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7月下旬，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干部学校里，5栋古朴的红砖二层小楼前的一株株鸡蛋花树正是开花的时节。

“鸡蛋花也叫占芭花，是老挝的国花，象征着新生与希望。”站在树边，73岁的莫卓平说起这些来很是熟悉。

那天，与莫卓平一起的还有一群特殊的“归人”——老挝“六七”学校校友及子女友好访问团。

20世纪60年代初，老挝饱受战火之苦。1967年，应老挝方面提出的需求，我国决定无偿在南宁建立一所老挝学校，设置幼儿班和小学一至六年级，供老方适龄革命干部子弟避难、求学，按年份取名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此后9年时间，先后共有1074名老挝师生在“六七”学校生活和学习。

莫卓平眼前的红砖小楼，就是当时孩子们的宿舍。它与中老教职工一起，亲历了这些孩子不寻常的童年，也成了两国人民情谊的历史见证。

城市里的“避风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干部学校所在的南宁江南区石柱岭二路上，如今只有少数年长的居民知道“曾有一批老挝小孩在这里读书”。至于学校如何创办，孩子们来时是什么情况，他们又是如何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栖身的，由于当时“六七”学校带有保密属性，很难有人能说出更多细节。

如今，在“六七”学校陈列室，200多幅老照片、40多件旧物和300多册旧书清晰地呈现了那段特殊的历史。

1967年，因为战乱，一大批老挝革命干部的子女长期藏身于深山之中，缺医少药、无学可上。经中老两党协商，“六七”学校于1968年建成启用。

“六七”学校开办期间，办学经费、物资供应、医疗及后勤服务均由中方统筹保障。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南宁市各单位先后选调了40多名工作人员进入学校工作，保障老挝师生的生活。

现任老挝“六七”互助与发展校友会主席的宋莎妮·乔东蒂是最早一批前往南宁的老挝学生之一。“火车一到站，就有大巴车将我们接至学校。抵校后，热情的中国老师、保育员及医护人员领着我们前往宿舍。”时隔近60年，宋莎妮·乔东蒂依然记得，自己当时的编号是245，“意味着我是第245位到达学校的学生”。

宋莎妮·乔东蒂所说的“医护人员”中，有今年90岁的吴英德和他85岁的妻子蒋爱群。学校启用后，这对夫妻就在那里担任校医和护士。

“每一批老挝师生抵达边境城市凭祥或南宁火车站时，我们的医疗工作就开始了。”吴英德回忆说，前去迎接的医护人员会首先通过观察面容、步态，初步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

由于此前长期藏身在深山中，没有稳定的清洁条件，来到中国的很多老挝少年浓密的长发间都密布着虱卵。因此，每接收一批学生，吴英德等人首先就要帮他们解决这一问题。洗澡、剃头、煮沸衣物，是当时最常用的应对办法。

1972年，19岁的莫卓平调入“六七”学校当理发师，也经历了多次“除虱战”。10多平方米的理发室排起长队，男孩子大多是无所谓的表情，但不少女生却因不愿剃掉头发在队伍中默默流泪。遇到这样的情况，莫卓平会放慢剪发速度，并轻声安抚，同时尊重老挝民俗为孩子们适度留下发尾。剃发结束后，莫卓平还会给他们的头上涂抹医务室调配的醋油混合物,再包裹上头巾——这是吴英德等人摸索出的“土方法”，反复几次就能达到很好的消除头虱的效果。

今年5月底，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以“庆祝老中建交65周年、共话校友情谊”为主题的广西与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联谊会。莫卓平也在受邀出席之列。他一到现场，就被不少校友认了出来，每个人都像当年一样热情地喊他“大鹏”（老挝语中“理发师”的发音），莫卓平也还能准确地说出那时候为工作方便学的“剪低发”“剪高发”等简单的老挝语。

