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刘江溡

■提示

《不负桑梓：清代绅商与地方善举》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揭示了清代绅商慈善活动的复杂肌理。作者通过嘉定善堂、佛山书院、海宁水利等六个鲜活案例，生动呈现出这一群体如何将儒家“仁爱”思想与“教化”使命，转化为赈灾、兴学、修桥等具体的地方实践。书中尤为精彩地剖析了慈善背后儒家伦理、地域认同与现实利益的精妙交织，并提出了“善举贡赋化”等创新概念。

《不负桑梓：清代绅商与地方善举》（以下简称《不负桑梓》）一书对清代绅商群体的地方慈善活动进行了深入考察，它通过赈灾、兴学、育婴等具体善举为切入点，勾勒出绅商阶层在地方善举中的实践图景。作者张佩国是历史学者，他将这些善举置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动态框架中分析，揭示出清代地方治理中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互动与协商，阐明了慈善不仅是道德实践，更是社会权力运作与文化秩序建立的重要场域。

儒家伦理对清代绅商慈善活动的影响，是全书的分析重点之一。书中既有具体案例的深入剖析，又有宏观视角的理论建构，为理解清代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视角。作者通过多个案例展示了儒家思想如何具体指导慈善实践。“仁爱”思想是绅商从事慈善活动的核心动机之一。与西方基于宗教的慈善理念不同，清代绅商的善举更多源于儒家“仁者爱人”的理念。

嘉定县善堂的创建者们在记述中频繁引用《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语句，将慈善视为实现个人道德完善与社会和谐统一的途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使绅商将地方慈善视为实践儒家政治理想的基础。佛山镇的绅商通过主导书院、社学，掌控儒家教化与科举资源，并巩固其在地方社会的权威。从面向土著的崇正社学到面向侨寓人士的田心书院，二者的此消彼长也反映了不同绅商群体在地方教育领域影响力的变化。“义利之辨”在绅商慈善活动中呈现出复杂面向。作者没有简单地将绅商善举归为纯粹的道德行为，而是揭示了其中儒家伦理与现实利益的交织。例如在海宁州水利工程中，地方绅商的捐赠既出于保障乡土安全的“大义”，也包含了保护自身土地财产的“实利”。

兴学是书中分析尤为深入的案例，生动展示了儒家伦理如何通过具体善举转化为社会影响力。在清代佛山，教育机构成为不同地方势力竞逐影响力的重要场域。士绅阶层通过主导书院、社学，不仅传播儒家教化，而且实际掌控了科举资源，从而巩固其权威。庙产常成为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其支配权之争体现了地方权力的博弈。各方力量的合作与竞争，共同塑造了佛山地方教育乃至社会权力的变迁格局。绅商兴学活动中的“教化”使命，体现了儒家“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通过教育，绅商不仅传播知识，更在塑造地方社会的文化秩序与价值观。这种以慈善为载体的教化活动，使绅商在地方社会中获得了道德权威与文化领导地位。

《不负桑梓》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善举贡赋化”“绅权的二重支配”等创新性学术概念。这些概念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清代慈善活动的本质。作者受到“二重生产方式”理论的启发，将贡赋制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互融合作为分析框架。这一视角超越了将慈善简单地视为道德行为的传统理解。作者特别强调“历史本体论”的解释方法，试图寻找一个系统性的、本质性的、整体性的历史动力学解释。这一方法论立场使研究不仅停留在经验描述层面，更深入探讨了慈善实践背后的深层社会机制。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不负桑梓》在可读性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可读性作为从读者角度出发衡量文本难度的指标，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考虑。书中通过生动的案例叙事，将抽象的理论分析与具体的人物故事相结合。例如在描述佛山镇的教育慈善时，作者不仅分析制度结构，还呈现了具体绅商个体的动机与行动。这种叙述方式使专业的历史研究能够为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打破了学术著作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隔阂。作者的语言既有学术严谨性，又不失文采飞扬。在对海宁州水利工程的描述中，既精确呈现了工程的技术细节与组织机制，又生动描绘了绅商、官员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场景。这种平衡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努力，使本书成为一部既适合专业研究者，也适合对清代社会史感兴趣的读者的作品。

儒家伦理虽是绅商慈善的重要动力，但现实利益考量同样不可忽视。书中通过多个案例揭示了慈善活动中的复杂利益维度。在嘉定县善堂的运营中，地方绅商通过主导慈善组织，实际上也在增强自身在地方事务中的话语权。慈善成为绅商积累社会资本、扩大社会网络的重要途径。晚清海宁州的水利工程中，绅商的捐款既有助于解决水患问题，也直接保护了自身的农田与商业利益。这种“利他”与“利己”的交织，展现了慈善活动的多维面向。庙产作为办学经费来源的支配权之争，更是直接体现了地方权力的博弈。慈善资源的掌控成为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