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在十倍镜片下观察石器。

本报记者 郭平

渤海湾畔，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气息。在辽宁绥中一处僻静的海滨，一扇紧闭的深灰色铁皮大门，一道过人高的围墙，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姜女石工作站与外界悄然隔开。看门大叔从门缝里探出半张脸，眼神里满是警惕，一连串详细地盘问：去哪？找谁？什么事？让这座看似普通的小院，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不一般的工作室

推开那道厚重的铁门，记者跟在辽宁大学考古学硕士研究生马冲身后，走进了这个看似普通却别有洞天的工作站。

穿过一排整齐的平房，从宿舍前的小花园中间那条窄窄的水泥路走过去，就到了工作区。一条长长的走廊出现在眼前，一侧房间安着明亮的玻璃窗，透过窗户能看见里面：架子上摆着拼接中的陶罐、形状难辨的器物，每间屋子中央都有一张宽大的工作台，有人埋首其中，安静地忙碌着。

马冲推开其中一扇门。这间工作室和外面看起来差不多，只是更热闹些。几个年轻人正围在工作台边，专心对付着眼前的一堆石头。他们是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海龙教授团队的学生，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桌上这些石器，是2023年和2024年在辽西田野调查中采集到的，将近5000件，来自遥远得难以想象的更新世中晚期直到青铜时代。

一群年轻人

田野采集只是第一步。马冲告诉记者，这些石头只有经过测量、分析和记录，变成精确的数据，才能真正“说话”，为研究铺路。

每件石器都有自己唯一的“身份证”。比如“24LYTJL1:286C”，意思是：2024年，凌源铁匠炉第一地点，采集到的第286件石器。号码是用黑色勾线笔工工整整写上去的。

张浩正在给石器拍照。他是考古专业的本科生，刚考完研，趁着等成绩的间隙又回来帮忙。文物摄影有点像拍静物，但对细节要求极高。他手边放着好几盏摄影灯，小心地调整光线，要把石头上每一处起伏都清晰地记录下来。

另一边，大二学生史佳伟操作着三维扫描仪。这个来自陕西蓝田的年轻人说，自己当年就是冲着考古报的志愿。他一边熟练地操作仪器，一边说：“虽然机器方便，但老师还是要求我们根据三维模型画线图。都说设备再快，也比不上老先生的一双眼。手上功夫不到家，干不好考古。”

同样来自陕西的大二学生范雨薇，正对着显微镜，手里拿着游标卡尺。她负责采集每件石器的长、宽、厚、岩性等20多项基础数据，神情专注得像在做一个精细的外科手术。

屋里有人喊“学姐”，指的是胡瀛月。她已经硕士毕业，正准备读博，负责观察和记录石器上的使用痕迹。小胡拿起一件马鞍桥山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细石叶，凑近给记者看：“你看刃部，是不是有点发亮？那是反复使用留下的磨蚀痕。”记者眯着眼看了半天，直到她递来一个放大镜，在十倍镜片下，那抹圆润的光泽才清晰起来。

崭新的古老足音

记者问起去年在抚顺新宾采集到的一件石核，马冲说：“实物在当地，我们做了翻模。”博士生刘静专门负责用硅胶为文物翻模。她拿起桌上一个龟背状的石膏模型：“喏，就是这件。台面上的打击片疤很清楚，不影响做基础研究。”她顿了顿，又说，“就像北京猿人头盖骨，原件丢了，但靠当年留下的数据和模型，研究还能继续。”

说到这儿，马冲告诉记者，仅仅这两年调查就采集到数量可观的更新世中期石器，而这还只是地表采集，尚未系统发掘。

在这间挤满石器、仪器和年轻人的工作室里，在那些安静的测量、描绘与讨论声中，记者仿佛听见了崭新的古老足音，正从泥土深处一步一步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