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战车时代，中原人第一次接触到马时， 就给这种外来动物赋予了不可思议的神秘色彩。后来复杂的殉葬和占卜仪式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并一直向后延续到帝制时代。人们认为，优良的马匹不仅来自域外，更是天马下凡。这意味着繁育马匹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尽管如此，中原人还是开始认真观察这种动物，想要从中有所发现。

中国最早的相马专家是伯乐。尽管他可能是虚构的人物，但传统上一般认为他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后世作家认为相马术的发明者是伯乐，将相马术视为解开良马秘密的钥匙。汉代出土文献中收录的来自伯乐的阐述带有一些神秘色彩：

伯乐所相，君子之马。阴阳受绳，曲直中矩。长颐短颊，乃中参伍。削阴刻阳，纠角有雨。起阳没阴，三骨相辅。方眼深视，五色精明，其状类怒。前有颅首，后有从轨，中有藏宝。得薄与转，马乃少患。信能知一，百节尽关。知一之解，虽多不烦。尺也成，利乃生，气乃并，如月七日在天。

据说，在其他文献中，伯乐曾断言：“腹下阴前，两边生逆毛入腹带者，行千里；一尺者，五百里。”这些说法很奇怪，然而几个世纪以来，类似说法在中国、印度和伊朗的传统相马书中反复出现。现代研究人员调查了马身上的旋毛（图案呈旋涡状的马毛）与左右侧性（左利手和右利手）之间的相关性。他们怀疑有些马有微妙的侧向偏好，如果骑手忽视了这一点，就可能出事。伯乐可能靠经验感觉到了带有某些旋毛的马存在的隐患。

这些阐述当然也反映出，马给人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与其功用同等重要。皇帝的辇车一般由代表吉祥的相同颜色和标记的马匹牵引。也许某些颜色与优秀血统有关。

尽管如此，伯乐的阐述和中国相马术总体上对实际养育良马提供的实用建议很少。几个世纪之中，中国一直在为养育良马而努力。1000多年后，耶稣会的博学之士利玛窦发现情况并没有改变：

中国人军中之马甚多，然皆劣弱无武勇之心，闻草原之马嘶鸣则溃败，故战时几无用处。

事实上，汉语中指代战马的词语“戎马”的字面意思就是“西部的马”，这会让人想到犬戎，也说明马是一个外来物种。但是，即使从西部引进了马匹，这些马匹的后代也比其母马个头小、体力弱，让朝廷种马场的负责人备感惊讶和沮丧。

大约在公元30年，为了提高朝廷种马场的马匹质量，性格粗犷的马援将军通过朝臣向汉光武帝呈上一份极为独特的奏折——一尊铜马（马式，“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当时的奏折大都使用华丽的辞藻，引经据典，比如引用伯乐的名言，而马援的奏折可谓大胆。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还直言不讳地说，那尊铜马胜过了千言万语。他请人转告皇帝：“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臣谨依仪氏，中帛氏口齿，谢氏唇鬐，丁氏身中，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对于这位将军有关良马的执念，朝臣们丝毫不感到惊讶。他本人就姓马，祖先是鼎鼎大名的“马服君”。

虽然马援的铜马已无踪迹可寻，但同时代的一件墓葬出土文物却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将军心目中的理想之马。正如马援所呈递的那尊铜马：它的胸肌和臀部都浑圆有力，左右对称；它的背部和腹部轮廓都是一条直线，没有曲线；它的四肢修长优雅；它的脖子高高昂起，耳朵直立，鼻孔硕大，口吻上方下圆，下颌圆润突出；它的眼睛凸起。只见它一蹄着地，头向一侧昂起，给人一种飞翔的感觉。这尊“马踏飞燕”代表了中原帝王对马的所有要求，但却难以获得。

“马踏飞燕”，2世纪至3世纪

导致中原地区养马一直不成功的因素很多。首先是草料欠佳。汉朝的中心地带，包括现代的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等省，没有马匹生长所需的健康且富含矿物质的牧草，因此即使是一匹16手高的种马的后代，也可能永远无法超过13手高。想要养出高头大马，马的草料中需要含有大量硒和钙，而中国的降雨量很大，会将土壤中的硒和钙冲走，因此牧草中缺乏这两种矿物质。要买到富含营养的紫花苜蓿并不容易。唐代诗人刘禹锡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在北方边疆负责军务的兄长送给他一匹马驹。他承认自己用（普通的）秕草和稗谷喂它。后来，他以很低的价格把那匹马驹卖给了一位懂马的朋友。新主人每天给马喂苜蓿草，经常用清水冲洗马匹身体，除去身上的泥土和汗水，然后擦干。他还每天把马厩打扫得干干净净。刘禹锡充满悔意地说，没过多久，这匹马驹就长成了一匹出类拔萃的马，“上可以献帝闲，次可以鬻千金”。

