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开年以来，世界政治版图持续震荡：乌克兰战争久拖不决，多极化趋势加速显现；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与边界愈发模糊，一方面高举关税大棒与地缘施压，另一方面又对既有秩序表现出明显的“退出”与回撤倾向。

与此同时，欧洲深陷安全与发展“双输多输”的结构性困境，全球南方国家则在制裁、结盟与自主发展之间作出各自判断。一个多极世界正在成形，但相应的规则、共识与公共产品却远未到位，世界正行走在秩序重组的过渡带上。

在观察者网“2026答案秀·思想者春晚”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荣誉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展开对话。在对话下半场，围绕中、美、俄三大国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深入探讨了单极秩序的瓦解、通向多极世界的不同路径，并进一步延伸至欧洲的战争风险、核威慑失灵、技术革命对人类与国家的重塑、亚洲发展模式的稳定性，以及中美在人工智能与能源转型中的战略竞争。

多重视角交织之下，这场讨论不仅呈现了大国博弈的现实张力，也触及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技术、资本与文明深刻变动的时代，人类究竟应当如何共同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

以下为下半部分文字稿，上半部分见链接。

·20年后的世界秩序将由中美俄印主导

张维为：好的，现在我们来谈谈另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三个伟大的国家都有三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而唐纳德·特朗普只尊重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是他的风格。他也尊重强大的国家，这也是他的风格。

现在的情况是：看看乌克兰战争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虽然这个话题确实很有争议，即使是彼此之间，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但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立场是，希望改变当前世界秩序，从单极秩序转向多极秩序。这一立场被几乎所有全球南方国家广泛接受和认同。

因此，就连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也说：俄罗斯正在被西方孤立，而西方正在被世界其他国家孤立。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主要的南方国家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

所以，我把俄罗斯这场有争议的战争描述为一场革命——他们想要推翻单极世界。

而中国的立场则略有不同。中国认为这个体系或者说秩序是个混合体，各方可以趋利避害，并努力减少损失。所以中国是一名改革者：我们想改变这个国际体系，但是通过改革的方式。

而无论是革命者还是改革者，都更倾向于向前看：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新的东西，即一个多极的世界秩序。这是一个广泛的共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或者全球南方。

至于唐纳德·特朗普，我称他为“抛弃者”。他认为这种单极格局代价过高：导致了美国的产业空洞化，甚至发起了这么多的“颜色革命”也代价高昂，而美国并未从中获得多少收益。所以特朗普的美国是“抛弃者”。

面对特朗普频频发出“夺岛”威胁，当地时间1月18日，丹麦士兵抵达格陵兰岛。 IC Photo

但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之间的区别在于：他是向后看的。他回望19世纪，看重那时的重商主义、关税战，以及绑架领导人、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等。

所以，这是今天世界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多极世界，但还没有形成多极的世界秩序。这是我的简短评论。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然后是布雷默博士。

卡拉加诺夫：确实，即便是特朗普政府的成员现在也承认，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多极世界，尽管他们有时会表现得或者试图表现得好像他们仍然是霸权一样。所以，我希望他们在我们（俄罗斯、中国等）的帮助下，能朝着正确的方向行动。那么，什么才是我们心中理想的世界秩序呢？比如说20年后的世界秩序？

首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阻止全世界滑向第三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是，必须阻止欧洲人。因为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来说，或者简单来说，欧洲人就是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正在把世界推向另一场灾难。

在上个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现在正把世界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我希望美国人最终也能理解这一点。我们是在乌克兰作战，但根本不是在与乌克兰作战。乌克兰人不过是炮灰，我们一直在与西方作战，现在我们更多地是在与欧洲作战，就像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我们曾两次给他们以教训，先是在拿破仑战争，然后是二战。

我不希望看到我们将再教训他们一次，因为这一次可能是欧洲的“最后一课”。但我希望，为此我们也需要美国的帮助，如果真是如此，在10到15年后，欧洲将不会出现在谈判桌上。希望他们还能以许多分散小国的形式存活下来。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像一直以来那样，在小范围内相互争斗，但那将是一个与如今完全不同的局面。

