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高显

——一位洁己守职的濮州按察使

作者/韩勇

他既不是状元，也不是探花，更不像同榜的王阳明那样后来成为思想巨擘。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史册中留下了清名。他叫高显，字德章（一说字德彰），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名字。

一、从濮州走出来的年轻人

高显是山东濮州（今河南范县濮城镇一带）人，父亲高斌以孝行闻名乡里。嘉靖《濮州志》记载：“高氏墓在城东八里，按察使高显父斌所葬。”高斌虽未出仕，但以孝行树立的家风，是高显人格的底色。后来高显“至诚恻怛，洁己守职，终始如一”——其“诚”与“廉”，与父辈的“孝”一脉相承。

弘治十二年（1499年），高显考中进士。与他同榜的有后来成为思想巨擘的王阳明，也有状元伦文叙、名臣胡世宁。能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个濮州年轻人的才学可见一斑。

他的仕途，从霍丘县知县开始，改任魏县，因治理政绩突出，升任南京户科给事中，后转刑科给事中。给事中是言官，官品虽不高（正七品），权力却不小——可以封驳诏旨、弹劾百官，人称“给谏”。这个岗位，最适合有胆有识的人。高显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二、一位被历史“冷落”的人

坦白说，今天知道高显的人并不多。《明史》里没有他的独立传记，学术论文里也极少专门研究他。

这不奇怪。他没有传世名篇，没有卷入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更没有做到权倾朝野的大员。但他恰恰是明代中期千千万万普通官员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日常，才是历史的底色。

所幸，多种文献——嘉靖《濮州志》、嘉靖《河州志》、宣统《濮州志》、《本朝分省人物考》、《安楚录》、《晋溪本兵敷奏》以及《明实录》——都留下了关于他的记载。特别是《明实录》，从正德元年到嘉靖元年，前后二十余年，忠实地标记了高显在朝堂上的每一次亮相。这些散落的记录串起来，恰好构成了一部“高显宦迹编年”，让我们得以还原一个更立体、更真实的高显。

三、历史功绩与文学水平

高显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言官生涯中的直言敢谏、湖广任上的军事指挥、西北边防的整饬治理。

用今天的话说，高显不是“佛系”官员，他是“硬核”清官——不争不抢，但该做的事一件不落；不说不笑，但该得罪的人一个不饶。

至于文学水平，《濮州志》说他“尤好诙谐，不立崖岸”。四个字很传神——为人幽默，不装腔作势，不摆官架子。

他传世的两首诗，让我们得以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其一是在解官归乡后写的《九日留题西堂禅院》：

乡国又逢重九日，一樽谁与共登高。

黄花故向风前绽，白发还从醉里飘。

息马归农忘战伐，解衣沽酒伴渔樵。

不知谁落龙山帽，远在江湖忆圣朝。

“息马归农忘战伐，解衣沽酒伴渔樵”——卸下官场重担，与渔夫樵夫对饮，那是怎样的洒脱！末句“远在江湖忆圣朝”，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另一首是他在陕西按察副使任上，登临河州镇边楼所作：

虚叨兵柄已三秋，幸伴观风上此楼。

谩说河州天尽处，西宁还在更西头。

这首诗收录于《嘉靖河州志》。镇边楼是河州（今甘肃临夏）北城的著名楼阁。高显登楼远眺，一句“西宁还在更西头”，既写出了边塞的苍茫辽阔，也透露出他作为“饬备西宁”的兵备副使的职责所在——他的戍守之地，比这“河州天尽处”还要遥远。

两首诗，一首写归隐后的洒脱与牵挂，一首写戍边时的视野与担当。诗如其人，高显的一生，就在这两重身份之间切换——既能“解衣沽酒伴渔樵”，也能“虚叨兵柄”守边关。

四、弹劾焦芳：正面硬刚刘瑾集团

高显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在南京户科、刑科给事中任上。

正德元年（1506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高显由知县升任南京户科给事中。这道任命的背景颇为特殊：此前不久，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人因奏劾权阉、乞留顾命大臣刘健、谢迁，被下诏狱；吏部请求委官暂掌印信，武宗“有旨不从，亟令推补”。高显正是在这种“前任因言获罪、朝廷急需补缺”的紧张气氛中，被推上了给事中的位置。