中原朝廷的马匹也缺乏调教。公元前177年，一位汉朝官员抱怨说：“（匈奴人的马）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马的进化过程意味着它们需要不断运动：在征战中，在马厩里长大、用饲料喂养的马匹的耐力让中原骑兵永远无法与草原骑兵相提并论，中原骑兵也不会像草原骑兵那样勇敢无畏。要保持一流的骑兵坐骑，唯一的办法就是始终将它们用于战争、狩猎和突袭等竞技性很强的活动。只有在不断保持战争状态，中原骑兵才能凭借绝对数量维持优势；而一旦承平日久，中原的士兵和马匹都在安逸中荒废了训练，丧失了斗志，往往遭遇突如其来的惨败。

匈奴的马匹还在意志的比拼中碾压中原的马匹，导致后者心生惧意，落荒而逃。圈养的马在新陈代谢、消化、血液循环甚至心理方面都有缺陷。放养的马比圈养的马更具攻击性，鲜少恐惧。刘禹锡再次发现了自己的错误：

厩枥也，上庳而下蒸……且夫昔之翘陆也，谓将蹄将啮，抵以策，不知其云耳，昔之嘘吸也，谓为疵为疠，投以药石，不知其喷玉耳。

养马知识的匮乏阻碍了中国本土骑术的进步。老百姓还担心，如果他们在养马方面过于成功，养出了最理想的马匹，就会被朝廷的马厩无偿征用，而不是出高价购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养马被老百姓视为畏途。即使朝廷三令五申鼓励民众养马，但与普通百姓付出的成本和精力相比，朝廷的收购价格让人心灰意冷。为了战争来临时挽救自己而养马，与为了抵消赋税而养马，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庞大的汉王朝甚至连马匹的饲料都成问题。甘肃和宁夏是紫花苜蓿等牧草生长的理想地区，而皇帝却希望将这些地区变成粮食产地。事实上，不久之后，朝廷就屈服于民众的压力，将这些土地转为耕地。此外，将上好的草料运往种马场给后勤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与在草原上放养马匹相比，用这种方式喂养马匹的成本很高。与其他定居国一样，维持骑兵的费用让国库不堪重负。当然，战争会进一步增加国库的负担。尽管汉朝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拥有36个种马场的汉朝始终无法为骑兵补充足够的马匹。

中原人很难养出体格强健的骏马，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也是传统上中原人自嘲的一部分。尽管皇帝想要获得大量优良的马匹，但文武官员不得不用各种理由委婉地劝皇帝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对掌握生杀大权的人说真话会带来各种风险。中原人敏锐地意识到马匹对故乡草原的思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刘禹锡有感于一匹马的消瘦和死亡，写了一首挽歌：

风雨孤征，简书之威。俾予弗颠，我马焉依。屑屑其劳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傍，或逾月未尝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长。局蹐顾望兮，顿其锁缰。饮龁日削兮，精耗神伤。寒枥骚骚兮，瘁毛苍凉。路闻躞蹀兮，逸气腾骧。朔云深兮边草远，意欲往兮声不扬。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常。初，元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稽是毛物，岂祖于宛欤。汉之歌曰：“龙为友。”武陵有水曰龙泉，遂归骨于是川。且吊之曰：生于碛礰善驰走，万里南来困丘阜。青菰寒菽非适口，病闻北风犹举首。金台已平骨空朽，投之龙渊从尔友。

在所有定居国中，中国因马资源不足而遭受的损失最大，尽管它将马匹视为政治霸权的来源，并因马匹近乎超自然的雄美而倍加推崇之。因此，中原地区靠草原民族提供优良马匹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后者恰恰是与他们争夺千里草原边疆控制权的入侵者。

马匹因其雄美的体魄和给人们出行带来的便捷性，一直是礼尚往来的草原民族的重要送礼选择。最初，人们并不像战车盛行时代那样买卖马匹，而是通过复杂的礼节互赠马匹。从草原民族与定居民族的早期接触开始，草原人向汉人赠送马匹的习俗就持续了几个世纪，这种礼节实际上是中原国家变相地向敌人采购战略资源。