我认为美国人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首先他们试图削弱中国、向中国施压；然后，他们试图与欧洲人一起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现在，他们正在从对华施压的路线中后退，希望他们正逐渐走到正确的方向，从与俄罗斯的对抗中后退。

因此，也许在10年内，美国将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我的意思是，美国当然很重要，但中国将是第一经济大国，甚至也会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

然后，我们三个国家加上印度，将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开始为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开明的全球领导力。现在正是需要这样做的时候，因为我们面临许多问题——许多我们甚至不想承认的问题。

其中一个非常简单：气候变化问题。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但几乎没有几个国家付出认真的努力。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很多人甚至不想认真讨论，当然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涉及到我们所有人，甚至是社会主义中国，也存在以利润为导向、追求无止境消费的现象。这开始破坏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即地球。

我们还必须共同面对的第三个问题，是现代技术开始反噬人类本身。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面临人类作为人之本性的退化。我们必须面对这一问题。或许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政府能够为世界提供一个如何将人类从非人化中拯救出来的思路。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欧洲发生的事情。他们是第一个出现这种意识形态的地方：例如性少数群体权益、极端女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这些是反人类的意识形态，它们威胁着我们所有人。

我们希望美国将继续醒悟过来，无论是与特朗普一道，还是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后。而我们（中俄）之间，已经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了。

·中美AI发展战略谁会更成功？

张维为：布雷默博士，你对这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布雷默：正如你所看到的，俄罗斯的关切完全集中在欧洲，在现实中它的全球关切要少得多。在这方面，它对于欧洲是全身心地投入。同时，这种关切更多地通过军事力量来表达。

在军事领域，俄罗斯是世界级的全球大国，但这一地位背后，并没有一个能够持续支持该水平发展的经济体量来支撑。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投资技术，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

因此，当特朗普总统在釜山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时，特朗普谈到了“G2”，他没有谈到“G3”。中国也被越来越多地视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唯一对手，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做到这一点。

这很有趣。中国没有对特朗普的提法作出公开回应，我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我认为中国人正在做的事情，对他们自己来说非常有意义。他们正在思考制定符合其影响力和稳定性的长期政策，不仅是在中国的后院，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

当然，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说，世界已经进入多极秩序。我的意思是，特朗普可以提出“唐罗主义”，美国在整个西半球也拥有完全的军事主导地位。然而，中国却是西半球大多数国家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主要经济贸易伙伴。

说到底，如果你想成为21世纪（而不是19世纪）的全球大国，你需要构建能代表21世纪的全球技术。而现在，我只看到两个国家在规模化地这样做：我看到了中国，我看到了美国。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国家在构建这些技术。

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会依赖其他国家的技术。那么，谁会更成功？谁会最成功？这在多大程度上由国家（政府）决定？在多大程度上由私营公司本身决定？哪些技术领域会取得突破并最获成功？哪些策略会生效？

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策略与美国的有很大不同。美国更多地关注大语言模型和消费者用途；中国人则更多地关注工业与国家安全用途，以及开源性。

美国人专注于成为世界级的，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代表的能源强国；中国人更专注于成为一个“电力国家”，并致力于开发风能、太阳能、核能，以及背后的供应链和电池来为其提供动力。

现在，如果让我伊恩·布雷默打个赌，押注哪一种战略在未来10到20年看起来会更成功，我认为中国的战略似乎更聪明、更具一致性。部分原因是美国经常改变其赌注。当然，美国的情况受政府的影响比较小，更多是由私营部门决定的，这会带来一种效率上的优势。

因此，对于这两国哪一家的策略最终会占优，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将改变未来人类和地球能源的新技术，那么目前实际上只有这两方的筹码可供下注。

尽管苏联曾在许多方面曾是世界级的大国，但在对人力资本和科研的投资方面，今天的俄罗斯只是三十多年前的苏联的一具空壳。我认为这是令俄罗斯政府感到不安和沮丧的原因之一。过去三十多年来，全球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

张维为：好的，现在我们还有五分钟。我想就亚洲是否让世界变得更有希望做一个简短的评论。我认为亚洲可能会给世界带来更多希望，这非常重要。我还记得2024年的慕尼黑安全报告的标题就是“双输多输”。它反映了欧洲处于一种“双输多输状态”：他们失去了和平、发展和繁荣。就是这样。

