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这条河，为何藏着半部宋元战史  

——张柔家族在赵王河畔的金戈铁马

为何亳州城南一条并不起眼的河流，会被称作“赵王河”？这个名字，民间常常与宋太祖赵匡胤联系起来；然而翻检旧志，却能发现另一条颇值得追寻的线索。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记载此河时，留下了一句：“相传为宋之运粮河。”如果把这句话放回十三世纪中叶宋蒙战争的历史现场，再与《元史》关于张柔镇守亳州、修筑甬道、设置水栅的记载相互参照，一幅埋藏在河流、道路与村镇名称背后的战争地图，便逐渐显现出来。

公元1254年，蒙古汉军将领张柔率领山前八军进驻亳州。此时距离金朝灭亡已经二十年，黄淮之间却远未恢复太平。蒙古军不断向南推进，南宋则依托淮河及其支流水系北上争夺，亳州一带恰处在双方反复拉锯的前沿。

荒城重起

张柔把亳州变成南下桥头堡

张柔到达亳州时，这座曾经繁华的州城已经荒废多年，他在《城亳碑》中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景象：城外积水广布，大军甚至需要乘船才能靠近城池；北门附近树木丛生，士卒一边砍伐，一边开出进城道路。进入城中之后，更是野草遍地，野鹿、野猪成群出没，昔日人烟稠密的州城，俨然重新变成荒野。十三世纪上半叶黄河多次决溢，黄淮平原水患严重，再叠加长期战争造成的人口逃亡、城镇废弃，曾经连接中原与淮河地区的许多州县，都出现了类似景象。对张柔而言，驻守这样一座荒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并非如何继续南进，而是怎样让数万军队在这里站稳脚跟。

随后，张柔征调军力，开始大规模重修亳州城。工程持续数年，不只是修补城墙，还包括整治道路、疏通沟渠、修筑桥梁、恢复官署和民居。张柔墓志记载，在他的经营下，亳州城墙重新以砖甃砌，通往归德等地的道路和桥梁也得到修复，人口、商旅逐渐聚集，让城市重新有了生气。地方文献还记载，一些旧有建筑甚至成为筑城材料，亳州城中的魏武帝庙、魏文帝庙等建筑，一度被拆取砖瓦，用来补修城墙。经过数年经营，亳州成为蒙古军控制淮北的重要据点。

《元史》记载，当时涡河以北水道浅窄，加之黄泛区水陆错杂，大军往来十分困难，曹州、濮州、魏州、博州等北方地区调集的粮食，难以顺利运抵亳州。数万军队驻扎前线，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粮草，道路一断，再坚固的城池也守不住。为此，张柔在亳州以北修筑了一条长达一百二十里的甬路，一直通向汴河一带。所谓“甬路”，并非普通乡间道路，而是在水泽、低洼地区人工修筑的高路，有些路段近似长堤，可以保证军队、车辆和粮草在积水地带通行，遇到水深无法填筑的地方，则架桥通过。《元史》记载，沿途共修桥十五座，有的桥面宽达八十尺，并在要害处设置堡垒驻兵防守。结合当时地理形势看，史书所说的“汴”，应与归德一带的汴河、通济渠水系有关，从亳州北上归德，大致也符合史书记载的里程。于是，一条连接北方粮源与亳州前线的军粮通道被建立起来，亳州作为蒙古军南下桥头堡的基础，也由此真正稳固。

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

赵王河成为宋蒙较量的生死线

北面的粮道打通之后，张柔很快又把目光投向亳州以南。这里的问题与北面不同：不是粮食运不进来，而是南宋水军能够借助纵横交错的河网不断北上。为此，《元史》记载，张柔又从亳州向南修筑甬路六十余里，并在途中设置“横江堡”。史书解释这项工程的原因时，提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地名——“百丈口”。张柔发现，百丈口是南宋军队往来的重要水路，“可容万艘”，于是他不仅修筑甬道，还针对周边水网专门布置防御。甬路以东六十里多为水泽，宋军舟船可以深入，蒙古军因此在水中设置木栅，同时沿道路布置侦察巡逻力量。换句话说，这不是普通的交通建设，而是一整套专门针对南宋水军的水陆防御工程。

百丈口究竟在哪里？结合《读史方舆纪要》《亳州志》等文献判断，它很可能就是后来地方志中所称的“百尺口”，位置约在今天亳州市谯城区城父镇百尺河村一带。这个判断十分重要，因为在百尺口与亳州城南之间，恰恰存在一条赵王河，而乾隆《亳州志》又称其“相传为宋之运粮河”。今天来看，赵王河虽然并不起眼，但在古代黄淮水网尚未经过长期淤积、改道之前，其水运价值可能远比今天重要。根据地方水系关系，赵王河一线向西可以连接鹿邑附近河道，并进一步沟通涡河；向东则可以经百尺口一带进入其他水系。这意味着，南宋舟师如果利用这一水路活动，就不必正面经过蒙古军重点控制的亳州城，而能够从亳州南部、东南部水网迂回向西。