这是一份危险的差事。戴铣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而刘瑾的势力正如日中天。高显在这个时候进入南京户科，实际上等于接过了言官的火炬。

据嘉靖《濮州志》记载，他“言内臣蠹政事”——公开上疏抨击宦官祸乱朝政。而据《本朝分省人物考》及宣统《濮州志》，他还“首论大学士焦芳阿附不职”，请罢斥焦芳，并弹劾马提督讨贼无功。焦芳是刘瑾的死党，被人称为“刘瑾的干儿子”。这一下，让“朝野惮之”——朝野上下都对这个小小的给事中刮目相看，也忌惮三分。

弹劾陈金：一个七品言官的胆识

高显在给事中任上并非只弹劾过焦芳一人。正德七年（1512年）九月初十，南京给事中高显等上疏弹劾都御史陈金。

陈金此时正以总制身份在江西、湖广一带平定华林、姚源等地的农民起义。高显等人的弹劾词锋犀利：陈金“滥膺总制，纪律欠严，纵容狼兵，所在抢劫”，而面对华林、姚原之贼“势方猖獗”，陈金却“以招抚为策，老师费财，损威玩寇”——耗费粮饷、贻误战机、纵兵扰民，请求将其“逮治”——逮捕问罪。御史詹直等也提出了相同的弹劾。

兵部的处理意见是：陈金屡次报捷但“恶声日著”，应当等待给事中实地勘察后再做决定，武宗从之。陈金是正德年间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而高显一个七品给事中敢于上书请求“逮治”这样的大员，胆识可见一斑。

五、湖广平乱：从“文官”到“指挥官”

正德七年九月初二，高显由南京刑科给事中升为湖广按察司佥事。从六品给事中到五品按察佥事，官阶升了，但权力从“言官”变成了“地方官”。这本质上是一次外放——从南京中央到湖广地方。

在湖广按察佥事任上，高显的职责是“分巡上湖南道，带管郴桂衡永等处兵备”——负责湖南南部郴州、桂阳、衡阳、永州一带的军务防务。

正德十一年（1516年），广西府江一带瑶贼作乱，“势颇猖獗”。与广西富川、贺县接壤的湖广江华、锦田等地，随时可能被战火波及。高显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跨省联合作战”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高显并非只会“用心调度”的纸上谈兵之辈。他“亲率精锐” 出征，“分布奇正” 布阵，这是实打实的战术素养。一个文官出身的人，能在实战中做到这一点，说明他的军事才能绝非浪得虚名。

据《安楚录》收录的钦差巡抚秦金奏疏，我们可以还原高显在此次平乱中的全过程：

第一步，提前部署。 接到巡抚秦金的案验后，高显“即便严督该管军卫有司掌印巡捕巡司哨守等官”，整搠官兵，严守关隘，固守城池。同时“选差乖觉人役爪探贼情”——派出精干探马侦查敌情。这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预防为主”的系统性防御。

第二步，情报先行。 高显派出“乖觉缉事健步李庆五”等人前往锦田一带侦查。正德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探子卢马儿、款丁莫文广飞报：连山、贺县方向的苗贼约五百余人，“开张旗号”，越境攻打万安寨，杀死民人李湤等，正在当地扎营。

第三步，亲率精锐出征。 收到情报后，高显没有坐等上级指令，而是果断行动——“随统千户会显、许铎、百户王宪各头精锐官军”，并会合千长李梁、义官李椿及款夫等人，奔赴万安寨。他“分布奇正军款”，布下奇正相生的战阵，与苗贼展开正面交锋。

第四步，大获全胜。 战斗从七月十二日午时打响。军款严仲六、李烨、李丑生等人奋勇向前， “斩获贼级六十七事，生擒贼二名，夺获凶器二百余件” 。我方亦有伤亡——百户王宪左手被伤，数名官军受伤，但均无性命之忧。

