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用星占数术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热播韩剧《美丽新世界》（又译《我的王室死对头》）以一场特殊天象——彗星现于天际——拉开了序幕，并以此开启了以张禧嫔为历史原型的女主角遭赐死、穿越至现代的奇幻故事。剧集中，彗星多次与故事走向和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并称彗星为“妖女之星”“妖星”。这种将彗星与女性命运、后宫政治联系起来的观念，当然不是现代影视剧的独创，而是具有悠久传统的东亚星占文化中特有的一个表象。

在中国古代天文知识体系中，彗星是灾异占候的重要天象之一，其出现、形态、颜色、位置及运行轨迹均被赋予特定的政治意义。除了与后妃、女主政治秩序相关外，彗星还被用于占验兵乱、饥荒、水旱、灾害与丧亡等政治和社会变故。换言之，古人眼中的彗星并不仅仅是一种罕见的天文现象，更是连接天象、政治与人事的重要媒介。

那么，以张禧嫔为历史原型的这段故事，究竟与真实的朝鲜王朝历史有多大关系？张禧嫔被赐死前后恰好出现了著名的彗星观测记录。本文将从朝鲜肃宗时期的历史记录出发，并结合一部朝鲜文人创作的天文占候文献——《天东象纬考》一书的编纂背景，讨论天象占验与古代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

王后之殇与1701年秋季的彗星

公元1701年，朝鲜肃宗二十七年的秋季，曾有一次完整的彗星观测记录保留下来。

《肃宗实录》载，“九月二十七日辛亥，有星见于太微垣端门外，似有尾迹”；九月二十八日，“太微垣端门外所见之星，形体如奎大星，尾迹稍长，似是彗星”；九月二十九日，“彗星见于太微垣端门外翼宿十六度，去北极九十五度，色苍白。长可二三尺，形体与昨无异”；十月一日，“朔甲寅，夜彗星见於翼宿度内，形体、尾迹，比昨稍盛”；十月五日，“彗星见于翼宿度内，尾迹颇消”；十月六日，“形体、尾迹与前日无异”；十月十日，“彗星见于张宿内，形体尤微，尾迹消灭”。《增补文献备考》记载，这颗彗星“至十月己巳十六日而不见”。

这颗彗星于九月二十七日被观测到出现在太微垣附近，当时还不能确定是否为彗星，观测指出了“有尾迹”。两天后的二十九日，确定了该星为彗星，色为苍白，有具体的空中坐标。综合史料的描述，可以看到这颗彗星的轨迹横跨翼宿至张宿，彗尾长约二三尺，亮度从增强到逐渐减弱，历时约二十天，最终在十月十六日消失不见。这是一套较为完整的彗星观测记录。现代天文学为这颗非周期彗星赋予了编号：C/1701 U1。

而肃宗二十七年的秋天，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八月，王妃闵氏（即仁显王后）在复位后的第七年病逝。九月二十五日，肃宗在《备忘记》中提出要赐死张禧嫔，并与汉武帝杀钩弋夫人一事进行比喻。而彗星出现的九月二十七日，由于承政院的请对和大臣的质疑，肃宗曾一度收回旨意。但肃宗并未放弃对张禧嫔的定罪，一连数日在仁政门外亲自审讯相关的宫人和女巫。十月八日，肃宗再次下达处死的命令。十月十日时，《实录》中要求礼曹斟酌为张禧嫔举行葬礼，可知此时她已身死。

彗星划过天际之时，朝鲜宫廷处在最著名的一次巫蛊事件的审判中。当然，彗星的出现并非为了印证禧嫔张氏或者王妃闵氏之死，却有可能照见了国王肃宗心理状态和对未来政治秩序的判断。从闵氏王妃病逝到处死张禧嫔之间，相隔了四十多天。细细阅读这期间的史料，似乎可以看到肃宗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前后的心态反差。

张禧嫔与钩弋夫人之比：实为防微杜渐

张禧嫔，史称禧嫔张氏，私家野史记其名为张玉贞，曾为肃宗的第三任王妃长达六年，景宗李昀的生母。甲戌换局时仁显王后复位，她被贬回禧嫔。因诅咒仁显王后的罪名被赐死，景宗即位后追尊为玉山府大嫔。