早在公元前3世纪，日渐强大起来的秦就利用其运转良好的官僚机构，极大地提高了这种交易的系统性和效率。秦朝官员安排定期将草原马匹送到位于后来长城关隘内的检查站。后来，秦朝官员意识到他们只是在与中间商打交道时，就派兵吞并了邻近地区，这样就可以直接从更远的、马匹饲养数量更多的养马民族那里获得马匹。

仿效秦朝的做法，汉朝朝廷继续推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其中包括精心设计的礼品赠送仪式。例如，位于塔里木盆地之中的莎车的国王向汉朝朝廷献马，得到的回赠是战车、黄金、鲜艳的丝绸和刺绣。汉朝朝廷得到的不仅是马匹，还有忠诚。汉朝还适时通过宫廷和亲，将养马部落的首领纳入汉朝的皇家体系。

出使中原的草原使者经常引发暴力和混乱，这也是中原人严格控制马匹供应方的另一个原因。个别马匹饲养人想方设法加入官方贸易使团，令使团的规模变得非常臃肿，人数众多的使团也给中原领土带来了威胁。汉朝在限制官方高层交流方面尤为严格。汉成帝时，在一次外交纠纷之后，一名大臣抱怨道：“（罽宾王阴末赴）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这位大臣怒斥出身低微的人加入使团，反映出他担心贡品的数量会牺牲贡品的质量。后来的编年史记载，尽管中原朝廷一再要求将来访使团人数限制在50人以内，但仍有2000人之众的贸易使团前来。

汉朝朝廷听说双方的这种交流使对方更加富裕，甚至助长了对方的军事野心后，感到十分不安。但现实情况是，汉朝的确依赖于对手提供的战略武器——马匹。养马部落迫切希望能够自由地向长城内供应马匹，这样他们就能准确地了解汉朝骑兵的状况，为攻击计划提供宝贵的军事情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汉朝朝廷一直不愿让草原民族穿越长城进入中原地区。

尽管中原人非常重视草原民族饲养马匹的能力，但也发现他们贪婪成性，总是渴望得到更多的中原产品，如银镜、漆器和丝绸。中原人希望让养马部落沉溺于奢靡的生活，不再来找麻烦，却不了解他们究竟是如何使用这些易于搬运的贵重物品的。

中原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养马部落的首领从中原得到这些东西之后，很快就转送了出去。他们没有囤积财富，因为即使他们想要这样做，也没有地方存放。他们把黄金和丝绸分给草原上更远的部落，以换取他们的政治忠诚。这些首领转送出去的礼物越多，他们的影响力就越大。礼物不仅没有削弱这些首领的好战性，反而使他们更加强大，进而更加黩武。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各个部落之间不会因为畜群产生争端，也不会因为新娘被绑架或牛被偷而引发冲突。如遇战事，首领可以向收过他礼物的盟友寻求军事支援。由于草原部落的首领们调动其他养马部落的能力有限，因此无限制的慷慨之举比暴力手段更有效。一个能从中原获取奢侈品的可汗可以维持一支强大的追随者队伍；不能做到这一点的首领很快就会被抛弃或被其他首领取代。距离中原地区很远的草原墓葬发现了大量中原物品，这是极为分散的养马部落之间结成联盟的标志。正因如此，草原部落对中原的索取越来越多，落下了贪婪的恶名。

养马部落一直想方设法向中原人出售牲畜还有另一个动机。马匹的繁殖会导致马群规模越来越大。养马部落只能食用其中的一部分，因为马的数量增长远超人口的增长。多余的马匹必须卖掉，如果中原人不愿意买，这些马匹就会被用于战争。而战争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原人对马匹的需求，为饲养更多的马匹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朝甚至后来一些朝代一贯思维敏锐又善于观察的中原史学家似乎忽视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在2000年的时间里，草原边疆一带的掠夺和贸易活动夹杂着很多场你来我往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过。

每当中原送出的礼物不够丰富，或采购的马匹数量相对于供应量太少时，养马部落就会发动袭击，要求中原人提供更优厚的条件。中原地区颁布法律禁止购买养马部落的马匹，以惩罚他们的不当行为时，也会引发后者的敌对行动。还有一些时候，养马部落一致拒绝向中原地区出售马匹。管理这些桀骜不驯的邻国让中原统治者不胜烦恼，马匹与礼物、战争与和平的话题不断出现在朝廷大臣的讨论中。中国对草原马匹的依赖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而不断加深。然而，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开与草原部落的自由交易，这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对他们来说，也是危险的后果。第一个草原政权——匈奴由此诞生。

（本文选摘自《马匹与文明的缔造》，[美]戴维·查费茨著，扈喜林译，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