秦金在奏疏中评价：“其带管兵备佥事高显，亦克用心调度，获有前功。”这十个字，是对高显军事指挥能力的高度认可。

之后，高显又“从尚书彭泽平诸蛮獠”，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功绩。

六、西北从政与“刘御史”之忌

正德十二年（1517年）二月二十三日，高显由湖广按察司佥事升为陕西副使。嘉靖《濮州志》明确记载了他的具体职责——“饬备西宁”，负责西宁卫一带的兵备事务。

据宣统《濮州志》收录的正德十二年敕书，朝廷命高显“在西宁驻扎”，“抚治番彝，整饬兵备”，操练军马，固守城池。西宁“设在万山之中，道路偏僻”，番族众多，“反侧难制”。正是在这个岗位上，他登临河州镇边楼，写下了“谩说河州天尽处，西宁还在更西头”的诗句。

之后高显再迁本司按察使，成为一省司法监察的最高长官。嘉靖元年（1522年）八月十四日，《明实录》记载：因山陕一带“虏警”——蒙古骑兵侵扰，朝廷决定免去陕西按察使高显及延安、庆阳、平凉、西安、凤翔、汉中、山西、大同各府州县正官的朝觐。这意味着高显必须留在陕西处理边防事务。一位以“亢直”著称的按察使，在高风险的边防事务中获得了朝廷的信任，以至于朝廷认为他“不可离开岗位”。

然而，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遇到了那个改变他仕途命运的人——一位不知名的“刘御史”。

“刘御史”是谁？

史料中并未留下这位刘御史的全名。但从明代官制来看，能“忌其亢直”并最终导致高显“解官”的御史，很可能是巡按陕西的监察御史。

明代在地方设有一套精密的“双轨监察体制”——按察司作为省级常设监察机构（“一轨”），与中央派出的巡按御史（“另一轨”）并存，二者“均为风宪，俱名察官”，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巡按御史的权力日益膨胀，往往能压制按察司。高显身为按察使，与巡按御史同属“风宪官”，但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在体制上拥有特殊的权威。

“亢直”为何会得罪人？

明代《宪纲》规定：“御史见按察之长，则当旌而荐之；按察见御史之短，则当指实奏闻。”这本是一种制衡机制。但在实践中，这种制衡常常演变为冲突。

高显的“亢直”得罪人，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在按察使任上“临大事不动声色”“洁己守职”的作风，遇到循私枉法的巡按御史，自然不肯低头。宣统《濮州志》说他“至势利纷华谟如也”——面对权势和利益，完全不在意。这样的性格，在官场上注定会树敌。其二，当时巡按御史的权力膨胀已是不争的事实，“权倾一方”，地方官员“望风承旨”。像高显这样“有胆力”“不立崖岸”的按察使，显然不是那种会阿附巡按的人。那位刘御史“忌其亢直”，本质上可能是一场制度性冲突的缩影——一位不愿屈从巡按权威的按察使，被巡按御史借体制之便排挤出局。

结局正如《本朝分省人物考》所载：“御史嫉其亢直，遂解官。”高显不得不解官归乡。

七、被卷入哈密案的“原问官”

如果高显的人生在此画上句号，那也算得上圆满——一个“洁己守职”的清官，戍边有功，解官归乡，留下清白名声。但命运偏偏又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注脚。

正德年间，西北哈密卫陷入土鲁番势力之手。时任甘肃总制的彭泽派人携带金币段匹赎取城印，但通事写亦虎仙阴通番酋，擅自加码，致贻后患。后来，兵部尚书王琼弹劾彭泽“欺罔”，引发了对相关官员的连锁问责。

就在这道问责圣旨中，出现了高显的名字。圣旨收录于《晋溪本兵敷奏》，其中写道：“原问官施训、高显等与应提问郑庑等，都着差去郎中、千户提问了来说。”

所谓“原问官”，是指案件经过审问后移送大理寺复审、被驳回重审时的原审官员。高显在陕西按察使任上主持全省司法监察工作，哈密案涉及刑名定谳，他很可能在会审此案时作为省级司法长官参与了审问。高显名列“原问官”之列，需要接受核查，但他本身并非被追究责任的“犯官”，而是作为“原问官”被要求重新说明情况、配合上级复核。

史料没有记载高显最终是如何应对这场“提问”的，也未见他有受罚的记录。但这件事至少说明：即便退隐之后，高显“洁己守职”的声名，依然让他留在了朝堂的法眼之中——不是因为腐败或失职，而是因为他曾经经手的那份卷宗，需要他再站出来，说清楚。

