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西城区南、北草厂胡同的单一街巷格局，东城区草厂胡同是以“草厂头条”至“草厂十条”为核心，辐射周边薛家湾、芦草园等街巷的庞大胡同群落，是京城唯一一片南北走向的胡同群，更是元明清三代都城变迁的鲜活见证者。这里没有王府井的喧嚣，没有南锣鼓巷的商业化浮躁，只有青灰瓦檐下的烟火气息，和藏在砖缝里、苇草间的千年故事。

漫步在草厂胡同的青石板路上，脚下的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墙根下的野草在春风中轻轻摇曳，恍惚间，仿佛能听见元代的苇草随风作响，明代的织席机声咿呀不绝，清代的会馆人声鼎沸，民国的车马轱辘碾过街巷。这条以“草”为名的胡同，承载的不仅是普通百姓的烟火人生，更是一部浓缩的北京城市发展史。它的名称由来、历史沿革、名人轶事、历史事件与民间传说，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联起一段段尘封的岁月，诉说着老北京的沧桑与温情。

相较于其他老北京胡同，草厂胡同最鲜明的特色，莫过于其与“草”紧密相连的起源、会馆云集的清代盛景，以及贯穿千年的烟火气息。

一、苇草为基，得名溯源——草厂胡同的名称由来与初始印记

老北京的胡同名称，大多直白而有温度，或源于地形地貌，或源于行业作坊，或源于名人居所，草厂胡同便是典型的“行业命名”街巷。但它的得名，并非简单的“草料堆放之地”，而是与元大都的城市建设、明代的手工业发展紧密相关，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都城守护故事。

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开启了北京作为统一多民族王朝都城的历史。元大都的城墙以夯土筑成，高达十余米，周长近三十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都城之一。但夯土城墙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不耐雨水冲刷，每逢雨季，雨水渗透墙体，极易导致城墙坍塌，威胁都城安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元廷想出了“以苇蓑城”的巧妙办法：用芦苇编成席子，层层覆盖在夯土城墙上，如同给城墙穿上一件“蓑衣”，以此抵御雨水侵蚀，保护城墙稳固。因此，元大都又有“蓑衣城”的别称，而这一举措，也催生了对芦苇、柴草的巨大需求。

当时，元大都的城门内外，均设置了专门的草料堆放场所，称为“草帮”，并抽调军队专门负责草料的储存、管理以及城墙的修缮工作，史称“专掌缮理宫城”。这些草料场所，不仅堆放着用于“蓑城”的芦苇，还储备着宫廷御马、军队军马、衙署官马所需的干草，是元大都不可或缺的“后勤保障基地”。而东城区草厂胡同所在的区域，紧邻元大都南城垣（今崇文门至永定门一带），又靠近三里河古河道，水源充足，便于芦苇的晾晒和储存，因此成为元大都重要的草料堆放地之一，当时便有“南城草厂”之称。

《析津志》（元代熊梦祥所著，记录元大都风土人情的重要典籍）中有明确记载：“大都城垣，皆以夯土为之，雨则易颓，故用苇席覆之，岁费苇草无数，南城近河处，设草厂数处，以储苇草，供缮城之用。”这段记载，不仅印证了“以苇蓑城”的史实，也明确了草厂胡同所在区域作为元代草料堆放地的历史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忽必烈下诏在柴市口（今交道口）处决文天祥时，正值严冬，城墙上的苫草已经干枯，大都路都总管府担心愤怒的群众举火烧草、趁机作乱，特意将城上储存的草料移至城下集中保管，进一步强化了南城草厂的储备功能，也让这片区域与“草”的联系更加紧密。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元大都改为北平府。明代初期，朝廷对大都进行了改建，将南城垣向南迁移，草厂胡同所在区域从“城边之地”变成了城内街巷，原本的草料堆放地，逐渐有了居民定居，形成了最初的胡同雏形。此时，虽然“蓑城”不再需要大量芦苇，但北京作为都城，马匹的数量依然庞大，宫廷御马、军队军马以及民间民马的草料需求旺盛，因此这片区域依然保留着草料储存的功能，“草厂”的名称也得以沿用。

更重要的是，明代时，草厂胡同所在区域靠近三里河，水源充沛，土壤肥沃，除了储存草料，还兴起了芦苇种植和织席手工业。当时，这里聚集了大量以织席为业的工匠和作坊，他们利用当地出产的芦苇，编织成各种席子，不仅供应京城百姓的日常生活使用，还作为贡品送入宫廷，成为明代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明会典》记载：“崇文门外草厂一带，有织席作坊数十家，岁纳席千余领，供宫廷之用。”织席业的兴起，让“草”成为这片区域的核心符号，也让“草厂胡同”的名称更加深入人心——这里不仅是草料的储存地，更是芦苇的种植地和织席手工业的聚集地，“草厂”二字，既承载着元代的都城记忆，也镌刻着明代的手工业印记。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清代初期，草厂胡同的草料储存功能依然存在，但随着八旗骑兵的发展，其功能又有了新的延伸。清代借鉴明代“存马于民”导致草料短缺、引发起义的教训，不再实行马户代养官马的制度，而是在长城以外设置多处马场，放养大量军马，同时在京城内部，为八旗各部设置专门的草厂，供应京城内部待命骑兵的草料需求。东城区草厂胡同所在区域，属于正红旗的管辖范围，因此成为正红旗满洲、蒙古、汉军三部的草料供应站之一，继续发挥着“草厂”的核心功能。