张氏幼时因父亲早亡，其家族被牵扯进“三福”谋逆案中而没入宫中为女官，据说在担任庄烈王后宫中的针房内人时被肃宗宠爱。但肃宗之母明圣王后是西人党家族出身，对张氏和其家族与南人党关系密切而非常不喜，甚至将她逐出宫中。当时西人党与南人党的争斗中，西人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为肃宗选择的继任王妃是十五岁的闵氏，其父闵维重是西人党的领袖。但闵氏入宫后不受肃宗的宠爱，一直没有子嗣，于是张氏又被接回宫中。张氏先后获得了淑媛、昭仪等封号。1688年，张氏生王子李昀，随后被肃宗封正一品嫔位，赐禧嫔号。

1689年，肃宗以闵氏无子善妒为罪名将其废位，驱逐出宫，史称“己巳换局”。闵氏回到娘家在感古堂安国洞度过了六年困苦的生活。这期间西人党失势，南人党掌握朝廷。而南人党掌握朝政后开始飞扬跋扈，肃宗再次感到厌倦。六年后发动甲戌换局，闵氏恢复王妃身份。南人党被驱逐出朝廷，张氏被贬回禧嫔。

复位回宫的闵氏身体不好，史料记载她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一直患病不适。肃宗二十七年八月十四日丑时，王妃闵氏病逝，享年三十五岁。《景宗实录》记录了王后临终前的情况，“后有永诀语，王独不露慼容，及出户，便持镇厚手，大泣哀不能自止”。（王后说了诀别的话，其兄闵镇厚伏地流泪，而肃宗当时独自没有表现出悲伤，等出了门却突然拉住镇厚的手，大哭起来，悲伤得无法自抑。）《景宗实录》的描写，说明在后世宫廷记录中，肃宗对王后的过世表现得很哀伤。

《肃宗实录》八月二十三日时，还有一条要求问罪当时负责治疗的御医的相关记录。台谏金致龙等人认为，王后的病症本来不是什么急症重病，抱病两年来却无治愈好转之效，是诸医懈怠渎职的责任。且控诉御医院常有下棋嬉戏之举，属于管理失当，怠慢医术，应该严惩。而肃宗对此的答复却是：生死有命，更何况以帝王之尊怎能轻易地归咎于议药的御医，因此只有数人被削职和罢职，且不久后就被重新启用。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肃宗对王后过世的归责问题还较为理性和谨慎。

那么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三日这一月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肃宗一定要赐死张禧嫔呢？导火索很可能发生在八月二十七日李凤征的上疏。上疏中提出：禧嫔服丧与其他后宫无差别，张禧嫔曾经作为肃宗的配偶长达六年，如今又代替王后持制，身份上礼制上不可不做区别。这份上疏触及了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即张禧嫔作为“前王妃”是否应该拥有超越普通后宫的礼遇。对此，肃宗的态度冷淡，他要求礼曹进行讨论，并认为此时讨论服丧服制问题，“殊未稳当”（很不妥当）。

九月二日，领议政崔锡鼎就李凤征的问题上疏，表面上他讨论的是国丧期间私人亲属丧服与国丧之间如何处理的礼制问题，但实际上是反驳李凤征的言论。肃宗对他的上疏表示认可，回复“李凤征之疏论，予亦不以为是也”。

九月三日，掌令郑维渐上疏弹劾李凤征，认为其言“大悖于礼义”，更有悖于甲戌换局时肃宗颁布的教旨“国无二尊”之义，“请削夺官爵”。肃宗立刻听从了他的建议，于九月四日判李凤征流放。后又在他人的弹劾下，于九月十七日判“配极边”（发配至极偏远的边疆）。史书中评论认为此事乃是“己巳馀孽，乘机投章，尝试上意”（己巳换局时的余孽，即南人党借此时机，试探肃宗的意思）。更有西人老论派评论道，己巳馀孽趁着王后去世在一旁环伺，想依附张禧嫔之兄张希载的势力妄图东山再起。

这也是肃宗所真正担心的。经历过三次换局政治的肃宗，自甲戌换局之后，提出让西人党老论和少论的共处，同时为了确保世子的地位，南人党虽然被赶出了朝廷，却留有一命。如今朝中西人党的老论和少论并立，兼有部分南人党，正是各方势力平衡之时。而随着仁显王后的去世，一直以来的微妙平衡有可能被打破。

