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伟（中共临沧市委党校决策资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璀璨星河中，唐代史学家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无疑是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这部政论集翔实辑录了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房玄龄等贤臣对话等史料，系统呈现了“贞观之治”的治国理念与政治实践，其中蕴含的选人用人思想尤为精粹深刻。贞观君臣围绕“如何选人”“如何用人”“如何育人”构建的完整体系，不仅造就了人才辈出、吏治清明的盛世格局，更沉淀为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

　选人之要：破除桎梏，德才兼优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贞观君臣清晰认识到，国家治理的兴衰成败，根本系于能否选拔出真正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魏晋以降，九品中正制逐渐滋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制度沉疴，人才选拔被门阀世族所垄断，严重影响了社会活力与治理效能。贞观君臣以隋亡为镜鉴，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与警醒。《贞观政要·任贤》篇中明确阐发“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的选人准则，决心打破门第尊卑、地域远近、阵营亲疏的多重桎梏，构建开放多元、唯才是举的选才格局。《贞观政要·择官》篇中还指出：“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这一精辟论断，深刻道破了选人用人的根本要义，为贞观年间的吏治建设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为打破门阀垄断，唐太宗推行科举制与举荐制并行的选拔机制。科举制以考试为核心，“取士不问家世”，为寒门士子提供公平竞争的上升通道；举荐制则鼓励大臣“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广泛发掘潜藏民间的贤才，扭转了魏晋以来门阀垄断朝政的局面。布衣马周上书言事，获唐太宗赏识后一路擢升，官至中书令，成为“布衣拜相”的典范；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谋臣，多次献策欲除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看重其忠直敢言的品格与治国才能，委以重任，使其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手。这种“不念旧恶，唯才是举”的胸襟，彰显了贞观选才的开放格局与恢宏气度。

　　除打破选拔壁垒外，贞观君臣还确立“德才兼备”的核心选才标准。唐太宗直言：“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此处的“审”，核心正在于对人才德行与才能的双重考量。魏征在《贞观政要・择官》中提出“六正六邪”之说，既清晰界定“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的正向标杆，亦严辨“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的奸佞之态，为选才提供了具体可循的标尺。因此，贞观年间的选才，既以学识、能力为履职之基，更以品行、操守为立身之本，确保选拔出的人才既能胜任政务、各展其长，亦能坚守为官底线、清正自持。

　　为保障选才用贤的质量与治理效能，唐太宗确立了严慎有序的考察任用机制。他坚持亲择关键官员以精准辨别人才识见，更明确要求候选者必先在实际岗位历练，经严格考核合格后方可正式任命。这种“以实践验真才”的选才路径，有效规避了“纸上谈兵”式的人才误判，践行了“为官择人，必得其才”的选贤标准。《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对群臣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这种以才德为核心、以实践为标尺的选才理念，为贞观年间汇聚了大批贤能之士，筑牢了“贞观之治”的人才根基。

　用人之术：量才授职，信任共治

　　选拔贤才仅是第一步，如何合理使用人才、让其充分发挥其才能也非常重要。唐太宗深谙“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道理，主张根据人才的特长与禀赋精准匹配岗位，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一用人艺术在贞观政治实践中得到充分彰显。

　　基于这一认知，唐太宗针对大臣特长量才授职，使其各尽其能：房玄龄善谋划，杜如晦善决断，便令二人同为宰相，形成“房谋杜断”的组合，共辅朝政；魏征忠直敢言、善于谏诤，便任命为谏议大夫，专司指出皇帝过失、匡正朝政；李靖精通军事、长于征战，便委以兵权，也因此立下赫赫战功。正如唐太宗所言：“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这种因人而异的用人策略，既避免了人才浪费，又凝聚起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

　　“官不必备，惟其人”是贞观时期用人的另一重要原则。针对隋代官僚机构臃肿、官员冗余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民力负担沉重等问题，房玄龄等大臣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既减轻了民众赋税负担，又提升了行政效率，让官员各司其职、专注其事，破除了“十羊九牧”的体制沉疴。

　　用人不疑、君臣共治是贞观时期用人思想的鲜明特色。唐太宗深知，人才效能的发挥离不开信任与支持，他曾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基于这一理念，他给予大臣充分信任与职权，鼓励其大胆行事、直言进谏。对李靖，特许其在家办公养病，却在平定吐谷浑的关键时刻委以重任，李靖不负所望，率军大捷；对马周，不仅破格提拔，更在其提出合理建议时全力支持，使其得以充分施展才能。这种信任建立在对人才充分了解、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良性循环，凝聚起君臣同心、共治天下的强大向心力。

　　为保障用人公正，唐太宗还建立了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贞观年间，官员考核以“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四善”侧重德行操守，“二十七最”侧重专业能力，考核结果直接与奖惩、晋升挂钩。这种公平公正的激励机制，既激发了官员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又净化了官场风气，确保了吏治清明、政务高效。

　育人之策：制度筑基，长远育才

　　贞观君臣不仅重视选才、用才，更注重人才的长期培养与储备，通过建立教育、考核、晋升制度，构建起“选、用、育、留”的人才管理闭环，确保人才供给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为盛世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在人才培养方面，唐太宗以崇儒重道为核心，大力兴办学教，将人才培养标准化、制度化。他即位之初便“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利用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学生”，使弘文馆成为兼具藏书、研学与高端人才培育功能的核心载体。同时扩建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为“国子、太学、四门、广文”增置生员，更设书学、算学等学科及博士，形成覆盖中央到地方的完善教育体系，打破了人才培养的自发性与偶然性，从源头上保障了人才质量。

　　在人才储备方面，唐太宗构建梯度培养、循环历练的储备机制，形成“地方—中央—地方”的人才流通闭环。他“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让寒门俊彦与勋贵子弟同堂研学、共沐教化，储备了大批潜在人才。对于地方优秀官员，则通过调入中央担任谏官、秘书官等职，使其熟悉中枢政务、积累治国经验，再回归地方担当重任。这既让人才在实践中砥砺才干，又实现了国家治理人才的梯队建设，保障了行政体系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在人才管理方面，唐太宗以考核为纲、以劝学为翼，建立动态高效的管理机制。他推行“考绩黜陟”制度，明确考核标准，规定官员期满需经严格考校，优异者方可晋升，形成“能上能下”的良性循环，既避免了任职过久滋生的腐败惰性，又为人才提供了施展抱负的空间。同时倡导“终身学习”，直言“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以“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为喻，强调学识对人才成长的关键作用。他本人更是勤学典范，常与大臣“讨论坟典，商略政事”，带动官场形成“勤于学问，谓之懿德”的良好风气，助力官员持续提升素养、服务国家治理。

　　跨越千年时空，《贞观政要》所载的选人用人之道，依旧闪耀着历久弥新的真理光芒。书中倡行“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核心理念，主张以德为基、以才为用，摒弃门第阀阅之见，拔擢贤良方正之士；强调“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务实原则，依据禀赋所长授予职任，使人尽其才、各司其职；同时秉持育人育才的长远眼光，通过教化涵养与实践历练，厚植人才成长的沃土。这些思想扎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勾勒出贤能政治的理想图景，不仅塑造了贞观盛世的人才格局，更为后世治政提供了镜鉴。其字里行间蕴藏的理政智慧，穿越历史烽烟，为探寻古代治国理政的源流脉络，提供了宝贵的范本。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31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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