清末民初，骑兵逐渐衰落，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开始出现，马匹的数量大幅减少，草料的需求也随之下降，草厂胡同的草料储存功能逐渐废弃，织席业也因新式布料的兴起而逐渐衰落。但“草厂胡同”的名称，却历经数百年风雨，一直沿用至今，成为这片区域最鲜明的历史印记。如今，漫步在草厂胡同，虽然早已看不到成片的芦苇和草料，也听不到织席机的咿呀声，但“草厂”二字，依然能让人联想到它曾经的模样——苇草连天，作坊林立，草料堆积如山，烟火气息浓厚，那是属于草厂胡同最原始、最鲜活的记忆。

老北京以“草厂”为名的街巷不止一处，除了东城区的草厂胡同群，西城区还有南草厂街、北草厂胡同，但两者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本质的区别。西城区的南、北草厂胡同，主要是元代至清代的草料储存地，并未形成大规模的织席业和会馆文化；而东城区的草厂胡同，不仅是元代的草料储存地、明代的织席手工业聚集地，更是清代会馆云集的繁华之地，其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远比西城区的南、北草厂胡同更加深厚。这也是东城区草厂胡同能够成为北京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区，被列入京城重要历史街巷的重要原因。

二、流年变迁，烟火相传——草厂胡同的前世今生与时代印记

草厂胡同的历史，不仅仅是“草”的历史，更是一部贯穿元、明、清、民国、新中国的都城街巷变迁史。从元代的草料堆放地，到明代的织席作坊与居民聚落，再到清代的会馆云集、文人墨客聚集地，民国的市井繁华与风雨飘摇，新中国的改造与复兴，草厂胡同历经千年沧桑，见证了北京这座城市的兴衰起落，也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北京人的烟火人生。它的前世今生，是老北京胡同发展的缩影，更是中国古代都城街巷文化的生动见证。

（一）元代：草萌于城，初露雏形（1271年—1368年）

元代是草厂胡同的“起源期”，此时的这片区域，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胡同，只是元大都南城垣外的一片开阔地，因紧邻三里河，便于芦苇的储存和晾晒，被元廷选为重要的草料堆放地和芦苇加工地。当时，这里没有固定的居民，只有负责管理草料、加工芦苇的士兵和工匠，他们搭建了简易的棚屋，形成了最初的聚居点，这便是草厂胡同的雏形。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大都“南城之外，有草厂、苇场数处，供缮城、饲马之用”，这里的“草厂”，便是东城区草厂胡同的前身。当时，这片区域的核心功能是储存芦苇和草料，每年秋季，芦苇成熟之际，工匠们便会砍伐芦苇，运到这里晾晒、加工，编成苇席，然后运到城墙上覆盖，或运到各个马厩作为草料。每到忙碌时节，这里人声鼎沸，工匠们的号子声、芦苇的加工声、车马的轱辘声交织在一起，成为元大都南城之外最热闹的场景。

除了草料储存和芦苇加工，元代的草厂区域，还是元大都的“后勤保障枢纽”之一。由于靠近南城垣和三里河，这里不仅便于草料的运输，还便于粮食、物资的转运，因此元廷在这里设置了专门的转运站，负责将南方运来的粮食、物资，转运到大都城内。这也让这片区域逐渐成了一个交通便利、人员往来频繁的地方，为后来居民的聚集和胡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元代的草厂区域，还与元大都的宗教文化有着一定的关联。元大德九年（1305年），元成宗敕令修建大天寿万宁寺，规模浩大，其西侧直达今天的鼓楼，是元代重要的皇家寺庙，也是大都城的重要城市标志。万宁寺的修建，让草厂区域的文化内涵得到了提升，也吸引了一些僧人、信徒前来居住，进一步丰富了这片区域的人员构成。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元大都改为北平府，草厂区域的草料储存功能依然保留，但由于都城的迁移（明朝初期定都南京），这里的规模有所缩小，人员也有所减少，逐渐陷入了沉寂。但这段元代的历史，却为草厂胡同埋下了文化的种子，让“草”成为这片区域永恒的符号。

