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周会隆

——一位平叛安民的濮州举人

作者/韩勇

明清易代，山河动荡。当许多人选择在故纸堆里寻找避风港，或在新朝与旧国之间左右摇摆时，一位来自山东濮州的举人，却收拾行囊走进了湖北远安的深山。在那里，他用刀剑筑城，用诗书安民，用笔墨修志，在兵火缝隙间写下了一段既铁血又温情的传奇。

他叫周会隆，字梅庵，一位值得被重新发现的“孤城守望者”。

一、少年意气与乱世登场：一个举人的“非典型”仕途

周会隆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祖籍山东濮州（今河南范县与山东鄄城一带）。他天资聪慧，“甫就外传，即晓畅经书，为文立成”，是乡里公认的神童。十六岁参加童子试，一举夺魁，顺利进入县学。崇祯三年（1630年），十八岁的他以《诗经》高中举人，春风得意，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此后的科场之路却异常坎坷。他多次赴京参加会试，皆不中。最遗憾的一次是癸未科（1643年），他已顺利通过前两场考试，却在第三场前夕误闻李自成攻陷濮州，心神大乱，退出考棚还家，最终落第。他在自述中只叹了三个字：“命也。”——不怨天，不尤人，认了。

甲申之变（1644年），明朝覆亡，清军入关。天下鼎革之际，清廷征召地方人才入仕。周会隆本以祖母年迈为由推辞，但在地方官极力举荐下，朝廷不肯放过这位有才名的举人，将他选授为湖广远安知县。远安地处万山之中，接兴山、归州、房县、保康之境，流寇数万盘踞其间，堪称“虎穴”。周会隆别无选择，踏上了那条凶险的赴任之路。

二、平叛：智斗周酉儿，一战定远安

上任途中，周会隆便遭遇了巨大危机。巨寇周酉儿（《濮阳周氏族谱》中记作周国酉）拥众数千，建纛列阵，假意出迎。周会隆临危不乱，一面以王法相谕，不为所动；一面令随行人夫慢行，自己率数骑疾驰赴县。贼骑追赶不及，竟以为神助——上演了一出古代版的“速度与激情”。

抵达县城后，周会隆见到的是一座怎样的远安呢？县志用了八个字：“城垣卑薄，阒无居人。”——城墙又矮又薄，街市空无一人。他当机立断，与士民商议后，放弃旧城，选择在鸣凤山麓另筑新城。不数日，周酉儿率众追至，肆意侵掠。周会隆冒险绕道，密报上宪，请求会讨。不久后，周酉儿被剿灭，远安数百里得享太平，百姓欢呼他为“神君”。

此后，他又相继平定了当阳县逆民之乱和南漳县民变。南漳一役，他“亲诣寨落，谕以理法，陈以祸福”，逆党泣服，邻邑帖然。按察院曹某举荐他时，用了八个字：“长才御寇，抚字有方。”——既能打仗，又会治民，文武兼备。

三、筑城：因河为池，孤城抱月

周会隆在远安最大的物质建设，就是重修城垣。远安县城在明代经历了多次迁徙：从亭子山到东庄坪，再到鸣凤山麓，每一次迁址都伴随着战火或洪水。崇祯十三年（1640年）迁至鸣凤山麓的县城，不久便毁于兵燹。周会隆是清初第一个系统重建远安城的人。

他修缮城堞，并“因河为池”——利用天然沮水河道作为护城河。这既是智慧，也是无奈：山区筑城，人力物力匮乏，只能借自然之力以自保。筑城期间，一夜数传贼警，人心惶惶，有人主张弃城。周会隆却异常冷静：

“贼未至而自扰，取败之道也。惟守此，庶获保全。”

遂坚卧不起。贼探知有备，果然未敢来犯。他在《山城闻警》诗中写下当时的城防夜景：

“蜀寇屯江边，孤城抱月眠。宝刀鸣夜壁，画角起遥天。”

——孤城如人，抱着月亮假寐；宝刀在墙壁上铮鸣，画角声穿透夜空。明明是九死一生的守城战，却被他写出了几分月下独酌的侠客气。

四、兴教与修志：云棲山房里的书声与笔墨

比筑城更见功力的，是兴教。当时的远安，“学宫倾废，人轻诗书”。周会隆便在云棲山房设立义社，日与士子讲学其中。同时丈量土地、均衡赋役，劝课农桑。远安士风为之一变，百姓“民歌孔迩，士庆得师”。他自己也“退食必读书吟诗”，堪称一位学者型官员。

