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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险”似乎在成为限制银行承接长期国债的一个因素。落实到具体监管指标上,就是经济价值变动相对一级资本的比例,即ΔEVE/一级资本,目前有一部分银行该指标的水平已经达到监管阈值。但我们认为,虽然这短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扰动,但中长期来看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防风险”并不意味着对指标阈值的生搬硬套。借鉴国际经验并考虑中国实际情况,最根本的“防风险”还是要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要让财政货币政策能随着周期位置灵活调整,货币政策大概率还是要保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而利率也要与经济走势基本一致。从技术原则来讲,ΔEVE的监管要求也可以进行调整,缓解银行承接长债的约束;最后,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还有较大的扩张空间。
“防风险”似乎在成为限制银行承接长期国债的一个因素。过去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大量承接长久期国债。2025年我国政府债净发行约14万亿元,其中10年和更长久期的政府债净发行达12万亿元,银行是重要承接机构。然而,银行负债端的资金久期并没有这么长,主要的存款产品基本都在3年及以下、同业存单都在1年及以下。银行负债久期短于资产久期并不是问题,这本来也是银行经营获利的一种方式,但如果太极端就会出现风险,因此监管往往要求银行要准备与其期限错配程度相适应的资本金水平,也就是说,资本金越充足、往往越有能力拉长资产久期。
落实到具体监管指标上,就是经济价值变动相对一级资本的比例,即ΔEVE/一级资本(以下简称ΔEVE),目前有一部分银行该指标的水平已经达到监管阈值。经济价值变动衡量的是在不同利率冲击情形下,银行可能面对的最大损失[1]。从各上市银行2025年发布的《2024年度第三支柱报告》来看,2024年有四家国有大行、两家股份制银行的ΔEVE高于10%,其中三家国有大行ΔEVE已非常接近15%(图表1)。
图表1:2024年,部分国有大行ΔEVE与一级资本比例接近15%限制
资料来源:各上市银行第三支柱报告,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需要注意的是,从国际经验来看,“防风险”并不意味着对指标阈值的生搬硬套。从全球的实践来看,国际通行的指标红线、历史上制定出的指标红线对于金融监管都有重要的意义,但并非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具体来说:
► 日本对中小银行的利率风险监管考虑到了其经营现实。日本跨国银行从2018年起适用日本金融厅的账簿利率风险监管要求,ΔEVE阈值为15%;日本国内银行(多为中小银行)则从2019年起适用,ΔEVE的分母由一级资本放宽为全部资本,阈值也上调至20%[2]。但即便如此,2019-2024年每年均有日本国内行ΔEVE超出阈值,最多时达到16家(图表2)。这是由于与大型银行相比,日本中小银行对日本国内市场依赖度高、不能开拓海外市场(图表3),利息收入占比高(图表4),经营上选择购买长债是合理的。
图表2:2019-2024年,日本有多家国内银行的ΔEVE与一级资本比例超阈值
资料来源:日兴研究所,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3:日本大型银行海外贷款占比明显高于中小银行
资料来源:日本央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4:相比大银行,日本中小银行对贷款业务的依存度高
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中金公司研究部
► 美国近期主动放宽了对银行补充杠杆率的监管要求,以提高大银行为美债市场做市的能力。2013年,美国根据《巴III》引入补充杠杆率(SLR),即银行一级资本相对表内外总风险敞口的比例,要求大型银行SLR不低于3%,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母公司、子公司SLR则分别不低于5%、6%[3]。学界研究表明,针对G-SIBs较为严苛的SLR限制了这些大型银行为美债回购市场提供流动性的能力[4]。2025年,美联储主动将G-SIBs的SLR要求由5-6%降低至3.5-4.5%[5]。
► 美国事实上基本不对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进行监管。与日本、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不同,美国对《巴III》中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监管标准落地程度非常有限[6]。美联储仅要求银行自行设定并遵循ΔEVE阈值;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虽然要求资产超2500亿美元的银行(约12家[7])完成《巴III》规定的利率风险冲击测试[8],但没有规定统一的测试数据口径,也基本不设定15%的“红线”。
防范风险是金融监管永恒的命题。借鉴国际经验并考虑中国实际,最根本的“防风险”还是要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要让财政货币政策能随着周期位置灵活调整,货币政策大概率还是要保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具体来看:
► 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利率下行过程中都没有真正实施过严格的ΔEVE监管。实际上在1993年,巴塞尔委员会就指出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监管的方向。但如图表6所示,日本、美国、欧洲分别于1999年、2008年、2012年将政策利率降至0%附近,这个过程中没有国家真正实施过ΔEVE的阈值要求。巴塞尔委员于2016年发布《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监管标准》,日本、欧洲分别直至2018年、2019年才落地账簿利率风险监管措施,ΔEVE在日美欧低利率时期并不构成银行购买国债的实际约束。
