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是国家“五大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让保护修复者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者付出相应代价。自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到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正式确立，再到检察公益诉讼立法深入推进，检察机关不断探索通过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衔接生态损害赔偿程序，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运行还存在配套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现实困境，亟待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

　　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需以法治化路径为保障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覆盖小兴安岭、大兴安岭、松嫩平原湿地等关键生态功能区，地理区位与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使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枢纽，其重要性贯穿国家安全、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生态保护，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法治化路径是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保障，是推动生态保护从政策倡导转向制度约束，确保生态功能不退化、环境风险可控的关键举措。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不仅涉及森林、草原、湿地、沙漠等多重生态系统，更跨越京津冀、东北三省、内蒙古等多个省域，同时涉及蒙古、俄罗斯等国家，需要法律明确国内跨省生态补偿标准、草原碳汇交易、风沙源治理责任分摊等规则，解决多头执法、标准不一等制约治理效能的问题；完善国内法与国际生态保护相关法律的衔接，建立完善跨境生态风险预警、联合执法及争端解决机制；等等。

　　在这一系列法治化保障举措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也是衔接生态保护、责任追究与生态修复的重要纽带。生态环境案件办得好不好，关键看生态修复是否到位；生态修复能否落地见效，在于损害赔偿机制是否健全完善。要真正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生态保护法治化走深走实，就需要聚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机制，补齐制度短板、提升执行效能，以健全的赔偿机制促推生态保护责任落实，为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供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法治保障。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机制运行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法律依据较为分散且标准不够统一。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吉林、山东、重庆等7个省（市）开展改革试点工作。经过两年的探索，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自2018年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到2020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当前，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森林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对相关领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赔偿责任人及权利人进行了规定。民法典第1232条至第1235条明确了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进行惩罚性赔偿，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损失和费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等14家单位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生态环境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等11家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等，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予以更加详细的规定。此外，还有多个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法及省级地方性法规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内容。上述规范性文件，因制定单位职责、地域现实情况有所不同，在赔偿标准、程序规定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各地对“重大生态环境损害”等缺乏统一界定标准，导致处理跨区域案件时可能存在认识分歧和争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虽由多家单位联合发布，但也只是规范性文件，效力等级偏低。由此，缺乏完整、系统的法律依据是影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运行的重要因素。

　　配套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结果是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主体、是否承担责任、责任范围等的重要依据，其质量直接关系案件办理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和人才分布情况不同，与实际鉴定需求相比，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数量相对不足且分布不均，存在鉴定资源集中化、鉴定评估费用偏高问题；因鉴定评估方法未形成统一标准，不同机构鉴定评估结果存在差异。此外，《意见》第15条明确了赔偿资金的管理方式，即对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案件，赔偿义务人不开展替代修复的，其赔偿资金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缴入同级国库，赔偿资金的管理按照财政部门相关规定执行。但实践中存在资金管理效率低下、资金使用规范性与透明度不足、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制约了生态环境恢复成效。

　　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机制的具体路径

　　探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应以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为契机，统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案件的举证规则、责任主体、连带责任认定等规定，细化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程序等，解决当前法律规定较为分散的问题。以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为契机，明确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各类适格主体起诉顺位，同步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机制，确保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未起到相应作用时，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应有作用，使受损的生态环境公益得到有效修复，或相关损失得到及时赔偿。

　　统一相关技术标准与程序规范。《意见》明确，国家建立健全统一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体系、生态环境部加快研究制定实践亟须的相关技术标准。应尽快确定统一的、规范化的启动鉴定标准。同时，进一步明确“重大公共利益损害”“不可逆生态风险”等的判定标准，建立并完善简易鉴定、常规鉴定、专项鉴定的分级分类机制。细化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对“永久性损害”“服务功能损失”等的认定形成统一技术规范，将修复方案可行性论证、替代成本核算等技术细则纳入强制性标准。建用虚拟治理成本法、恢复成本法等方面的大数据模型，对无法原位修复的损害，提出可行性替代性修复方案（如劳务代偿、公益宣传）并明晰成本核算依据。建立全国生态环境损害数据库，整合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的历史监测数据，为各类环境损害对比基线提供支撑。在区域内建立鉴定机构“白名单”动态管理机制，对虚假评估、数据造假等行为追究相应责任。

　　强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配套机制保障。应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细则并建立相应的资金使用与管理配套机制，可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渠道，定期公开赔偿金缴付金额、修复进度及验收结果，接受公众监督，确保资金专用于生态环境修复。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中，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助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走深走实。建立完善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打破生态损害案件办理的地域壁垒，实现案件查办、损害认定、赔偿追偿等工作跨区域协同推进。深化“河湖长+检察长”“林长+检察长”等机制，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协同发力，提升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与赔偿执行效率。依法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案件，鲜明释放“损害必追责”导向，强化生态保护刚性。依托公开庭审、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事例、开展法治宣传等方式，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理念深入人心，推动构建“全民共治”生态保护格局。

　　（作者为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