肃宗此后一反常态，坚决要处死张希载和张禧嫔，哪怕群臣多番劝阻，也不改旨意。九月二十三日，他先下令处死了张希载，随后在备忘记中写道，张禧嫔在王后患病的两年多里，有诸多不恭之行。

九月二十五日，肃宗在备忘记写下：“古者汉之武帝杀钩弋夫人，断则断矣，而犹有所未尽善者。……张氏使之自尽。”（备忘记是朝鲜国王通过传旨的宦官亲自下达的一种旨意，有别于正式的由辞官润色过的教旨。）此言一出，群臣错愕，李命世、尹趾仁、徐宗宪等人请对劝阻，展开了长篇的激辩。值得注意的是，争论的核心其实并不是张禧嫔到底有没有罪，而是深夜突然发布处分是否符合君主之道，以及肃宗是否因为一时激愤而作出决定。李命世与肃宗的冲突非常激烈。对于钩弋夫人之说，他先是反对道：汉昭帝年幼，换成如今世子的年纪，汉武帝未必会杀人（世子此时已经13岁）。在肃宗说自己“非乐为之”，乃是为了世子为了国家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后，更是直言顶撞道：“臣看己巳年的日记，当时的处分，您也觉得是深思熟虑了。后来终有无穷之悔。”听到他提起“己巳换局”，肃宗立刻大怒要罢李命世的官职。闵镇远拉住李的衣服，劝道：“你都被罚了，快出去吧。”李命世大声道：“不然。臣说得没错，怎么不敢拿今天的事比一比己巳年的事？”（不然。臣言是也。何敢以今日事，比之于己巳乎？）气得肃宗要拿下李命世问罪，李这才起身离开。权尚游也说：“后史书之曰：‘朝廷不知而暮夜处之’，则此岂圣王之事乎？”（如果后世史书记载：“朝廷都不知道，君主却在深夜自行处理了此事”，那么这难道是圣王的行为吗？）徐宗宪也劝说应与大臣议论之后再处理。肃宗却道：“我之所以把李凤征贬谪，是因为南人党总想着重新进入朝廷，如果出现这类议论，就会触动这类心思。因此我是为了严加防范，才这样处置他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肃宗担心出现己巳换局时南人党掌权的情况，才对李凤征的提议如此敏感，对李命世的讽刺异常恼怒，以至于一直坚持要处死张禧嫔来防患于未然。

这种心思其实群臣完全看在眼里，但对张禧嫔的审判有违常规、又失人之常情，所以劝肃宗多站在世子的角度三思而行。“其人于殿下，为一宫人，而于世子，为生我之人，岂不重大乎？”“人于世子，有生我之恩，殿下不必观其人，何乃不顾世子，而忍为此耶？”亦有认为审判程序存在问题，由国王亲自对宫女进行刑讯审问（亲鞫宫女），本身就不合常理，有失体统。“凡刑政，虽小事，犹不可独断，况此事乎？”（凡与刑罚有关的政务，就算是小事也不可以独断，更何况是这等大事？）肃宗的辩解则是，自己这么做正是为了世子考虑，实在是“防微杜渐之道，不可不虑”。

当日，肃宗虽然暂时收回了赐死的命令，却依旧对宫人进行“亲鞫”。以国王之尊亲自在仁政门前进行刑讯逼供，不少大臣都称病告假，不参加此次审判。更有领议政崔鼎锡上疏要求免职，责问道：“以堂堂君主的尊严，却每天亲自拘拿、审问妖巫、贱婢，这难道符合人君应有的体统吗？”

这些出于对人伦常情或法律程序的上疏，都未能阻止肃宗的“防微杜渐”之举。十月八日，肃宗再次下旨要求禧嫔张氏自尽。群臣要求觐见上奏被拒绝，两日后张禧嫔确认死亡，享年42岁。

《天东象纬考》的诞生：寄托于天象文化中的政治秩序与君主道德

后世野史与私家纂史在叙述肃宗朝时，往往将目光集中于仁显王后与张禧嫔之间的宫闱斗争以及巫蛊审判等秘史。然而，1701年的张禧嫔赐死事件并非单纯的后宫悲剧，而是朝鲜王权发生变化的重要节点。肃宗在位期间，朝廷先后经历三次换局，士林集团在反复的朋党斗争中不断分裂和消耗，君主在黜陟臣僚、刑狱处分以及政局转换中的最终裁断权则日益突出。尤其在废后、立后以及张禧嫔赐死等重大事件中，君主的意志屡屡成为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力量，甚至呈现出突破既有司法程序与人伦规范的举动。