（二）明代：巷陌初成，烟火渐起（1368年—1644年）

明代是草厂胡同的“形成期”，随着北平府的重建和发展，草厂区域逐渐从“草料堆放地”转变为“居民聚落”，形成了最初的胡同街巷，烟火气息也逐渐浓厚起来。明代初期，朱元璋虽然定都南京，但对北平府依然十分重视，派朱棣镇守北平。朱棣登基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对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改造，草厂区域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永乐年间，朱棣对北京的城墙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将元大都的南城垣向南迁移了约一公里，草厂区域从“城边之地”变成了城内街巷，原本的草料堆放地，逐渐被居民房屋所取代。此时，虽然“以苇蓑城”的办法已经不再使用，但草厂区域的芦苇种植和织席业却逐渐兴起，成为这片区域的核心产业。据《北平府志》记载，明代中期，草厂一带“芦苇丛生，织席作坊林立，居民多以织席为业”，当时的草厂区域，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织席手工业集群。

织席业的兴起，吸引了大量来自河北、山东等地的工匠前来谋生，他们在草厂区域搭建房屋，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了一条条狭窄的街巷。这些街巷，大多沿着三里河的走势分布，南北走向，宽窄不一，平均宽度只有1.5米到4.5米，最窄的地方，两辆自行车都难以同时通过。由于这些街巷都与“草厂”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被统称为“草厂胡同”，后来随着居民的增多，逐渐分化出“草厂头条”“草厂二条”……“草厂十条”，形成了今天草厂胡同群的雏形。

明代的草厂胡同，不仅是织席手工业的聚集地，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当时，北京作为都城，吸引了大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前来居住，草厂胡同由于交通便利、物价低廉，成为这些少数民族居民的重要聚居地之一。据史料记载，明代中期，草厂胡同内有回族居民数十户，他们大多以经商、手工业为生，在胡同内开设了茶馆、酒馆、杂货店等，进一步丰富了胡同的烟火气息。

明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为了解决北京城内的排水问题，朝廷开凿了三里河，作为护城河的泄洪渠，三里河从崇文门向东，流经草厂胡同南侧，最终汇入通惠河。三里河的开凿，不仅改善了草厂胡同的水利条件，让芦苇种植和织席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还让这里成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当时的文人墨客，常常来到三里河畔，游览观景，题诗作画，为草厂胡同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朝廷修建了北京外城，三里河的泄洪功能逐渐减弱，加上人口的增长，河道逐渐被填埋，上面盖上了房屋，草厂胡同的街巷格局也逐渐固定下来。此时的草厂胡同，已经成为北京南城一处繁华的街巷，织席作坊、商铺、民居错落有致，人员往来频繁，烟火气息浓厚，成为老北京南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清代：会馆云集，文韵鼎盛（1644年—1912年）

清代是草厂胡同的“鼎盛期”，也是其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时期。随着清朝的建立和北京成为都城，草厂胡同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靠近前门、崇文门，交通便利）和低廉的房价，成为各地举子、官员、商人前来北京的重要落脚点，会馆文化在这里蓬勃兴起，让草厂胡同从一个普通的手工业街巷，变成了一个文人墨客云集、文化气息浓厚的繁华之地。

会馆，是明清时期各地在京城设立的“同乡会”性质的机构，主要用于接待本乡的举子、官员、商人，为他们提供住宿、餐饮、交际等便利，同时也用于联络同乡感情、商议同乡事务。清代初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各地举子纷纷前往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对会馆的需求日益增加，草厂胡同所在的区域，由于靠近科举考场（顺天府贡院，今建国门内大街南侧），成为会馆选址的首选之地。

据清《京师坊巷志稿》（清代朱一新所著，记录北京街巷会馆的重要典籍）记载，草厂胡同群内，会馆林立，仅草厂三条就有南陵会馆、临江会馆、太平会馆；草厂五条有宝庆会馆、仙溪会馆、黄梅会馆；草厂六条有广州会馆、汉阳会馆；草厂七条有麻城会馆、辰沅会馆等，总计有上百家会馆，占原崇文区会馆总数的一半以上，是清代北京会馆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这些会馆，大多由本乡的官员、商人捐资修建，建筑风格各异，既有江南水乡的精致典雅，也有北方民居的古朴厚重，成为草厂胡同最具特色的建筑景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草厂五条27号的宝庆五邑会馆，也就是当年的“邵阳驻京办”。宝庆府（今湖南邵阳）辖邵阳、武冈、新化、新宁、城步五个州县，因此得名“宝庆五邑会馆”。这座会馆始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恰好是邵阳名人魏源诞生的那一年，由一位发了财的宝庆商人捐资修建，最初用于接待进京的宝庆籍举子和商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宝庆籍同乡在京城的重要活动场所。

