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要求，压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市环境执法总队组织开展“典”护青山生态环境执法实践比拼活动，涌现出一批优质案例。案例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各编核心内容，兼具法条细致解读与一线实战剖析，充分展现执法队伍研学法典的深度和广度，彰显基层执法人员学法践典、攻坚克难的实干担当。现开设“典”护青山专栏，集中刊发优秀案例，推动法典落地见效。

今年1月，在崇明区某企业的一处移动工棚里，执法人员遇到了一个执法上的“卡点”。敞开的移动工棚里，登高车上有打磨喷漆的痕迹，现场还找到了原子灰和汽车漆，可偏偏执法人员到场时，现场没有人在作业。听证会上，企业辩解“只是打磨没喷漆”。现场检查时，执法人员用PID在工棚附近测出的数值是0ppm，这个数据客观上反而支持了企业的说法。

一 旧法之下，“抓现行”是绕不开的坎

问题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该条规范的是“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要处罚，就得证明企业“正在产生废气”。抓到了现行，证据链才完整；只看到痕迹、抓不到现行，处罚就有被撤销的风险。

几个典型案例把这条“分水岭”划得很清楚：一家五金加工企业，工人正在给船用滑轮组补漆，车间里没有处理设施；一家轮胎翻新企业，硫化罐在运行，处理设施却没开。这两个案子，PID在油漆桶旁、粘胶桶处都测出三百多ppm，直接锁定了“正在产生废气”，处罚顺理成章。可那台登高车，0ppm，恰恰印证了“未在作业”。旧法这套“管活动”的逻辑，在这里碰到了绕不开的坎。

二 从“管活动”到“管物料”，法典换了一条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给出了答案。《法典》将管控对象，从“活动”扩展到了“物料”。

《法典》第二百一十三条，把“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材料和产品”纳入管控，并要求制定含量限值标准。第二百一十四条，把监管落点放在“生产、使用含VOCs的原辅材料和产品”上。这表明，执法人员不再需要抓到正在喷漆，只要能证明企业使用含VOCs物料，就能依法查处。第二百一十五条确立的低VOCs含量标识制度，更让执法于法有据：查物料，看标识，验含量。

从“等行为”到“查物料”，执法的主动权已然牢牢在握。

这套思路，放在崇明区长兴岛，最有说服力。

长兴岛是上海海洋装备产业的核心承载区，江南造船、振华重工、沪东中华、中远海运等大型企业均集聚于此。船舶涂装是VOCs的重要排放源。近年来，对央企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的执法核查结果表明，无组织排放占比普遍高于九成。

也就是说，VOCs总量的绝大部分，是从露天、场外这些在线监测根本覆盖不到的地方逸散出去。无组织排放怎么算？只能靠物料衡算：场外用漆量乘以涂料的VOCs含量，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逐月核算。若仅盯防有组织排放口，无异于只见冰山之一角。要完整核算VOCs总量，唯有“管物料”这一根本路径。

三

让每一吨涂料都有去向：一个关于“K值”的研究设想

物料衡算法简便、数据可得，是基层执法中最常用的核算方法，但其核算结果与企业有组织排放实测数据之间往往存在系统性偏差，企业自行监测、在线监测数据与按原辅料核算的理论排放量“对不上”即是一例。偏差究竟源于参数取值，还是设施运行、监测数据本身的问题，需要一把可量化的“标尺”。

这把“标尺”，是“有组织排放准确度系数”，即K值：将有组织排口的实测排放量（在线监测）与物料衡算的理论排放量相比即得。K值接近1，核算与实际基本吻合；明显偏离1，则提示核算参数、设施运行或监测数据需进一步核查。

通过大数据投喂，分析行业、工艺、治理设施及监测工况的影响，最终形成分行业、分工艺的K值参考区间。区间建立后，某企业K值若持续显著偏离所属区间，即可作为非现场监管预警线索，引导核查治理设施运行、废气收集与在线数据质量，并为总量核算、源头替代评估与行业横向比对提供数据底座。

说到底，从“抓现行”到“查物料”，变的其实是看待问题的眼光。《法典》是基石，科技是翅膀，实战是检验。基层执法实践表明：守护崇明三岛的每一片蓝天，靠的不再是蹲守现场抓现行的运气，而是追着物料查源头的底气。

作者：崇明大队 邵圆梦

编辑：张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