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转自：环球人物杂志

北京天桥剧场的后台，化妆间的门半掩着。洛朗·班坐在镜子前，已经化好了妆。他看起来比平时安静一些，偶尔练习发声，高昂而洪亮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这副嗓音已经塑造过60多个角色，从《巴黎圣母院》的菲比斯到《摇滚莫扎特》的萨列里，从“爱慕虚荣的人”到“佐罗”……共同构成了中国观众熟悉的法国音乐剧演员洛朗·班。

法国媒体曾这样形容他：“绿色的眼睛富有磁性，嗓音如天鹅绒般柔和。”而中国粉丝给他的称呼更直接、更亲切——“Lolo”“猫”，以及那个流传最广、也陪伴他多年的名字“老航班”。

·洛朗·班。（新华社）​

这个昵称，来自洛朗·班法语名字“Laurent Bàn”的发音谐音。最初听到时，他觉得有趣，慢慢接受了这个称呼。过去20多年里，他确实一直在飞行，频繁往返于法国与中国之间，一次又一次与观众重聚。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两个小时，剧场外已经聚集起不少年轻观众。有人拿着海报，有人准备拍照，有人穿着角色服装cosplay，有人背着挂满小卡、徽章的“痛包”……

他们来自不同城市，却因为同一场演出在这里相遇。是什么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国年轻人奔赴而来？

“我想成为这种活力的一部分”

2005年，32岁的洛朗·班第一次随《巴黎圣母院》巡演来到中国。

在此之前，法国音乐剧还从未真正进入过亚洲。出乎意料的是，巡演所到之处，场场爆满。洛朗·班后来形容，那是“从未见过的疯狂”，台下没有空座，观众尖叫、欢呼，甚至台上的演员都听不见彼此的声音。

一个法国演员和亚洲观众之间的连接，就这样开始了。

二十多年过去，中国舞台早已不再陌生，但让洛朗·班感到欣喜的是观众群的延续。“二十年前我认识的那批观众，有些已经成为父母，他们的孩子又会跟我说：‘我的妈妈，以前就是你的粉丝。’所以可以说，我的观众至少跨越了两代人。这其实挺有意思的。”

粉丝们来看演出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人从很远的城市赶来，有人坐几个小时的火车，有人搭飞机、住酒店，只为了看一场演出。”洛朗·班常常想，究竟是什么让这些观众如此长情。在他看来，答案藏在情感里。

“音乐剧很多东西都是围绕情感展开的。歌曲、旋律、表演，最终都是为了传递情绪。”强劲的节奏和直白的表达，给了观众一个释放的机会。“这么多情绪一下子释放出来，就像喷泉一样。在日常生活里，这样强烈的情感体验并不容易找到。”

​·洛朗·班品尝饺子。（洛朗·班个人社交媒体）

2023年，洛朗·班在中国社交平台开通了个人账号。他会分享工作与生活，也会在每场演出结束后翻看观众上传的视频和感受。

许多粉丝习惯在网络上记录与他互动的时刻，有人写：“如果你知道lolo热情和我打招呼，也会替我高兴吧。”还有人记录了一场跨越五年的重逢：“他今天穿的还是和五年前一模一样。”

他偶尔会在帖子下留一个“赞”，粉丝们便笑着调侃：“班老师又在深夜‘批作业’了。”

“我在中国重新找到了一种能量，”洛朗·班说，“当我来到中国，我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活力。我想成为这种活力的一部分。”

一个忧伤者的求救

这一次夏末的演出，洛朗·班带来的不是某一部剧目的表演，而是一场个人音乐会。他想以讲述者的身份站上舞台，把个人经历与音乐作品结合起来。

“这场音乐会其实是讲一个孩子通过音乐去学习爱的故事，”他说，“我自己是一个很早就失去父母的孩子。我没有母亲，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去爱，教会我什么是爱。我是通过音乐去学习爱的。

​·童年时的洛朗·班。（洛朗·班个人社交媒体）

小时候的洛朗·班，并不是一个天然属于舞台的人。1973年4月3日，他出生于法国布里埃市。他的弟弟大卫·班比他小11个月，也是一名音乐剧演员。

父亲喜欢画画，他从小就坐在一旁跟着画。“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那时的洛朗·班性格内向，害羞，不擅长与外部世界交流，更多时候把自己封闭起来。画画让他可以独处，“待在自己的一个小盒子里”。

回忆第一次真正站上舞台的经历，洛朗·班形容那是“一场意外”。

18岁那年，毕业前的年终聚会上，学校正在筹备一场演出，需要一名歌手，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有人找到洛朗·班，希望他演唱几首音乐剧《星幻》中的歌曲。这部作品在法国非常有名，但歌曲对演唱者的声音要求极高，他当时并不相信自己。“我不会唱歌啊，这根本不是我的事。”但真正站上舞台后，他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唱完这些歌曲。

他演唱的第一首曲子正是后来许多人熟悉的《一个忧伤者的求救》。“为何我活着，为何我终将逝去，为何我欢笑，为何我落泪，这便是，困厄尘世之人发出的求救信号。”歌词里的迷茫、孤独和对自由的渴望，某种程度上，也对应着年轻时洛朗·班的心境。

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绘画和舞台最大的区别，在于绘画需要长时间独处。”但舞台完全不同。“你会马上就得到回应。喜欢或者不喜欢，观众都会立刻给出反馈。我想尽可能强烈地体验这种感觉。”