“在中国，老师去学生家里叫‘家访’，这次我们代表‘六七’学校全体中方教职工来万象‘家访’，就是想再看看你们，跟你们聊聊天。”在联谊会上发言时，莫卓平这样说。

为了孩子们的健康

因经历战乱，当年来到“六七”学校的老挝学生除了长有头虱，也普遍存在贫血、营养不良等情况，不少学生入校体检后还查出了慢性肝炎。为了不耽误他们的学业，学校决定让他们一边在校接受治疗一边上课。医务室原有的10张床位不够用，隔壁的仓库被改为临时病房，又增设了10张床位。吴英德等医护人员采用护肝、西药配合中药等疗法，大多数患病的孩子经2~3个疗程后便康复了。

“他们年纪虽小，但当病愈离开医务室时，都会很有礼貌地向我们致谢。”直到现在，吴英德和蒋爱群想起老挝孩子懂事的样子，依然感慨不已。

在两位老人共同的记忆中，有一个名叫通南的男孩。他患有严重哮喘，在南宁治疗效果不佳，1974年3月，中方决定送他到北京就诊。当时翻译人员紧缺，在“六七”学校工作几年后已懂一些老挝语的蒋爱群就承担了同行照顾通南的工作。

到北京后，蒋爱群每天一早到医院陪通南检查、治疗，“当时他大约十来岁，每次见到我都会扑上来拥抱，医院的工作人员还误以为我是他母亲”。

事实上，那时蒋爱群自己的孩子才出生6个月，刚断奶。她到北京后，孩子只能交由亲戚帮忙照看。

治疗一个多月后，通南的病情明显好转。返回南宁前，蒋爱群特意自掏腰包带他去北京的饭店吃了一次烤鸭。在当时，那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六七”学校办学期间，共有3位中方医务人员在校工作。无论白天还是夜里，他们要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有一次，一名老挝教师注射青霉素后突发过敏性休克，抽搐失语，幸好经抗过敏急救脱离了危险。自那时起，学校医务室立下硬性规矩，凡注射青霉素者，必须留观一至两个小时。

还有一次，一名学生凌晨两点高烧至39℃，吴英德和蒋爱群得知消息后，“裹着外套就往医务室跑”。他们给学生服药、打针并一直看护到天亮，直到他体温恢复正常才放心让他进教室上课。

9年时间里，“六七”学校不大的医务室守护了1000多名老挝师生的健康。日复一日的相处，他们与医护人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76年办学结束时，许多老挝师生流着泪拉着我们的手告别，我们也很舍不得他们。”吴英德回忆道。

最简单的快乐

万象的联谊会上，回忆起在“六七”学校度过的童年，大多数校友说那时并不明白“国际帮扶”“跨国援助”等概念，但却在规律、平静、丰富的生活中体会到此前很久没有的安稳与温暖。

1968年，19岁的黄比东接到通知，到“六七”学校担任专职体育老师。黄比东学乒乓球出身，她任教的15个月里，乒乓球课也成了老挝孩子最喜欢的课程之一。黄比东说，每次上课铃还没响，孩子们就已自觉列队，从不浪费一点时间，“看得出来他们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他们入校时大多只会用球拍随意颠球玩耍，广西方言里俗称打‘滴滴波’。”黄比东笑着回忆。要教孩子们打球，语言不通是第一道坎。黄比东想来想去，想到了常陪在学生左右的翻译人员。每次上课前，她先教会翻译人员相关动作要领；课上再由他们一边示范一边用老挝语讲解，黄比东则在球台间实时帮孩子们调整姿势。

那时，“六七”学校只有4张老旧木质球台，每张球台一次站4个学生，两两对练，其余的围在场边捡球。一节课40分钟，球台一刻都不会空闲。有的学生性格内向、胆小，课上不敢主动到球台前，黄比东并不强迫，而是每天晚饭后开放乒乓球室，由孩子们自由练习。