《元史》恰恰记载，当时宋军舟船能够由这一方向进入，并影响鹿邑、宁陵、考城、柘城、楚丘、南顿等地。若把这些地名放在地图上观察，可以看出一个颇有意味的军事态势：南宋军队依托水网向西北方向穿插，而张柔修筑的亳南甬道，则像一道人工构筑的陆上屏障，横切在这片水网之间。按照史书记载，张柔自亳州向南筑甬路六十余里；甬路以东约六十里“皆水”，宋舟可以到达。从今天的地理关系看，自百尺口沿赵王河一线向西，到十字河集附近，距离大体与史书记载相合，而这里又接近旧时亳州南下道路。水路与甬路在这里形成交错，一边是宋军可以利用的河道，一边是蒙古军用于机动和防守的陆上交通线，战争的关键，也就在这片水陆相接之地。

蒙古军的长处主要在骑兵和陆战，南宋的优势之一则在舟师和水运，到了河网密布的淮北，双方争夺的已不只是一城一地，而是谁能够控制道路、渡口和河道。《元史》称，此后鹿邑、宁陵、考城、柘城、楚丘、南顿等地“无宋患”，其实正说明这套防御体系产生了实际效果：南宋水军原本可以借河道深入淮北腹地，而张柔利用甬道、堡寨与水栅组成防线之后，其向西北穿插的空间被明显压缩。

也正因此，“赵王河”这个名称更加耐人寻味。民间传说往往把它与赵匡胤联系起来，这类地名附会名人的现象在各地十分常见，但乾隆《亳州志》留下的“宋之运粮河”一说，却使这个名字多了一层值得讨论的可能。十三世纪中叶，亳州处于蒙古政权控制之下，而河流南面则是南宋势力活动区域，在蒙古军民的日常称呼中，与赵宋有关的军队、政权或水道，是否可能被冠以“赵”字？这种可能并不能完全排除。因此，“赵王河”之“赵王”是否并非特指赵匡胤，而是在长期流传中保留下来的某种“赵宋”印记，值得进一步研究。当然，仅凭现存地方志和地理关系，还不足以完全确定这一名称的历史来源；地名形成往往经历漫长演变，也可能夹杂后世附会，要真正解释“赵王河”之名，还需要碑刻、旧图、水利文献和更多地方档案加以印证。但至少可以确认，在宋蒙战争时期，亳州城南确实存在一套围绕河道、甬路、堡寨展开的军事防御体系，而赵王河所在区域，正处在这套防御体系的重要位置。

故宅湮没

八百年后只剩地名

张柔经营亳州，并不只是一次短暂驻防。为了长期推进以亳州为据点南下的战略，他让儿子张弘略留在这里屯田驻守。张柔调离以后，张弘略仍长期活动于淮北，并继续以亳州为重要据点。史料记载，他曾沿涡河方向作战，抵御南宋军队北上，也曾参与平定淮北地区的反蒙力量。换言之，张柔在亳州建立起来的军事体系，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立即终止，而是被下一代继续使用。《道园类稿》等文献还显示，张弘略之后，张氏后人仍有人生活于亳州，当地后来甚至建有祭祀张柔、张弘略、张弘范等人的祠庙。一个原本来自北方的军事家族，就这样随着蒙古势力南进，在亳州留下了长期印记。

这种印记一直延续到明代。明成化《中都志》记载，亳州城内西街以北曾有“秋风台”，其北又有“看花台”，相传均为张柔所筑，供游息之用，当时遗址尚存；嘉靖《亳州志》又记载了“汝南王故宅”，并提到望仙台、看花台、秋风台等遗迹。这里的“汝南王”，即张柔。到了清乾隆年间，地方志对张柔故宅的位置记载得更加具体，称其在城内西街清风巷一带，只是当时已经废毁。结合清代亳州城图判断，清风巷大致位于旧城西部礼拜寺街附近，也就是今天亳州市区人民路以北、清真前街一带。也就是说，从元代到明清，亳州城里的人长期知道这里有一片地方属于“张柔故宅”，只是随着城市一次次重建，这些宅院、楼台最终全部消失，今天再走过这一带，已经很难想象八百年前曾有一个元代汉军世家居住于此。

与故宅一同消失的，还有当年的甬道、堡寨和水栅。张柔修筑的横江堡早已难寻，水中木栅更不可能留下完整遗迹，秋风台、看花台也只存在于地方志的文字中。然而，有些东西并没有完全消失：赵王河还在，百尺口的名字还在，双沟、十字河等古老地名也依然存在。这些看似寻常的河流、村镇和道路名称，只要把《元史》、碑刻、地方志和今天的地理位置重新叠合起来，昔日战场便会显露出模糊的轮廓：亳州城北，甬道通向归德，承担北粮南运；亳州城南，另一条甬道深入水泽，与南宋舟师争夺交通线；百尺口附近，大批船只可以进入，赵王河一线则可能承担着运粮、行军乃至军事穿插的功能；在水路与陆路交会之处，蒙古军修堡设栅，试图锁住南宋军队向淮北深入的通道。

“山川自有当年色，鼎祚频更异姓名。”张柔故宅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只剩赵王河、百尺口、双沟镇等地理名词，给八百年后的我们留下蒙金、宋元之间金戈铁马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