► 当前我国仍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保障财政的顺利扩张从全局意义上是最根本的防风险举措。我们基于居民通胀预期[9]计算的我国实际利率处于过去10年不低的位置(图表5),当前我国私人部门杠杆、地方债务、房地产库存仍需时间消化,内生需求总体偏弱,财政扩张对调节总需求、保持经济金融大局稳定有较强的必要性,我们预计今年长期政府债供给仍有可能保持高位,货币政策的核心可能仍然是“保持流动性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10]。
图表5:当前我国实际利率并不算低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6:日本、美国、欧洲实行超低利率政策时,《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账簿利率风险(IRRBB)的监管措施尚未生效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从技术上来讲,ΔEVE的监管要求也有一定调整余地。首先,ΔEVE的数值与利率冲击假设大小正相关。《巴III》假设我国平行利率冲击为225bp,高于日本(100bp)、美国(200bp)。根据《巴III》的计算方法,各国利率冲击假设的大小取决于国债收益率的波动,巴塞尔委员会也允许各国酌情调整假设[11]。我们使用与《巴III》相同的数据[12]和方法计算出我国平行利率冲击应在200bp左右,如果去除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国债利率的快速下降,我国平行利率冲击应在150bp左右(图表7)。因此,无论是在利率冲击假设上还是在ΔEVE监管阈值上(参考日本放宽中小银行阈值至20%),我国监管要求都有潜在的调整余地。
图表7:巴塞尔委员会用于计算中国利率冲击的中国国债滚动半年收益率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最后,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还有较大的扩张空间。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央行总资产规模为48.2万亿元,占GDP的比例约34.4%,较历史最高水平(65.1%,2009年9月)低31个百分点(图表8)。1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13],央行明确表示将“灵活开展国债买卖操作,与其他流动性工具一起保持流动性充裕,为政府债顺利发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1月全月央行通过国债买卖净投放1000亿元,已高于去年四季度的均值(400亿元)。
图表8:我国央行扩表有较大空间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1]2016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监管标准》作为《巴塞尔协议III》的一个章节,将银行经济价值的变动与一级资本的比例(ΔEVE/一级资本,以下简称ΔEVE)作为利率风险的监管指标之一(https://www.bis.org/bcbs/publ/d368.htm)。2018年我国原银监会采纳《巴III》建议,将ΔEVE高于15%作为监管机构“予以关注,并开展后续评估”的阈值条件(https://www.nfra.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80885)。
[2]https://www.boj.or.jp/en/research/brp/fsr/fsr190417.htm
[3]https://stcn.com/article/detail/3611355.html
[4]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5/06/Tarullo-ESLR.pdf
[5]https://www.fdic.gov/news/financial-institution-letters/2025/notice-proposed-rulemaking-modifications-enhanced
[6]https://som.yale.edu/story/2023/us-banks-interest-rate-risk-reporting-and-regulation-comparative-context
[7]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lbr/current/
[8]https://som.yale.edu/story/2023/us-banks-interest-rate-risk-reporting-and-regulation-comparative-context
[9]根据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中的“未来物价预期”指数计算
[10]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12/content_7050963.htm
[11]https://www.bis.org/basel_framework/chapter/SRP/31.htm?inforce=20191215
[12]《巴III》使用各国2000-2023年日度国债收益率计算利率冲击。由于我国2002年前的日度国债收益率数据较难获得且质量不高,我们使用2002-2023年期间的国债收益率数据
[13]http://www.scio.gov.cn/live/2026/37841/index.html
本文摘自:2026年2月8日已经发布的《“防风险”会成为利率下行的限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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