咸丰、同治年间，随着湘军的崛起，宝庆籍官员、将领在京城的地位日益提高，宝庆五邑会馆也迎来了鼎盛时期。邵阳濂溪书院山长邹学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纂刊的《京都宝庆馆志二卷》中记载，江忠源、刘长佑等宝庆籍湘军将领“戎马匆忙之中，尚能关怀旅京同乡缺乏寄身公庐，嘱托京官增筑房屋，并各捐巨资继续购买地基”。当时，官至广东、广西布政使，有“一代廉吏”之称的新化人游子岱率先响应，带头捐献了西城区羊肉胡同的院子，折合白银1200两，另加现白银600两；前后任两江总督的新宁人刘坤一、隆回人（时为邵阳县）魏光焘各捐白银1300两，其他同乡也纷纷捐资，共募集到大量银两，对宝庆五邑会馆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扩建后的宝庆五邑会馆，占地约1000平方米，由三进大院组成，共有房屋数十间，气势恢宏，布局严谨。会馆大门两旁的塞余板上，镌刻着一副对联：“惟善为宝，则笃其庆。”这副对联引自《楚书》中的“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既巧妙地嵌入了“宝庆”二字，又蕴含着教育同乡“与人为善、以善为宝”的深意，让每一位来到会馆的宝庆籍同乡，都能感受到家乡的温暖。

除了宝庆五邑会馆，草厂胡同内的广州会馆、麻城会馆、辰沅会馆等，也都颇具规模。这些会馆，不仅是同乡聚会、接待的场所，还是清代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每到科举考试期间，会馆内便挤满了前来参加考试的举子，他们在这里读书、备考、交流学问，常常彻夜灯火通明；考试结束后，会馆内又会举办同乡宴，庆祝举子们金榜题名，联络同乡感情。此外，会馆还常常举办诗文集会、书画展览等活动，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前来参与，让草厂胡同成为清代北京南城的“文化高地”。

清代的草厂胡同，不仅会馆云集，还居住着许多名人墨客、官员将领，他们的到来，为草厂胡同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也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事。其中，宝庆籍的湘军将领刘坤一、魏光焘，廉吏游子岱等，都为宝庆五邑会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同乡情谊和家国情怀，成为草厂胡同内的一段佳话。

同时，清代的草厂胡同，还是老北京南城的商业繁华之地。由于会馆云集，人员往来频繁，胡同内的商铺、茶馆、酒馆、杂货店等鳞次栉比，生意十分兴隆。当时，草厂胡同内的商铺，大多以经营同乡特产、日用百货、餐饮住宿为主，还有一些专门为举子们服务的书店、文具店等。每到傍晚，胡同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商贩的叫卖声、顾客的谈笑声、茶馆内的评弹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清代市井生活画卷。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草厂胡同，还保留着元代万宁寺的遗迹。万宁寺作为元代的皇家寺庙，在明代逐渐荒废，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引述了《析津日记》的记载：“今寺之前后皆兵民居之。从室而入，有穹碑二，尚存，长各二丈余。西一碑书，不可读，东一碑，欧阳原功文，张起岩书，姚庆撰额，题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其北列明碑四，一为冯祭酒梦祯文，一为焦太史文。”此时的万宁寺，虽然已经荒废，大部分建筑被居民房屋占据，但依然保留着一些石碑、殿宇遗迹，成为草厂胡同内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由于清代道光皇帝名“旻宁”，为了避讳，万宁寺被改称“万灵寺”，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民国时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度，结束了中国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历史。科举制度的废除，让会馆的核心功能失去依托，草厂胡同的会馆开始逐渐衰落，曾经的繁华也随之褪去，慢慢走向沉寂。

（四）民国：风雨飘摇，烟火依旧（1912年—1949年）

民国时期，是草厂胡同的“动荡期”。随着清朝的灭亡，科举制度被废除，会馆的功能逐渐衰退，草厂胡同的繁华也逐渐褪去，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但即便如此，这里的烟火气息依然浓厚，普通百姓的生活，依然在这片古老的胡同里继续着，书写着属于民国时期的胡同故事。

民国成立后，各地举子不再前往北京参加考试，会馆的主要功能失去了依托，逐渐走向衰落。草厂胡同内的上百家会馆，大多因为无人打理、资金短缺，逐渐荒废、破败，有的被改为民居，有的被改为商铺，有的甚至被拆除，只剩下一些残破的建筑遗迹，诉说着曾经的繁华。

民国时期，草厂胡同内的织席业，也因为新式布料的兴起，逐渐走向衰落。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大量新式布料（如棉布、绸缎等）传入中国，这些布料轻便、舒适、耐用，逐渐取代了芦苇席，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品，草厂胡同内的织席作坊，大多因为生意惨淡，纷纷倒闭，织席工匠们也纷纷转行，曾经“织席作坊林立”的场景，再也没有出现过。