但实际上，亚洲的情况并非如此。为了便于讨论，我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将亚洲暂时定义局限于中国以及东盟。而中国加东盟的人口是欧洲人口的三倍。

尽管不久前柬埔寨和泰国之间出现了一些小冲突，但四十多年来他们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相处。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新一轮冲突只持续了几天，就平息下去了。现在，柬埔寨和泰国恢复平静，我认为有三个原因。首先，欧洲和亚洲的方法论有很大不同。欧洲的方式是要么是盟友，要么是敌人。这也是北约的哲学，北约的宗旨就是“把美国请进来，把俄罗斯赶出去，把德国压制住”。

但在亚洲，情况完全不同。亚洲的和平有三大支柱。首先是经济发展支柱。我们互相帮助，专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关键——建立共识，大家对此没有重大分歧。

第二是安全支柱。这意味着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大家尽最大努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第三是文明支柱。我们讲东盟智慧、中国智慧、亚洲智慧。即便许多问题上前进两步、后退一步也没关系。我们推进谈判，尽管进展缓慢，但最终会取得更好的结果。

最后你会发现，包括东盟地区和中亚地区——这两个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作“地缘诅咒”的地区——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地缘福祉”。尽管还存在各种问题，但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等，中亚正在成为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桥梁。俄罗斯在中亚问题也作出了贡献，在东南亚问题上也有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整体，东南亚地区成为了发展和繁荣的中心，“向东看”已经是一种全球性趋势。如果你去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他们都在谈论“向东看”。

当然，特朗普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我同意你的看法。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当世界还在争论特朗普或哈里斯谁将成为下一任总统时，我们就预测了特朗普将会获胜。五年前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更有可能发生。

毛主席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我更喜欢美国右派，因为他们对美国的问题持更坦率的态度。但特朗普开出的药方几乎都是错的，具有误导性的。这是我们也希望通过你向我们的美国同行传达的信息。非常感谢。

·“印度未来20年将迎来飞跃式发展”

观众提问：卡拉加诺夫教授，你提到未来最有可能是中、美、俄加上印度四个大国来管理全球事务，你在多大程度上坚信这一预测？我也想问布雷默博士，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卡拉加诺夫：是的，我认为基本上就是这四个国家共同管理。特别是当俄罗斯最终赢得这场战争之后，俄罗斯不会发号施令，而是应该向世界提供领导力。

但是，世界级的领导地位不应当仅仅建立在为世界带来更多财富之上，致富当然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为整个世界提供安全。而排在第二位的则是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这也是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内，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当今世界最糟糕、最危险的趋势之一：人类的退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的发展所导致：人类停止阅读、停止系统性思考。这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我认为除气候问题之外，世界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长期问题。

而中俄美印这四个拥有智力资本、技术资本，甚至军事能力的国家，应该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提供保障。因为在10到20年之后，如果我们能度过当前这段过渡时期，我们将面临真正意义上的大问题——包括气候问题的进一步变化，以及人类思维能力退化的问题。我们已经在欧洲看到了这些问题。欧洲作为世界上曾经的领导者之一，现在正在被一群思想贫瘠、毫无理智的人所操纵。这就是我们都必须面对的威胁。

我认为，张教授您和布雷默教授可能同意我的观点：这才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人类的退化和愚蠢。

张维为：布雷默博士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评论吗？

布雷默：我认为科技绝对是最大的变革变量。我同意人类的退化是一个大问题，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中期的问题。

现在一切都在发生中，而我们可能会在下一个十年间经历巨大变化，我们对权力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我同意，气候变化的问题不会消失，但技术的发展速度会比气候变化问题的恶化快得多。

我想要说的一点是：我们不应该狭隘地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问题，比如印度、俄罗斯、美国、中国。因为当拥有人工智能时，一家公司会突然变得更加重要和强大；当个人掌握这些技术时，他们也会变得更加重要和强大。

我不确定世界会如何变化，所以在思考国际关系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仅关注这些大国政府在争夺全球影响力，并把这视作讨论的原则和唯一需要关注的事情。我认为未来的世界看上去会非常不同，会变得更加复杂、混乱。十年后，我们谈论的将不仅仅是政府的角色。

