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历史碎片中的贵州——贵州文物碑刻刊载史实》书封

《革除土司重征滥派碑》拓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拥有约125.8万座山头的贵州有“山国”之称。山中多碑刻，东汉以来，黔地以石头为载体记录历史，留下数量众多、样式各异的石碑。如果说历史是一部斑斓多姿的巨著，那么碑刻则是从巨著中散落于地的书页碎片。9月5日下午，以“石上读黔史·碑刻里的贵州”为主题的《历史碎片中的贵州——贵州文物碑刻刊载史实》图书分享会在贵州省地质博物馆举行。

“我搜集、整理与研究贵州碑刻始于2006年。”《历史碎片中的贵州》一书作者、贵州省文博学会代会长、贵州省地质博物馆研究员安成祥先生回忆，当年在黔东南大山深处做田野调查时遇到一方古碑，村民视之为“神物”却不知其意，此后，他以广搜山间石刻文化资料、读懂沉默的石头背后的历史密码、讲述碑刻里的贵州故事为志业。20年来，其足迹遍及全省9个市州的54个县市区，跨越崇山峻岭与深谷溪流，从繁华城镇到偏远村寨，勾勒出贵州历史文化的地理分布脉络；搜集800多通碑刻资料，构建起庞大的贵州碑刻史料库，涵盖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碑刻原始与文献记载；对400多通碑刻完成实地勘察、拍照、拓片与碑文考释，考证历史细节，还原碑刻背后的人文故事与时代背景。他也因此被誉为“找石头的人”。

《历史碎片中的贵州》一书，是作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志书、文献记载，让冰冷石碑“开口说话”的一部著述。全书以明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碑刻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社会治理、风土习俗、生态保护、文化教育、司法诉讼等多个维度的历史图景，将散落山野的碑刻凝聚为一部立体的贵州史书，弥补了传统文献记载的不足，为研究贵州地方史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分享会上，安成祥先生讲述了三通石碑上的贵州故事。其中，立在黎平县岩洞镇述洞鼓楼前的《革除土司重征滥派碑》，详细述说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侗族寨老维系自身利益的故事，真实呈现了清代“改土归流”历史的复杂性；惠水县摆金镇高寨后山脚的一通同治元年（1862年）的《禁止采硝碑》，碑文内容“苗汉不是分开的两条河，是早就在丧葬习俗里融在一起的水”，是跨越族群的文化交融与历史见证；《安氏族规碑》还原了清代“咸同之乱”后，民间百姓对规则秩序的维护、对安宁生活的向往。

这些碑载事实，多数是基层社会的局部琐事，但所记载的人与事却往往与当时国家和贵州历史息息相关，从中可以观察历史制度等宏大问题。“《历史碎片中的贵州》不是就碑刻谈碑刻，而是从纵向历史演进、横向社会关联切入，以乡村碑刻为微观切口，穿透历史肌理，窥见宏大的时代变迁与社会图景，达到‘从树木见森林’的目的。”安成祥说。

“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走近历史真实，但受限于史料无法完全复原，而文物碑刻中散落的历史碎片，恰是弥补文献记载缺失的宝贵信息。”著名史学家熊宗仁在发言中指出，自古以来铸就的完整历史链条因风雨的侵蚀而断裂，人民群众用碑刻保存下了具有文化价值和启迪意义的事件，随着岁月变迁，碑刻本身也化为碎片，供后人拼读。

他高度评价安成祥的著作正是从这些前人留下的碎片中解读文化信息，串联起历史的线索，为研究贵州历史文化提供了另一条路径。“书中的碎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贵州物质、制度及非遗的演进，是增强文化自信的珍贵原始材料。这种拓荒式的搜集与研究成果，远胜于网络上的寻章摘句，对重塑贵州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熊宗仁说。

“化石是自然历史的留痕，碑刻则是人文历史的留痕。”文化学者、书评家周之江从金石学与史学的双重视角，分享了其阅读《历史碎片中的贵州》一书的感受。他说，碑刻是比纸张、数字介质更能经受岁月侵蚀的文明载体，正所谓“奸阻易消，金石难灭”。在正史记载之外，与普通民众、基层社会有关的信息往往被掩埋，而散落山野、沉默的碑刻，恰恰保存了这些“被遗忘的真相”。

贵州民族大学文物研究生黄丽琴作为青年学子代表在会上发言。她以“古人的朋友圈”作喻，认为碑刻不仅是历史研究的珍贵史料，更是古人记录日常生活的载体，比如哪片林子不能砍伐、寨中立了什么规矩，都一一刻在石头上。结合实地考察的护山碑、护林碑，她认为，古人早已将森林划分为风水林与经济林并实行分类保护，这一理念与今天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高度契合。她呼吁更多青年学子走进贵州山水，让“古人的朋友圈”在互联网时代继续发声。

“阅读历史，体味历史发展的脉络与生活的变迁，固然要关注官方编纂的那些史志，但是也应留心那些散布于山野或者被遗忘于某个角落的碑刻。碑刻所记载的人与事，既能补史之缺，亦能证史之确，还能勘史之误。只有充分发掘这些历史碎片，才能使历史细节更加充盈、历史图景更加真实和完整。因此，碑刻的价值无疑是历史的显微镜与补正器。”安成祥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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