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 凃坤鹏

　　“十五五”时期作为人口调整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期间，独特的阶段性人口机会既为人口红利转型创造了契机，也对人口红利转化的效率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科学辨识“十五五”时期的人口机会特征，精准激发人口红利的经济价值，不仅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现代化建设人口根基的关键举措。

　　规模维度机会：人口规模处于峰后高位且变动率低

　　“十五五”时期作为人口减量发展阶段的首个完整周期，其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为人口规模处于峰后高位且变动率低。人口发展规律所指，人口惯性的拐点通常与人口规模的拐点相契合，而惯性强度则决定了人口转变的速度。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之下，进入低生育水平时代，此后长期维持并跌至超低生育水平。这一过程中，人口正增长惯性随低生育率水平、育龄妇女规模缩减、少儿人口占比下降而逐步消耗，负增长惯性则随低生育率累积效应持续强化。直至2021年，人口正增长惯性消耗殆尽，人口惯性由正向支撑彻底转变为负向牵引，人口规模达到14.13亿人的峰值，此后我国进入人口减量发展阶段，且随着负增长惯性的持续叠加，人口减量速率逐步加快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规律。相对之后时期而言，“十五五”时期的人口规模具有两个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其一，距人口峰值时间最近，人口总量仍处于峰后高位，规模优势较后期更显著。2025年我国总人口为14.05亿人，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中位预测（全文同），2030年为13.97亿人，“十五五”时期是最后一个总人口14亿级的平台期。其二，负增长惯性动能尚未充分释放，较之后时期负增长惯性叠加状态而言，减量速度更为平缓，人口规模变动率更低。“十五五”时期形成了“规模巨大、变动平缓”的独特人口机会窗口，此阶段的人口数量机会亦成为后续难以复刻的阶段性优势。

　　结构维度机会：低龄银发资源释放且高龄负担轻

　　“十五五”时期结构维度的人口机会，体现为低龄老年人口（60岁—69岁）进入快速增长的“黄金积累期”，且尚未面临高龄化加剧带来的负担加重。基于“人口回声”分析框架，任一人口队列的状态既是此前该队列人口特征的历史回声，也是其未来人口特征的声源。这意味着低龄老年人口与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发展趋势可依据人口发展历史推断，即低龄老年人口数量由60—69年之前的出生队列所决定，高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数量则由80年之前的出生队列所决定。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生育率下降以来，人口结构的转变主要由此前出生队列的惯性更替所主导，逐渐朝着老龄化方向发展。“十五五”时期作为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的早期，低龄银发资源集中释放是鲜明的结构特征之一。2025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亿人，2030年增至3.87亿人，其中，低龄老年人口数量从1.73亿人逐年递增至2.09亿人，规模呈现出加速扩张的态势，始终占到老年人口数量的一半以上，他们健康状况较好、受教育程度进步、社会参与意愿较强，形成了低龄银发资源的集中供给期。“十五五”之后，低龄老年人口于2032年达到2.23亿人的峰值后开始回落，这表明“十五五”时期是2035年之前低龄老年人口最后一个完整的递增周期。与此同时，“十五五”时期处于老年人口内部队列更替的早期阶段，高龄化负担较轻是另一显著的结构特征。“十五五”时期正处于低龄老年人口集中扩张、高龄老年人口加速启动的时间窗口，这种“资源增量显著、负担压力平和”的组合特征，构成该阶段独有的结构性人口机会。

　　素质维度机会：传统人力资本提质且新型人力资本加速培育

　　“十五五”时期素质维度的人口机会，体现为传统人力资本持续提质与新型人力资本加速培育的协同推进。从传统人力资本提升路径来看，其通常遵循“教育普及—技能强化”的阶梯式演进逻辑，即传统人力资本提升和教育体系完善与培训机制健全密切相关。然而，新型人力资本强调培育超越通识技术与技能体系范畴的人类智能。其中，典型的案例为人的非认知能力培养与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通过趋势分析不难发现，我国传统人力资本持续提质，且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一趋势必将延续。从招生—毕业队列传导来看，2019—2025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均超过1000万人，且连年增加形成规模递增的入学队列。根据教育部统计，2024年末，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846万人。按照高等教育3—4年培养周期推算，“十五五”期间高校毕业生规模将处于“千万”级别的历史峰值区间。2025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升级为大学段位，未来将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2024年中等职业院校的在校人数为1229.3万人，随着教育部实施的中职“双优计划”省级试点逐步深化，每年中职毕业生规模有望在“十五五”期间突破500万人。此外，“十五五”时期传统人力资本呈趋势性增长的背景下，素质维度中最显著的人口机会变量将是新型人力资本培育。我国前期推行的“人工智能+”行动，明确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实现广泛且深度的融合，重塑人类的生产生活模式，加速形成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全新形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已然成为“十五五”时期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安排。综上，“十五五”时期传统人力资本持续提质与新型人力资本加速培育的协同推进，这种“存量优化、增量突破”的双重特征，构成该时期独有的素质型人口机会。

　　分布维度机会：人口迁移流动结构优化且技术型人才外溢

　　“十五五”时期分布维度的人口机会，体现为人口迁移流动由“规模驱动”转向“结构优化”，且技术型人才跨区域流动显著增强。从人口迁移流动演化的学理逻辑来看，人口迁移流动的形态随区域发展阶段动态演进。当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时，人口迁移流动以普通劳动力单向集聚发达地区的规模扩张为主；当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见效后，人口迁移流动会转向双向迁移流动的结构优化阶段，其核心标志是迁移流动方向从单极集中转向多极辐射、迁移流动主体从普通劳动力主导转向多元人力资本协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实施的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整体效果积极且显著，区域经济均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人口迁移流动结构的优化动能持续增强。对比2012年和2024年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率发现，处于末端1/3的省份均值由0.69显著提升至0.74，处于中间1/3的省份均值由0.85略微提升至0.86，处于顶端1/3的省份均值则由1.42降至1.36，这表明我国省际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其中中西部地区收入快速提升是重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在承接沿海地区制造业转移方面成效斐然，部分中部省份（如安徽、湖北）以及西部省份（如重庆、四川）已呈现外出劳动力大规模回流的人口净迁入态势，人口迁移流动的区域均衡性大幅提升。人口迁移流动主体亦随着人口迁移流动结构优化而发生改变，技术人才不再局限于向东部核心城市集聚，而是逐步向中西部产业潜力区域、政策红利区域流动。综上，“十五五”时期人口迁移流动处于规模效应尚存、结构优化加速、人才外溢起步的关键阶段，推动人口要素从“规模型配置”向“质量型配置”转型，构成该阶段独有的分布维度人口机会。

　　基于“十五五”时期多维人口机会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必须在现行措施基础上，持续拓展和完善人口红利的多维协同激发体系。要看到，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结构以及迁移流动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人口综合红利具有明显优势。我们要紧抓阶段性人口机会窗口，使短、中、长期政策有机衔接形成合力，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推进人口红利转化落地。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