除了会馆和织席业的衰落，民国时期的草厂胡同，还经历了战乱、饥荒、瘟疫等多重磨难。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沦陷，草厂胡同作为老北京南城的普通街巷，也遭受了日军的蹂躏。日军在胡同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居民被迫逃离家乡，房屋被烧毁、被破坏，商铺倒闭，人员稀少，一片萧条景象。

即便身处绝境，草厂胡同的居民们依然没有放弃反抗，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家园、坚守着民族气节。一些爱国青年自发组织起来，在胡同内秘密传递抗日情报、宣传抗日思想，利用胡同狭窄、街巷交错的地形，躲避日军的搜查，暗中联络抗日力量；宝庆五邑会馆成为这些爱国青年的秘密联络点之一，会馆内的隐蔽角落，曾藏过抗日传单、情报信件。胡同内的一些商铺老板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援抗日，粮店老板暗中分给居民和抗日志士粮食，铁匠铺工匠秘密为抗日力量打造武器，用行动支援前线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草厂胡同内的万宁寺（万灵寺）遭到了严重破坏。日军为了修建工事，拆除了万宁寺残存的殿宇，庙内的石碑被推倒、损毁，部分石碑甚至被当作建筑材料，砌在了日军修建的碉堡上，曾经的皇家寺庙，彻底沦为一片废墟，庙内的僧人被迫逃离。1936年，当时的北京市政府进行寺庙调查，记载万宁寺：“坐落内五区鼓楼东大街草厂七十四号……不动产土地约三亩，房屋四十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自行管理，所有殿房除供佛僧人住外，余房外租。庙内法物有佛偶像三尊，神偶像九尊，礼器六件，法器两件，另有水井一眼。”此时的万宁寺，已沦为普通寺庙，仅两名僧人主持，大部分房屋被出租，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气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草厂胡同的居民们欢呼雀跃，走出家门，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居民们自发组织起来，清理街道上的断壁残垣，修复被烧毁的房屋，重新开设商铺，试图恢复往日的烟火气息。但经过八年战乱，草厂胡同早已满目疮痍，房屋破败、街巷泥泞，许多居民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想要恢复往日的繁华，难如登天。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草厂胡同终于迎来了曙光。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片历经千年沧桑、饱经战乱磨难的古老胡同，结束了风雨飘摇的民国岁月，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五）新中国：涅槃重生，古韵新章（1949年至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草厂胡同也迎来了新生。在新中国的怀抱里，草厂胡同经历了多次改造和升级，从一片破败、萧条的街巷，逐渐变成了一片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烟火气息浓厚的历史文化街区，实现了“涅槃重生”，在保留古韵的同时，开启了新的时代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草厂胡同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当时，草厂胡同内的房屋大多破败不堪，许多房屋都是危房，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胡同内的道路狭窄、泥泞，没有像样的排水设施，一到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积水严重；胡同内没有电灯、自来水、煤气等基础设施，居民的生活十分不便。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胡同内的危房进行了修缮和拆除，新建了一批居民住宅；对胡同内的道路进行了硬化和拓宽，修建了排水设施，解决了雨天积水的问题；为胡同内的居民安装了电灯、自来水、煤气等基础设施，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

此外，政府还对草厂胡同内的万宁寺遗迹进行了保护。20世纪50年代，万宁寺已经没有僧人居住，成了一个大杂院，仅剩下山门和一座大殿。山门坐西向东，大殿坐北朝南，均为三间，硬山筒瓦箍头脊，是元代建筑的重要遗迹。政府对山门和大殿进行了修缮，防止其进一步破败，同时对庙内的石碑等文物进行了保护，让万宁寺的历史遗迹得以保存下来。

20世纪80年代，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草厂胡同面临拆除、改造。但由于草厂胡同是老北京胡同的重要代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呼吁保护草厂胡同，留住老北京的胡同记忆。在专家、学者的呼吁和政府的重视下，草厂胡同被列入了北京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得以完整保留下来。1986年，政府对万宁寺遗迹进行了再次调查，此时山门和大殿已经被拆除，在殿基建起了民房，门口还修建了一座公厕，据说有一座元代的石碑，被砌在了居民房屋的墙壁里，成为隐藏在民间的文物。

2009年，草厂地区被正式列入北京老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保护区西起草厂三条，东至草厂十条，北起西兴隆街，南至薛家湾胡同和南、北芦草园胡同，总计有17条胡同，总长度约3500延米。这一举措，为草厂胡同的保护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7年，东城区政府启动了草厂胡同的新一轮整治和升级工程，这是草厂胡同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改造，核心是“保护胡同风貌，改善居民生活，传承历史文化”。此次改造，严格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草厂胡同的传统街巷格局和建筑风貌，同时对胡同内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升级，实现了雨污分流、电力、电信架空线入地，拆除了私搭乱建，提升了胡同的景观品质。