学校演出结束后，一位正在为大型项目寻找歌手的经纪人看到了他的表演，并邀请他加入工作。从那以后，他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道路，进入南锡音乐学院学习舞台表演，接受更系统的训练。

1997年，洛朗·班与弟弟一同加入“失忆剧团”，推出摇滚歌剧《索别斯基的埃居》。在这部剧中，他不仅演唱，也参与音乐和舞台等多个环节。1999年，他出演《一只法国母猫的伤心事》，饰演维克多，这部作品后来获得莫里哀奖最佳音乐剧奖。

​·青年时期的洛朗·班。（洛朗·班个人社交媒体）

为了探索自己的演唱方式，他曾前往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学习不同声乐唱法，练习意大利美声、摇滚以及百老汇的爆发式唱法。职业早期，他也在各种乐队和聚会上表演，磨炼自己。

“有时候连续唱六个小时，在烟雾里、在各种并不好的环境里唱，有时候甚至不睡觉。”这些经历不断改变着他的声音，也塑造了他的舞台方式。最终，这些不同的元素融合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个人风格。“我的声音，就像把各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做成了一锅属于自己的‘汤’。”

在谈到《哈姆雷特》的演出经历时，他突然提起自己人生中最深的一次伤痛。

那段时期，他经历了女儿离世。“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作为一名演员，他依然需要站在舞台上，完成自己的工作。“我完全被摧毁了。”

这段难以磨灭的伤痛，最终被他融入音乐中。在个人专辑《Prima》中，他创作了《拉谢尔的梦》。歌词里，他回忆起孩子的玩偶、牛奶、蝴蝶结和卷发，用接近哭泣的声音唱出对孩子的思念。

面对媒体时，洛朗·班很少提及这段经历。无论是在音乐剧中，还是在演唱会上，他总是选择把积极的一面留给观众。“站在舞台上，你必须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你必须有激情，也必须保持好奇心。但最重要的是坚持。你必须坚定不移。”

他说，很多人都经历过重重困境，但舞台上的演员是“赤裸”的，“你必须跨过去，继续向前走”。

“C’est la vie.”

当被问及哪个角色改变自己最多时，洛朗·班想了想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每一个角色都代表我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有些是困难的时刻，有些是非常幸福的时刻。”接着，他又一次提到了《巴黎圣母院》。

在他看来，这部作品不仅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轨迹，也改变了他自己。那时的法国，流行歌星和说唱音乐占据主流，对于声音技术很强的歌手来说，其实没有太多空间。恰好在那个阶段，巴黎开始寻找既能唱歌、又能表演、还会跳舞的演员，而洛朗·班也因此正式进入法国音乐剧的浪潮。

“这部剧对演员的要求极高，无论是演唱技巧还是体力，都充满挑战。”但正是在演出《巴黎圣母院》之后，他获得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信心。“唱完它以后，你会觉得自己变得‘不可摧毁’了。”

“舞台就是一个情绪的出口。通过一场演出、一场演唱会，都可以重获生命力，真切感受自我的存在。”在中国的这些年，他也开始寻找更多表达自己的方式。

去年，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完成全国首演，洛朗·班在剧中饰演“地下世界”的首领葛老。不同于原著，歌曲中还融入了“Le Chef”（首领）“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等法语词句。为了让这个人物更加完整，洛朗·班甚至为角色补写了一段身世：“他大约生活在1500多年前克洛维一世统治的法国，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在战争中被俘虏成为奴隶，最终又成了‘地下世界’的皇帝。”

他的舞台，也因此不断成为连接法国与中国的一座桥梁。洛朗·班发现，很多中国观众在看演出之前会做足功课，有人带着《小王子》《红与黑》和雨果的作品走进剧场。“他们想知道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在他看来，音乐剧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也让更多中国观众对法国文化产生了好奇与向往。

​·洛朗·班在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中饰演葛老。（洛朗·班个人社交媒体）

洛朗·班认为，法国和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两者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都有丰富的历史，有很多美丽的、也有很多悲剧性的故事。”在他看来，两国的年轻人一方面在认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另一方面又希望探索世界。“一边依恋自己的根，一边又想去了解世界的其他地方。”

“有时候，年轻人其实也在寻找答案。他们会问自己：‘我的生活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要工作？’”他说，中国观众非常年轻，大部分集中在16岁到25岁之间。这些年轻人在日常的学习、工作中面对现实压力，也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期待。“但走进剧场之后，他们可以暂时放下这些。”

洛朗·班的演出中，法剧传统的“返场冲台”环节总是最令人期待的时刻。节目单上的曲目演完，灯光暗下又亮起，惊喜曲目接踵而至。这一刻，舞台和观众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全场观众纷纷站起来，有人甚至走到台前。手机闪光灯接连亮起，欢呼声、拍摄声、尖叫声交织在一起，剧场一下子变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场。

·洛朗·班在演出中与观众互动。（王家伟/摄）​

这是洛朗·班一直想做的事情。“我自己就是被舞台治愈过的人。”他希望通过舞台带来快乐、带来缓解，把治愈带给更多人。

在这个过程中，洛朗·班也从观众那里得到回应。“他们喜欢我所做的事情，于是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彼此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些积极的东西。”

“现在中国观众也同样治愈了我。”

采访结束，记者走出后台。剧场大厅里已经挤满了等待入场的人，喧闹声从四周涌来。一场属于洛朗·班和观众们的狂欢，正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