对于以儒家政治为理念的士大夫而言，这种变化显然不可能不引起忧虑。儒家政治并不否认君主的裁断权，但同时强调君主必须受到礼制、公论和君德的约束；臣子则负有进谏、匡正君失和维护政治秩序的责任。因此，当朋党之争不断加剧、士林集团彼此攻讦，而君主逐渐成为朝政最终裁断者时，士大夫所担忧的已经不再只是某一党派的得失，而是君主权力失去必要约束之后，国家政治秩序将何以维系。

从肃宗以后朝鲜王朝的政治发展来看，这种忧虑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张禧嫔所生之子李昀即位为景宗。景宗的身体孱弱、精神状态异常，史料中留下了诸多记载；其在位仅四年即去世，也使张禧嫔事件的政治后果进一步延伸到王位继承问题。景宗之后，其弟李昑即位，是为英祖。英祖在位期间推行荡平政策，试图调和长期以来的朋党纷争，但与此同时，长期的党争中王权也在进一步集中。至1762年思悼世子事件，英祖将世子李愃幽禁于米柜最终致其死亡。事件发生时，除少数东宫官员外，其他大臣甚至不敢劝谏阻止这桩惨案的发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689年肃宗废黜仁显王后时，朴泰辅、李世华等人曾以死相争；1701年张禧嫔赐死前后，群臣亦连续上疏、请对，多人不惜罢官免职，试图从王法、人伦、世子安危等方面劝止处分。对比可以看出，经过长期朋党斗争与政治结构的反复调整，君主的王权不断强化，而原本以义理、公论和谏诤为核心的士大夫政治伦理则逐渐受到侵蚀。

张禧嫔案发生的七年后，1708年一部名为《天东象纬考》的占验类书完成。该书共有十八卷，以《高丽史》的天象记录为基础，配以占验内容编著而成。该书的作者崔天碧是观象监的天文学教授，在1701年彗星出现时，时任平丘道察访的他应官府请求参与了观测。而该书的另一位主编就是当时竭力阻止审判的领议政崔鼎锡。出身西人少论一派的崔鼎锡在经历了1701年秋季的这场动乱后，对政治秩序和君主责任应该有了更多的感触和思考，他为该书写作的序收录在文集《明谷集》卷八中，文中写道：

“为人上者，可不乾乾惕厉，求所以克享天心乎哉。臣窃为圣主惓惓焉。”（作为居于众人之上的君主，难道不应该勤勉不懈、时时警惕戒惧，以求能够承受并符合上天的意旨吗？臣私下实在是对圣主怀有深切不已的忧虑。）

当王权不断地强化，君主的权力难以受控的情况下，崔鼎锡授意天文教授崔天碧写下了这部高丽史灾异志，寄希望于用“天道”的力量来约束君主之德。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8世纪的朝鲜士人要编写一部数百年前的关于高丽王朝的天象记录集。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史料集成，而是将高丽史的灾异当成了可供当代君主借鉴的“镜子”。《天东象纬考》所讨论的表面上是天象和占验，实际上却是君主如何面对天象所昭示的政治警戒，以及君主如何在拥有裁断权的同时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

《天东象纬考》的卷十四题为《妖彗》，写道：“其出也，必于无道之邦，为兵，为饥，为水，为旱，为疫，为丧，为乱，为贼。各以五色占知其徵。”“气色赤者，为臣谋叛破军流血，色苍者，诸侯叛，白者，将军逆，黑者，江河決，黄者，女主乱。”1701年的那颗彗星“色苍白”，历时约二十日，此时朝野上下大乱。而刚刚经历了“乙丙大饥荒”（1695-1696）的崔鼎锡和崔天碧，在看到1701年的这颗彗星时，是否怀有警惕惊惧之心？面对君主的一意孤行，面对持续不断的党争与换局政治的高压手段，熟知天象的学者的忧虑可想而知。彗星的出现或许是《天东象纬考》诞生的一个契机：当君主权力越过了可以控制的边界，朝鲜士人在向“天道”寻求约束与道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