在路面铺装材质的选择上，施工方充分考虑了草厂胡同的历史风貌，草厂四条、五条、六条使用的是花岗岩，草厂七条、八条、九条使用的是老石材，其中还点缀了一些枕木，既让路面更加平整、耐用，又让路面更具层次感和历史感，与胡同的传统风貌相得益彰。针对草厂胡同狭窄、缺少绿化的现状，整治工程采取“见缝插绿、立体播绿”的方式，增加了百余处绿化小景观，为胡同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为了实现“四季有绿”，施工方在背风向阳的地方种植了竹子和黄杨；考虑到居民的喜好，种植了石榴、丁香、玉兰等花卉树木，每到春季，胡同内花香四溢，绿树成荫。过去，胡同内有一些野蛮生长的葡萄藤，此次改造中，施工方搭建了专门的葡萄架，引导葡萄藤有序生长，既保留了胡同的烟火气息，又提升了胡同的景观品质。

经过整治和升级，草厂胡同焕然一新，既保留了传统的胡同风貌和历史文化底蕴，又具备了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融合”。2018年6月底，草厂文保区整治工程完工，正式亮相，成为北京老城复兴的典范。其中，草厂四条还获评“北京十大最美街巷”，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览、打卡，感受老北京胡同的独特魅力。

如今的草厂胡同，现有院落总数497个，居民960多户，经过疏解腾退，有80多套腾退空的院子，与文华东方酒店管理集团合作，打造了胡同精品酒店，目前已有两套酒店客房样板间装修完成。这些精品酒店，严格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保留了传统四合院的建筑风貌，同时配备了现代化的酒店设施，让游客在感受老北京胡同韵味的同时，能够享受高品质的住宿体验。引入顶级酒店管理集团，不仅提升了草厂胡同的环境水平和品质，也为胡同的保护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居民李洪盛，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草厂胡同，到他这一辈，已经在这住了5代人。他曾感慨地说：“通过整治，头顶上能看见天，地面上干净了，大车小车进不来，胡同里还种了花、种了树，有小时候的感觉，但比那时候好多了！”这句话，道出了草厂胡同居民的共同心声，也见证了草厂胡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大变化。

如今，漫步在草厂胡同的青石板路上，青灰瓦檐错落有致，朱红门扉古色古香，绿化景观生机盎然，便民设施一应俱全，居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偶尔能看到几位老人坐在胡同口的石凳上，晒着太阳，聊着家常，孩子们在胡同里追逐嬉戏，欢声笑语回荡在街巷之中；游客们举着相机，拍照留念，感受着老北京胡同的烟火气息和历史韵味。草厂胡同，这片历经千年沧桑的古老街巷，在新中国的怀抱里，涅槃重生，既保留了古韵，又焕发了新的活力，继续书写着属于它的时代故事。

三、名人留痕，轶事流传——草厂胡同的名人故事与文化底蕴

一部胡同的历史，往往也是一部名人的历史。草厂胡同作为元明清三代都城的重要街巷，会馆云集，人员往来频繁，吸引了无数名人墨客、官员将领、文人学者前来居住、活动，他们在这里留下了足迹，也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事。这些名人轶事，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草厂胡同的历史长河中，丰富了胡同的文化底蕴，也让这片古老的胡同，更具传奇色彩和人文魅力。

（一）清代名人：会馆中的同乡情谊与文人风骨

清代是草厂胡同名人最集中的时期，其中，宝庆五邑会馆中的宝庆籍名人，最为代表性，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同乡之间的深厚情谊，更彰显了文人的风骨和官员的担当。

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清代晚期著名的湘军将领、朝廷重臣，先后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等职，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刘坤一生于道光十年（1830年），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投身湘军，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远见，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也成了宝庆籍同乡的骄傲。

刘坤一虽然常年在外为官，军务、政务繁忙，但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同乡，尤其关注旅京宝庆籍举子和商人的生活。清代晚期，宝庆五邑会馆年久失修，规模狭小，无法满足越来越多旅京同乡的需求，刘坤一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带头捐资，捐献白银1300两，用于会馆的扩建和修缮。不仅如此，他还嘱托在北京为官的宝庆籍同乡，多关心会馆的事务，多帮助有困难的同乡，为同乡们排忧解难。据《京都宝庆馆志二卷》记载，刘坤一曾多次写信给北京的宝庆籍同乡，叮嘱他们“同乡相聚，当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共渡难关；举子备考，当勤勉苦读，立志报国，为家乡争光”。在刘坤一的带动和影响下，许多宝庆籍官员、商人纷纷捐资，宝庆五邑会馆得以大规模扩建，成为草厂胡同内最具规模的会馆之一。

