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广洪

父亲去世后，我将年迈的母亲接进城，在处理旧家具时，母亲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块泛黄的帆布，露出锈迹斑斑的蝴蝶牌缝纫机，她像在凝视稀世珍宝，叹息道：“哎，都老了。”我知道它在母亲心目中的分量。

上世纪70年代初，我每天上学都要路过母亲上班的玉龙公社缝纫社。该社坐落于巴岳山下，低矮的穿斗瓦房，与老街理发店、供销社相邻。门口是汪大爷的裁衣案桌，10余台脚踏缝纫机围绕天井摆放，后侧安放熨烫长案台。

做衣服有剪裁、缝纫、锁扣眼、绞边、熨烫几道工序，母亲使用的是上海造的“蝴蝶牌”缝纫机。当时，做件上装才几毛钱，即便熬更守夜干，工资也才20来元。公社几千人的衣服，全靠她们一针一线做出来。

腊月是缝纫社最忙碌的时候。“呜呜”的北风从天井口袭来，灌进脖子直打寒颤，缝纫机“咔嗒咔嗒”的踩踏声从未间歇，母亲在缝纫社安营扎寨，一日三餐都是我送去吃，人也瘦了一大圈。有天晚上，大家正埋头干活，“韩书记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公社党委书记提着炒花生，给大家鼓劲：“你们要发扬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加班加点完成光荣任务，保证社员穿上新衣服过年！”又吩咐刘社长赶紧升火炉取暖，煮面条犒劳大家。

七大姑八大姨也上阵打帮手，屋里人声鼎沸，说话都要扯着嗓子。无奈人多堂子小，摆不开架势，有的干脆把锁扣眼、镶棉袄之类的下手活搬回家做，还动员左右邻舍来帮忙。唐幺妹熬到半夜三更打瞌睡，烧木炭的熨斗把人家的装郎衣烧了个大洞，扣工钱当陪客，伤伤心心哭了好几场。母亲想把缝纫手艺传给二姐，可她的心思却挂在文艺演出上，在缝棉裤时发呆走神，拇指被针刺得冒血。我也帮母亲镶棉花赶制棉衣，但厚薄总不匀称。

母亲的缝纫技术闻名十里八乡，但凡来了高级料子都交给她做，尤其做毛料“中山服”最拿手，领子、坎肩、袖口恰到好处，穿在身上笔挺、美观、大方。腊八节后，缝纫机不分白昼连轴转，成了宝贝疙瘩，母亲生怕它出纰漏，通宵达旦加班，有时累得实在不行，伏在缝纫机上眯会儿。有些熟人深更半夜跑来催促，生怕孩子大年初一穿不着新衣裳，还捎些青菜萝卜打点。

那时的服装款式老旧，青蓝二色居多。男装以长衫子、中山装、绿军装当家。女装则是对襟、便衫主打，双排扣的列宁装算最时髦的了。女裤还是侧面开裆，老太婆穿的“对襟”盘扣既费劲，又考手艺。布料多系阴丹布、幼儿蓝，而平绒、灯草绒则是高档货，毛料堪比大熊猫稀缺。

有一次，县供销社到玉龙开“交易会”，卖不要布票的灯草绒，蜂拥而至的群众踩烂了门槛，无奈僧多粥少。许多人想方设法找卖布的营业员套近乎，弄点包装粗白布，拿到作坊染成黑色、深蓝色，给孩子做新衣服，穿起来硬拙拙的，不过倒也牢实耐磨。父亲到上海出差带回10米灰色“涤棉布”，母亲精心缝制，把孩子们全身“武装”，着实在老街出尽了风头。

在计划经济年代，啥都凭票供应。每人每年才一丈布票，仅够成人制一套衣服，许多家庭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隔壁王大娘家，为筹办幺女的“六铺六盖”陪嫁，全家人三年未添置新衣，还花高价买布票。

土地承包后，物质日渐丰盈，百姓的穿戴悄然变化。诸如西装、连衣裙、喇叭裤等，好似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个体缝纫店与品牌时装如雨后春笋，缝纫社的生意每况愈下。母亲她们在永川地区的小南门摆摊子，甚至远赴凉山州的美姑县推销积压成衣，仍无济于事，几十年的玉龙缝纫社终于支撑不下去了。

虽说母亲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早已停止了“咔嗒咔嗒”声响，但母亲踩踏板的节奏，缝棉衣的姿势，却成为我今生最难忘最温暖的底色。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