卡拉加诺夫：但我想补充一点。四五十年前，我们在美国的老朋友，如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等人曾经预测，政府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而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着成为科技乐观主义者，认为社会进步将由技术发展驱动。

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首次出版于1984年，被视作国际关系学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

但我认为，社会发展应该由我们人类自己主导。为此，我们必须发展自身和年轻一代人，使他们不会被技术所束缚，而是被高尚的人类精神所引领。

现场提问：我对布雷默先生和卡拉加诺夫先生有一个问题。在莫迪总理的统治之下，印度成为了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国家。印度希望成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角色。所以我的问题是：印度会发展到什么水平？它是否会取代俄罗斯乃至美国的角色？谢谢。

卡拉加诺夫：我认为印度在未来20年将迎来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它复兴了其深层文化。印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起源之一。但为了实现这一飞跃，他们必须调整自身的政府结构。印度政府有时有点过于混乱，但莫迪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是第一点。

其次，我认为像印度、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以及最终在美国的帮助和参与下，我们应该开始构建新的核威慑理念的基础，以防止战争滑向无休止的冲突。

现在，我们正经历一个旧的威慑手段不再起作用的时期，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冲突频发。我认为印度拥有追求和平的哲学传统。顺带一提，相比之下，我认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更多地拥有一种带军事色彩的哲学。

我的意思是，过去400年来，中国也成为了一个处于和平中的国家，但为此蒙受了苦难。现在中国正回归到你们应有的位置。而甘地的哲学，或者说和平的哲学，也可以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巨大贡献。而我认为，拥有这一哲学传统的印度，将成为这曲“四重奏”中的主要国家之一。

张维为：布雷默博士，你对印度的前景也很乐观吗？

布雷默：是的，因为印度正在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稳定而建设性的关系。当然，作为美日印澳四方会谈的一员，印度也在与美国发展关系。他们利用这一机制，在许多小国面前把自己塑造成特朗普的传话人。

印度也跟除加拿大之外的整个七国集团保持着良好关系，但这也不太重要了，因为印度与加拿大的关系已经企稳。印度被视为全球南方的领导者。他们在主持二十国集团会议时展现了极强的能力。虽然中国也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但中国实际上是全球南方的主要债权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印度同全球南方的关系非常不同。

由于多种原因，印度与中国的关系长期较为紧张，但两国领导人最近都在努力稳定双边关系。因此，我认为印度在很多方面奉行的是全球性多向合作政策，类似哈萨克斯坦，但其政策相比哈萨克斯坦更加严肃，也更具战略规划，这有助于塑造其国际形象。

除了众所周知的印度-巴基斯坦冲突之外，印度并没有卷入全球范围内的激烈对抗中。大多数国家欢迎莫迪的领导力，欢迎印度的作用。而且，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却已经拥有一位执政长达十多年的强势领导人，这使得印度有能力推进长期而稳定的经济改革。

就在几天前，印度的核能产业和保险业向私人投资开放；他们已经开始改善税收结构，并努力将腐败从体制中清除出去。而许多国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很头痛。

所以，我认为印度的前途非常光明。鉴于以上种种理由，如果印度在2026年实现7%至8%的经济增长，我们不应感到奇怪。

·美俄都应拥抱亚洲的“双赢”理念

现场提问：你好，我有一个关于北极贸易航路的问题。如果货物和物流都向北极航线转移，随着北极地区未来的发展，中俄关系会如何演变？这将如何影响世界？

张维为：我想请布雷默先生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是关于北极贸易路线，以及其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问题。

布雷默：是的。这显然是一个俄罗斯正日益扩大的战略优势。他们是北极大国。我们将越来越多地看到冰盖融化，北极航线是一条更快的运输路线，同时那里还有大量资源有待开发。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北极地区的其他国家大多与美国结盟。例如，加拿大人、欧洲人都与我们美国人结盟。而中国，尽管并不与北极直接相连，也在试图成为一个北极大国。因此，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多地谈论对北极的投资。