刘坤一不仅关心同乡，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曾多次为宝庆五邑会馆捐赠书籍，鼓励旅京举子勤奋读书，考取功名。此外，他还在会馆内设立了“奖学金”，对金榜题名的宝庆籍举子，给予一定的资助，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仕途上的困难。在刘坤一的关心和支持下，清代晚期，有许多宝庆籍举子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了仕途，成为朝廷的官员，为家乡赢得了荣誉。刘坤一晚年，依然牵挂着宝庆五邑会馆和旅京同乡，他曾特意派人前往北京，查看会馆的情况，了解同乡的生活状况，并叮嘱会馆的馆董，要好好打理会馆，照顾好同乡。

魏光焘，字午庄，湖南隆回人（时为邵阳县），清代晚期著名的湘军将领、朝廷重臣，先后任两江总督、云贵总督等职，与刘坤一并称为“宝庆二杰”。魏光焘出身贫寒，自幼父母双亡，靠亲友接济长大，但他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成年后投身湘军，凭借着勇敢无畏的精神和出色的军事才能，逐渐成了湘军的重要将领，也成了晚清时期的重要官员。

魏光焘与刘坤一一样，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同乡，积极支持宝庆五邑会馆的建设和发展。在宝庆五邑会馆扩建期间，魏光焘主动捐资白银1300两，与刘坤一并列成为捐资最多的同乡之一。此外，他还利用自己的职权，为旅京的宝庆籍同乡提供帮助，许多宝庆籍举子、商人，在他的帮助下，顺利在北京立足、发展。魏光焘不仅重视同乡情谊，还十分注重文化传承，他曾为宝庆五邑会馆题写匾额，匾额上“宝庆五邑会馆”六个大字，苍劲有力，彰显了他的书法功底。此外，他还常常在会馆内举办诗文集会，邀请宝庆籍同乡和北京的文人墨客，一起吟诗作对，交流学问，为草厂胡同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游子岱，湖南新化人，清代晚期著名的官员，官至广东、广西布政使，有“一代廉吏”之称。游子岱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了仕途。他为官清廉，公正无私，始终以“为民服务”为宗旨，深受百姓的爱戴和敬仰。

游子岱虽然为官清廉，家境并不富裕，但在宝庆五邑会馆扩建期间，依然积极捐资，不仅捐献了自己位于西城区羊肉胡同的院子，折合白银1200两，还额外捐献了现白银600两，成为宝庆籍同乡中捐资最多的人之一。他的这一举措，感动了许多宝庆籍同乡，也带动了更多同乡积极捐资，为宝庆五邑会馆的扩建，做出了重要贡献。游子岱还十分关心旅京宝庆籍举子的成长，他常常在会馆内接见举子们，鼓励他们勤奋读书，廉洁为官，不要忘记家乡的养育之恩，不要辜负同乡的期望。许多宝庆籍举子，在他的鼓励和影响下，不仅考取了功名，还成为清廉正直的官员，传承了他的优良作风。

除了宝庆籍的名人，草厂胡同内的其他会馆，也吸引了许多各地的名人前来居住、活动。例如，草厂六条的广州会馆，曾吸引了清代著名的文人、学者梁启超前来活动；草厂七条的麻城会馆，曾居住过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学者董其昌的后人；草厂三条的南陵会馆，曾居住过清代著名的诗人、画家王士祯的同乡等。这些名人的到来，为草厂胡同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也让草厂胡同成为清代北京南城的“文人聚集地”。

（二）民国名人：蔡锷寓居，侠骨丹心照千秋

民国时期，草厂胡同虽然走向衰落，但依然有一位重量级名人在此寓居，他就是蔡锷将军。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宝庆府），民国时期著名的爱国将领、军事家，是护国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被誉为“护国元勋”。他出身贫寒，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投身革命，积极参与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野心膨胀，企图复辟帝制，蔡锷坚决反对，寓居宝庆五邑会馆期间，表面上沉迷于声色犬马，不问政事，实则暗中联络革命志士，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反袁大计，同时暗中派人前往云南，联络自己的旧部，准备发动护国运动。

面对袁世凯的严密监视，蔡锷将军始终沉着镇定，一边继续用声色犬马的假象麻痹敌人，一边加快筹划脱身之计。民国四年（1915年）末，蔡锷将军借医治喉疾为由，成功脱身前往天津，随后辗转经上海、香港抵达云南，于次年元旦正式发动护国运动，通电全国讨伐袁世凯。民国五年（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病逝，护国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但蔡锷将军也因积劳成疾，于同年11月8日在日本福冈市病逝，年仅34岁，临终前留下“愿与人民共患难，誓扫妖氛定太平”的遗言，用一生践行了爱国誓言。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袁世凯野心膨胀，企图复辟帝制，建立中华帝国。为了控制各地的实力派将领，袁世凯将蔡锷将军骗至北京，名义上是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实则是将他软禁起来，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防止他发动反袁起义。