为了增强学生学球的信心，在学校的支持下，黄比东联系了广西乒乓球队队员前来示范表演。球室太小，食堂就成了赛场，“表演赛主要展现基础来回对打，观赏性很强，大家看得很有兴趣。”黄比东说，赛后，一名三四年级的学生勇敢登台与专业队员对打，连续十余板球不落地，全场师生集体鼓掌。那个孩子既兴奋又害羞的样子，黄比东一直记得很清晰。

黄比东在“六七”学校任教的时间并不算长，却在很多老挝孩子心里种下了打乒乓球的种子。一位名叫宋猜的学生后来成为老挝乒乓球国家队主力队员，还有一些校友多年后见到黄比东，首先就会“汇报”说自己后来一直坚持打乒乓球。

“六七”学校第二届学生阿努帕·杜那龙参加了7月到南宁的友好访问团。让他没想到的是，回到学校旧址，来到复原的小卖部前时，当年的售货员蔡松青就等在柜台后。“要来试试吗？”蔡松青的一句话，让阿努帕·杜那龙和同行的校友一下回到了从前。

“六七”学校的小卖部几乎塞下了老挝师生日常需要的绝大多数物品，从糖果饼干，到毛巾肥皂，再到床单被套。物资匮乏的年代，那里承载了孩子们最简单的快乐。

蔡松青记得，每次上完体育课，一大群学生就会簇拥着老师来买汽水。他们凑在柜台前，脸上挂着运动后的汗水，满眼期待地看着瓶盖被打开。

同样的场景，阿努帕·杜那龙也印象深刻。他和3个兄妹都在“六七”学校学习过，与弟弟妹妹一起分享一瓶汽水，是他童年中非常甜蜜的记忆。

蔡松青爱唱歌。那时候，有位老挝老师常常在空闲时坐在小卖部的桌子前，跟着她逐字逐句地学唱中文歌曲。蔡松青也学唱了一首老挝民歌，并一直记在心里。最近几年，她每次跟老挝师生重逢，大家聊着聊着，总会唱起那首歌。

在“六七”学校期间，没有理发任务时，莫卓平会看老挝学生在球场打球、在游泳池戏水。每到中国和老挝的重要节日，学校所有人就会在食堂聚餐，再围成大圈跳老挝传统舞蹈南旺舞。他说，和孩子们一样，“那段日子也是我很快乐的时光”。

绵延的回响

1976年，老挝国内局势基本平稳，老挝师生陆续回国。“六七”学校完成了办学使命，但因它写下的中老两国人民的友好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1970年，老挝选派了汶萍、温西两位医生到“六七”学校与中方3名医护人员共同承担老挝师生健康保障工作。当时，汶萍、温西刚从医学院毕业，缺乏临床经验，最初连进行肌肉注射这样的基础操作都会双手发抖。吴英德和蒋爱群就手把手带教，从消毒到静脉穿刺再到急症应对，在实践中逐项向两人示范。一段时间后，汶萍和温西的临床技术显著提升，并逐渐分担了医务室的许多工作。

共事7年，中老两国医护人员不仅要看诊、治病、煎药，还要负责医务室内外消毒、清洗床位的床上用品等任务。工作虽忙，双方相处却很愉快，在两位老挝年轻医生看来，吴英德夫妇就是她们的师父。

离开南宁多年后，温西曾专程来华探望吴英德和蒋爱群。见面时，温西送给蒋爱群一个小巧的布包，后来蒋爱群才发现里面藏着10元人民币。在当时的老挝，这不是一笔小钱。2024年，温西又托女儿从老挝捎来了她与吴英德、蒋爱群的合影照片。“当时只顾着高兴，后来才反应过来，我们应该回个礼让温西的女儿带回去。”说起这个，蒋爱群话语间还满是遗憾。

两份心意，是温西对师父的感恩，也是她对那段在中国的时光的感念。

当年“六七”学校的学生，长大后有多人成为老挝国内各个行业的栋梁。虽然归国后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但传承老中友谊，让年轻一代了解曾经的历史，是校友们共同关心的事情。