而他最容易被后人忽略的一项贡献，是修志。顺治四年（1647年）春，周会隆刚到远安上任，便在戎马倥偬之余，动了修志的念头。他在自撰的《修志书序》中写道：

“因询访邑志，欲一披全概。邑人士告予曰：‘嗟嗟，邑之有志旧矣。一修于刘君顺时，再修于孙君自强。兵燹以来，俱付祖龙之余焰矣。继起者易为力，创始者难为功。即欲奋笔丹黄，为异日粉本，而流风阒如，又安从得乎？’”

——远安的旧志，在战火中已化为灰烬。想重修，连个底本都没有。但周会隆没有放弃，这个念头在他心中盘桓了整整两年。终于有一天，有人送来一册家藏的刘顺时旧志抄本。他如获至宝，反复展玩，发现“分门标旨，条理井然”，但“搜罗未广，阐扬未修”，且已过去数十年，“其间山川不改，兴废顿异”。

于是他发出了一句沉痛的追问：

“治绩行业，炳耀千古；节义文章，照人颜色。……听其久而沦落，简册无光，是有司之罪也夫！是有司之罪也夫！”

——如果让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和事，因无人记录而黯淡无光，那就是地方官的失职！这种自觉的文化使命感，放在今天，大概可以翻译成：“这届官员不写志，后人拿什么考古？”

于是，他与县中“握如椽笔”的“二三知名士”共同商定，以旧志为底本，“稽古道，准舆情，考证也详，取类也博，立心也恕，持论也严”，编纂新志。他特别强调，要“一揆于圣人作《春秋》之旨，期于久而可传也”——这是以史家标准来要求一部县志。

稿成之后，又历经一年多的校订，才付梓刊行。可惜的是，这部稿本后来在顺治十一年的洪水中“漂没”无存。我们今天看到的顺治十八年刻本《远安县志》，是他的继任者安可愿在其基础上续修而成的。安可愿在序中坦言：“周君既肇其端，予与曾子宗孔辈，不过因其成绪而润色之。”——周会隆开了头，我们只是接着写完。

在序文末尾，周会隆还特意提到自己家乡濮州的旧志——由“伯承李先生”（即李伯承，明嘉靖年间名士）编纂，“洋洋洒洒，直欲自成一家言”，时人有“龙门扶风”之誉。他以此勉励远安的修志同仁，说他们“才蒸云霞，气吞河汉”，将来文名可与李先生媲美。这段话不经意间流露出他对故乡文化的自豪，也暗示了他试图在远安复制濮州文化传统的用心。

五、官舍与诗意：山城中的文人雅趣

在刀光剑影的城防事务之外，周会隆还时常吟诗作画，尽显文人雅趣。

据《远安县志》记载，他的门生简惺家里有座“水石居”，取唐代画家王维“五日画一水，十日画一石”之诗意。为此，他特意写下了一首《题简生惺水石居》：

五日画一石，十日画一水。

谁知水石趣，罗列在户戺。

泠泠云罅中，稜稜波光底。

珠疑入户溅，云似触衣起。

日照石如雪，风来水似绮。

陶陶水石间，兀然一君子。

诗中，他把水石之趣从画中请到了现实——水声泠泠如从云隙中流下，波光粼粼如刀削般的棱线；水珠仿佛要溅入窗内，云雾似乎要沾上衣襟；日光下石头洁白如雪，微风中水面荡漾如绮罗。最后一句“兀然一君子”，既是写水石间那座孤高的山石，也是写他自己——在乱世中保持端然不动的姿态。

如果说“孤城抱月眠”写出了他守城的紧张与孤独，那么“兀然一君子”则写出了他内心的从容与自持。一个能写出这样诗句的人，哪怕身在危城，灵魂也从未被围困。

他的另一首《卜筑岚羽门官舍将成》，则记录了他新官舍落成时的闲适心境：

尘事山城少，闲寻竹径深。

画图看剑垒，风俗问牛耕。

木杪分樵路，人家有涧声。

背泉官舍静，好去听新莺。

山城尘事稀少，他有空在竹径中漫步。登上高处携剑看筑城如在画图一般，走到田间亲近耕牛询问农家的风俗。树梢上分出樵夫的小路，山涧边传来人家的水声。他的官舍背靠泉流，格外清静，正好去听新来的黄莺啼鸣。

这哪里像是一个身陷寇盗重围的知县？倒像一位隐居山林的诗人。但他偏偏把这两种身份合二为一——白天筑城御寇，傍晚听泉观莺；一边写“画角起遥天”，一边写“好去听新莺”。这种在刀兵与诗意之间切换自如的能力，或许正是周会隆最迷人的地方。