蔡锷将军抵达北京后，袁世凯为了拉拢他，给他安排了豪华的下榻宾馆，配备了大量的随从和侍卫，还多次宴请他，许以高官厚禄，希望他能够支持自己复辟帝制。但蔡锷将军一身正气，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始终坚守着爱国情怀和革命信念，拒绝了袁世凯的拉拢和诱惑。

为了摆脱袁世凯的控制，蔡锷将军决定寓居在宝庆五邑会馆。他之所以选择宝庆五邑会馆，一方面是因为宝庆五邑会馆是家乡的会馆，在这里居住，能够感受到家乡的温暖，也能够得到同乡的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宝庆五邑会馆位于草厂胡同，街巷狭窄，人员复杂，便于他隐藏自己的行踪，暗中策划反袁起义。

蔡锷将军寓居宝庆五邑会馆期间，表面上沉迷于声色犬马，不问政事，常常与友人饮酒作乐，实则暗中联络革命志士，策划反袁起义。他利用宝庆五邑会馆作为秘密联络点，多次召集革命志士，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反袁大计；同时，他还暗中派人前往云南，联络自己的旧部，准备发动护国运动，讨伐袁世凯。

袁世凯得知蔡锷将军寓居宝庆五邑会馆后，十分警惕，担心他暗中策划反袁活动，于是下令警署向宝庆五邑会馆“借”了12平方米的土地，修建了一个派出所，名义上是“保护蔡锷将军的安全”，实则是派警察24小时监视蔡锷将军的一举一动，监听他的谈话，查看他的往来信件，防止他与外界秘密联络。

面对袁世凯的监视，蔡锷将军沉着冷静，一方面继续伪装自己，沉迷于声色犬马，麻痹敌人；另一方面，暗中加快了策划反袁起义的步伐。他利用一次生病的机会，借口前往天津治病，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随后从天津乘船，经上海、香港，辗转回到云南。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正式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年号为“洪宪”。蔡锷将军回到云南后，立即发动了护国运动，通电全国，讨伐袁世凯，宣布云南独立。随后，蔡锷将军被推举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亲率主力部队北伐，直捣四川，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展开了激烈交战。彼时的蔡锷，早已被喉疾缠身，身体虚弱不堪，但为了捍卫共和、推翻帝制，他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并肩作战，极大地鼓舞了护国军的士气。

护国军的起义，如同一声惊雷，唤醒了全国人民的反袁热情，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份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加入护国军的行列，反袁浪潮席卷全国。北洋军虽然装备精良、人数众多，但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再加上蔡锷将军指挥有方、战术灵活，护国军屡战屡胜，逐步击溃北洋军的主力部队，逼近袁世凯的统治核心。

袁世凯得知护国军势如破竹，又面临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众叛亲离的困境，深知自己的帝制美梦已经彻底破灭，于民国五年（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国号，试图挽回局面，但此时的他早已失去了民心和统治根基，无力回天。6月6日，袁世凯在内外交困、焦虑愤懑中病逝，统治中国仅数年的北洋军阀独裁政权，随着他的离世而摇摇欲坠，护国战争最终取得了彻底胜利，共和政体得以保住，蔡锷将军也因此被誉为“护国元勋”，名垂青史。

遗憾的是，长期的征战和积劳成疾，让蔡锷将军的身体彻底垮掉。护国战争胜利后，他因喉疾急剧恶化，被迫前往日本福冈市接受治疗，但终因病情过重，于民国五年（1916年）11月8日与世长辞，年仅34岁。临终前，蔡锷将军依然牵挂着国家和人民，留下了“愿与人民共患难，誓扫妖氛定太平”的遗言，用短暂而璀璨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爱国誓言，诠释了“侠骨丹心”的真正内涵。

蔡锷将军寓居草厂胡同宝庆五邑会馆的这段岁月，虽然短暂，却成为草厂胡同历史上最光辉的印记之一。如今，草厂五条27号的宝庆五邑会馆遗址，依然静静矗立在胡同深处，仿佛还在诉说着当年蔡锷将军在此暗中筹划、奋起反袁的传奇故事。许多后人来到这里，缅怀蔡锷将军的爱国情怀和英雄事迹，感受他藏于胡同深处的侠骨与担当。

除了蔡锷将军，民国时期的草厂胡同，还曾有过许多平凡却伟大的普通人，他们用自己的坚守，书写着胡同的温情与风骨。比如当年掩护蔡锷将军、传递反袁情报的杂役王承业老人，一生都坚守在草厂胡同，从未向人炫耀过自己的功绩，直到晚年，才偶尔向子孙提及当年的往事，他的忠诚与勇敢，成为草厂胡同居民心中的榜样。还有那些在抗日战争时期，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抗日、守护家园的胡同居民，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普通百姓的民族气节，为草厂胡同的历史，增添了温暖而厚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