“我们这一代必须接好接力棒。”万象的联谊会上，在老挝工贸部工作的校友子女代表维萨努表示。她说自己从小听长辈讲述在中国的经历，深感老中关系是几代人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未来我们年轻人也要继续成为两国友谊的桥梁”。

7月初，受台风“美莎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得知消息，老挝“六七”互助与发展校友会立即自发募捐。不久后，友好访问团抵达南宁，宋莎妮·乔东蒂便将承载着校友心意的捐赠牌匾交给中方代表。

联谊会上，莫卓平还接受了一份嘱托。一位校友拉着懂中文的女儿当翻译，请莫卓平帮忙寻访当年陪护她完成心脏手术的翻译人员蓝桂田。

这位校友告诉莫卓平，蓝桂田陪着她和父亲前往北京，后续几个月的治疗和生活，全由他操办。50多年来，她一直视蓝桂田为“第二位父亲”，希望能再联系上他。

“最近我一直在通过老职工群以及外事和文旅等部门多方查询。”莫卓平说，自己很希望为这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惦记做点什么。

跨越时空的情谊

延续中老情谊的，不止是老挝一方。

“看这面墙，理发室门框上的木头还在。”在“六七”学校旧址，莫卓平很容易地就找到了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

老人辨认出的不仅有理发室。当年中老师生共同种下的芒果树、荔枝树，如今年年开花结果。建校时配套的防空洞，依然隐藏在绿树丛下，只是洞口多了一块介绍的牌子。“那时候，孩子们喜欢到洞里玩捉迷藏。”莫卓平笑道。

1976年9月，停止办学的“六七”学校被移交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管理。琅琅书声不再响起，但广西工会人接过了守护这一中老友谊象征的任务。

此后50年间，在外交部、全国总工会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支持下，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坚持“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好“六七”学校旧址的管理、保护和修缮工作。2012年，旧址被列为南宁市不可移动文物。2025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自治区总工会召开联席会议，专题研究旧址修缮保护工作。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7月22日上午，老挝“六七”学校校友及子女友好访问团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干部学校，参加南宁老挝“六七”学校修缮保护工程启动开工仪式暨广西与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联谊活动。

“当年，我就在这间教室上课！” “以前，每到周六我们就一排排坐在这里看电影。” “这棵树以前很小、很矮，只到我头顶，现在已经比教学楼还高了。”

当天，校友和他们的子女走在“六七”学校旧址间，从教学楼到宿舍楼，从大礼堂到乒乓球室，随着足迹延伸，回忆也一点点被打开。

复原的小卖部前，蔡松青熟练地拿起小纸袋，给已经年过六旬的“孩子”打包瓜子、花生和大白兔奶糖。“还是当年的味道！”校友们一边品尝，一边赞叹。一旁复原的理发室内，莫卓平邀请校友们坐下，在镜子前轻轻为他们披上围布。当他再次拿起老式理发器做出理发的样子，在场的人都笑了。

“1969年春节，窗外鞭炮声突然炸响，孩子们瞬间四散奔逃——他们以为，炸弹又来了。老师把他们揽回怀里说：‘别怕，这是中国的鞭炮，是新春的祝福……’”

随着现场主持人一段旁白，由广西艺术学院、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师生及在南宁的老挝留学生共同演绎的情景剧《情满“六七”学校》登上舞台，让在场校友重新回到了那段难忘的时光。

停止办学50年后，“六七”学校迎回了过往的学生，同时也打开了新的开篇——在8位中老嘉宾共同按下按钮后，“六七”学校修缮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修缮保护工程将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围绕文物修缮、展陈工程及环境整治3个专项内容开展建设，悉心呵护每一栋老建筑、每一个老物件，让这片校园尽可能重返近60年前大家所熟悉的面貌，一起守护这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美好情谊。

（本版照片均由刘甲平、农晨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