六、宦海浮沉与故乡归宿

顺治七年（1650年），因政绩卓异，周会隆升任建昌府同知。离任时，“士民攀辕，几二百里”，相送的队伍绵延二百里，这是古代百姓对一个好官最朴素、最诚挚的表达。

壬辰年（1652年）正月，他到建昌任上不久，便遭遇兵变，营将多遇害，唯因他“清操独不犯”而幸免于难。随后卷入议处风波，幸以新任免议。他遂奉祖母旋里，回到濮州故里。

晚年，他在故乡修始祖庙、创修四世庙、约族人垦田、立约共守，完成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后闭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周会隆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七、文学与遗著

周会隆不仅是能吏，更是文人。据《濮州志》载，他著有《卧游草》《山野经济录》《为人金鉴集》，惜皆散佚。“卧游”本是南朝宗炳提出的审美概念——足不出户而游历山水。周会隆身处万山之中，每日面对寇警与筑城，却仍以“卧游”名其诗草，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退守与超脱。就像今天的人加班到深夜，还要在备忘录里写几句诗，证明自己不只是“工具人”。

其存世诗作除《山城闻警》二首外，尚有《题简生惺水石居》和《卜筑岚羽门官舍将成》等，仅见于《远安县志·艺文志》中。这些诗风格清雅，意境悠远，与其战地诗形成鲜明对照，共同勾勒出一个立体的周会隆——既有铁血的一面，也有温情的一面；既有焦灼的守望，也有从容的观赏。

此外，他撰写的《修志书序》也是一篇重要的学术文献。序中不仅记录了他修志的缘起与过程，还隐含了一套方志编纂理念：“稽古道，准舆情，考证也详，取类也博，立心也恕，持论也严”——考据扎实、体例完备、态度宽容、立论严谨，这六句话即使放在今天的地方志编纂规范中，也毫不逊色。

八、对濮州的贡献

周会隆虽长期在外为官，但始终未忘故土。他晚年返回濮州后，主导或参与了多项家族与地方建设：

——修始祖庙于北王召，创修四世庙于白草店，定期以祭，并立约与族人共守；

——约族人垦祭田，整理族产，振兴家族经济；

——参与纂修康熙《濮州志》，为家乡留下信史。

这些举措使濮州周氏成为当地望族，也体现了传统士大夫“不离乡土、不忘根本”的情怀。

九、评价与下一步研究方向

周会隆在远安任上最后的告别语颇耐人寻味。他说：“余待罪远安，无他失，独老荒恐遗民累。”——唯恐自己老了会拖累百姓。这种谦抑自省的态度，被方志赞为“循良第一”。

他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英雄，却是一个在乱世中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极致的实干家。筑城、平叛、兴教、修志、写诗、养老——他把一县之治的各个环节都走了一遍，且都留下了痕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在修志序文中强调“志”的劝戒功能——这其实是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朴素回应。他把一部县志，当作了一部微缩的《春秋》来修。这种见识，远超一般“记流水账”的地方官。

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1.家族文献：进一步搜集整理濮州周氏家谱、碑刻，以补地方志之阙；

2.方志学角度：将周会隆的修志理念纳入清初方志编纂史中考察，评估其学术贡献；

3.历史地理：结合田野调查，考证远安鸣凤山古城遗址与河道变迁。

三百多年过去，远安的城墙早已不是周会隆当年筑的那道，他写的志稿也沉入了沮水，他亲手题诗的水石居也早已湮没无存。但他留下的诗句——“孤城抱月眠”“兀然一君子”“好去听新莺”——却像一枚枚时间的琥珀，封存了一个乱世官员最真实的瞬间。

那不是普通的月光，那是一个在乱世中没有逃走的人，用刀、用笔、用一生，为一座城点亮的灯火。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些文字，也许会在某个深夜，想起那位在山城月下写诗、在城头风中守夜、在灯下修订志稿、在泉边静听莺啼的濮州举人。

他让我们看到，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的英雄叙事，更是无数普通人“守土有责”的日常史诗。而他对“简册无光”的忧惧，则提醒着我们：忘记记录，就是辜负；没有书写，就没有传承。

参考文献

1.顺治十八年《远安县志》刻本，清安可愿修、曾宗孔纂，国家图书馆藏

2.康熙十一年《濮州志》，张实斗编次，国家图书馆藏

3.同治五年《远安县志》刻本，湖北省图书馆藏

4.《建昌公行述略》稿本，周氏家藏

5.王建《周会隆与远安筑城考》，《湖北地方志》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