现在的局势也导致了一些冲突，比如当前的格陵兰岛问题。格陵兰岛事件看起来很愚蠢，但其背后确实存在一些战略思考。我希望美国、丹麦及其欧洲盟友能够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无法确定，因为特朗普还有三年的总统任期，所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卡拉加诺夫：我对北极的未来相当放心。我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足够多的常识，不要采取好战的态度，尤其是我们的欧洲同行和一些美国同行，不要试图把这种好战态度强加给我们。

原则上来说，俄罗斯将成为北极地区的主导国家。但目前，我们正在考虑建设一套新的南北向通道网络，通过中国将北极与南亚连接起来。这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然，未来我们也将开发西伯利亚的庞大资源。目前，我们的开采仅仅触及了这部分资源的一点点皮毛。在俄罗斯的控制下，我们迟早会邀请一些伙伴，希望也包括美国人，当然包括中国人以及韩国人，去共同开发这些资源。

我们是世界上少数拥有超量淡水资源的国家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个。西伯利亚拥有极其丰富的淡水资源。事实上，北冰洋变暖的原因之一正是经河流入海的淡水不断增加，导致冰层正在融化。但这些水资源可以用于亚洲的发展，也许可以用于生产水资源密集型产品，甚至可以直接加以利用。

而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俄罗斯坚决反对北极地区的再军事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犯下了足够多的愚蠢错误，让许多地区走向再军事化。这本不应该发生。北极地区应该成为一个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区域。

张维为：我想对特朗普对整个格陵兰岛的政策，作一个简短评论。从美国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美国没有人能帮助他变得稍微明智一些呢？

美国在那里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军事基地，美国完全可以在不实际控制这些岛屿的前提下，随心所欲地获得更多基地。所以我不明白，美国为什么更倾向于通过物理上拥有这块地区，来实践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巨大的不满，也打破了美国的盟国关系。欧洲人将深受其害，当然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其次，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文明型国家。我们拥有比特朗普更长远的眼光，在很多方面也比美国看得更远。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世界不总是零和的，世界也不是只有盟友和敌人。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是由朋友和潜在朋友组成的。即便从中国的视角看，菲律宾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但是我们并没有动用武力。我们只是使用了高压水枪，试图给他们一些警告。

从长远来看，中菲关系可能会经历起伏，但最终他们可以为我们的朋友。所以，我希望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能够接受这种“双赢”的理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每天都在践行“双赢”理念。这是中国延续数千年文明的一部分。美国人为什么不理解呢？我们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卡拉加诺夫：是的，正如你所知，多年来我一直在推动俄罗斯转向东方、向东看。现在我谈论的是俄罗斯文明。我想说的是：我正在呼吁俄罗斯拥抱更多亚洲价值观和“双赢”理念，而不是欧洲式的输赢逻辑。

我希望美国也能加入我们，成为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一员，而不是在未来多年里继续扮演一个“欧洲式强权”。尽管美国在文化上更接近欧洲，但它依然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现场提问：我是一个半导体行业的从业者。过去十年我们观察到，市场上流行的技术基本上都不是最新的技术，它们可能会在公布之前被雪藏很久，或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成熟。我们经常发现，每当经济发展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新技术会在市场上涌现。

我刚刚听到布雷默博士反复强调，未来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军事、政治领域的都要大，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似乎也来到了这样的阶段。在人工智能的竞技场里似乎只剩下中国和美国。我的问题是，在人工智能之后，哪项技术会成为世界各国竞赛的主战场？您的预测是什么？

布雷默：我认为，本轮人工智能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已经具有颠覆性意义。它将影响经济的方方面面，也将影响世界的安全态势，它甚至会改变我们对“人类”的定义。

因为人工智能是基于个人数据进行训练的，所以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认真思考，人工智能之后的下一次技术变革会是什么。

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对话。在核技术领域，直到1962年，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几乎要把对方炸毁。美国人和苏联人不得不进行军备控制，建立热线，并展开合作——即便双方对彼此毫无信任。当时的局势极其危险。

作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我们不能等到人工智能领域发生下一次“古巴导弹危机”后才开始行动。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相互接触、相互沟通。但目前，这样的接触尚未真正开始。我认为这是不幸也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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