运作、监督约束等制定系列配套措施。

　　随着《办法》及后续系列配套措施的落地实施，私募基金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