八、对濮州的贡献

高显对家乡的贡献，没有宏伟的牌坊，也没有气派的祠堂。但他留下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他的为人：“坦易惇笃”“至诚恻怛”——性情坦率诚恳，待人赤诚相见，“与人交披肝胆相示”。另一样是他的家风：临终时留给儿子的，只有几箱图书和几件酒器。

据嘉靖《濮州志》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新任知州张寰到任后访求民间疾苦，士民反映赋税负担过重。“时工部侍郎李瓒以都御史总理河道于山东，会郡人按察使高显具其事”——此时高显已升任按察使，他亲自将家乡百姓的苦情报告给当路官员，推动减免赋税。濮州百姓“翘企以望”，期待减轻负担。

高显虽身处官场，却始终心系桑梓，为家乡百姓奔走呼吁。这才是真正的“远在江湖忆圣朝”——不只是心念朝廷，更是心念家乡、心念百姓。

九、评价与研究方向

《濮州志》对高显的评价，十二个字，字字千钧：“至诚恻怛，洁己守职，终始如一。”

高显，这个从濮州走出来的进士，值得我们记住。不是因为他的官有多大，而是因为——在诱惑面前，他选择了清白；在强权面前，他选择了抗争；在浮华面前，他选择了淡泊；在战场上，他选择了身先士卒；甚至在退隐之后，他还要被朝廷的案子“点名”，再出来做一次证明。

关于高显，还有很多空白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一，《明实录》中高显事迹的系统梳理。目前所见记录分别涉及任职、弹劾、升迁、免觐等，散见于正德、嘉靖两朝实录的不同卷册中，尚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

其二，高显弹劾陈金案的后续发展。兵部“俟给事中勘报”之后，陈金最终是否被处置？高显的弹劾是否产生了实际效果？

其三，“原问官施训、高显等”与哈密案的关系。结合《晋溪本兵敷奏》的圣旨，可进一步厘清高显在哈密案中的具体角色与司法职能。

其四，刘御史身份的考证。宣统《濮州志》记载“刘御史忌其亢直”，但未载全名。若能查明这位巡按御史的身份，对理解高显解官的深层原因极有价值。

其五，高显墓与濮州高氏族谱的田野调查。濮州城东八里的高氏墓今日是否尚存？族谱是否还在民间流传？这是地方文史研究者可以着手的方向。

回望高显的一生，他没有封侯拜相的显赫，也没有千古传颂的诗篇。从霍丘到魏县，从南京给事中到湖广佥事，从陕西副使到按察使——他走过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处，都留下了“洁己守职”的足迹。

《明实录》中用二十余年时间跨度，默默地记录着这个山东人的人生轨迹：正德元年他进入南京户科，七年弹劾陈金，七年升湖广佥事，十二年升陕西副使，嘉靖元年作为陕西按察使免于朝觐……一条条冰冷的编年体记录背后，是一个真实的、有温度的官员的一生。

他弹劾过权倾朝野的焦芳，也弹劾过封疆大吏陈金；他亲率精锐斩获过苗贼首级，也在西北边陲整饬过兵备；他因过于刚直被排挤出官场，又在晚年被朝堂大案“点名提问”。退隐之后，他用一首诗写下了“远在江湖忆圣朝”——这份赤诚，不因解官而改变。

他写下“远在江湖忆圣朝”，也写下“西宁还在更西头”。两首诗，一归隐一戍边，连在一起，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官员的一生——能放下，也能担当；能归隐，也能守边；能“解衣沽酒伴渔樵”，也能“亲率精锐”斩贼首级。

高显用一生践行了“洁己守职”四个字。这样的人，历史不该忘记，家乡不该忘记。

主要参考文献：

1.《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十七、卷九十二、卷一百四十六

2.《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五十二

3.[嘉靖]《濮州志》

4.[嘉靖]《河州志》卷六

5.宣统《濮州志》

6.[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九十六

7.[明]秦金《安楚录》卷二，明刻本

8.[明]王琼《晋溪本兵敷奏》卷七，明刻本

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