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主题分享会“女皇帝与寒门宰相——武周时代的变形与转折”在北京PAGEONE北京坊店举办。该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吴鹏，北京师范大学近代史博士、青年学者毕文静，后浪汗青堂编辑贾启博现场展开对谈，三位嘉宾跳出影视剧“宫斗权谋”“神探断案”的脸谱化叙事，以狄仁杰与武则天的君臣际遇为线索，串联起初唐门阀政治瓦解、平民官僚崛起的宏大脉络。

活动现场，贾启博以北京正阳门与洛阳则天门的意象切入——两座城门暗合了武则天从后宫才人到一代女皇的权力轨迹。贾启博提出，大众对二人的认知常停留在传奇故事层面，但这对君臣真正联手推开了中国古代从门阀贵族政治向平民官僚政治转型的大门。而这也正是《狄仁杰与武则天》一书的核心叙事框架：该书采用“人物成长加历史进程”双线结构，以正史史料为基础，拆解二人命运交织背后的时代必然。

对此，吴鹏首先铺陈了初唐社会的深层矛盾，将武周时代的变革置于三重环环相扣的历史转变之中解读。第一重，是近四百年大分裂走向大一统的制度阵痛。汉末以来，三国鼎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对峙的分裂格局绵延三百余年，其核心动因正是门阀政治——无论南北，世家大族世代把持朝堂，以家族利益为先。即便隋唐完成疆域统一，权力核心仍由关陇贵族主导。他们联合山东士族、江南高门形成联合专政，阶层流动近乎固化。第二重，是大一统治理需求与门阀人才供给的错位。门阀子弟世代承袭高位，却逐渐脱离基层社会。既无法支撑庞大帝国的治理需求，自身也在历次权力内斗中损耗严重。与此同时，以山东豪杰为代表的普通地主阶层逐步崛起，掌握了基层生产与治理资源，成为新的社会力量。第三重，则是唐高宗初年的皇权困局。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门阀重臣把持朝政，年轻的唐高宗李治登基后空有皇帝之名却难以施展抱负，既不愿困在“贞观之治”的框架中，也亟须打破旧贵族的权力垄断，寻找新的政治同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武则天的崛起远非“宫斗上位”可以概括。吴鹏梳理了武则天早年的人生经历：其父武士彟本是唐朝开国功臣，却因属于唐高祖李渊旧部，在唐太宗主政时期被持续边缘化；武则天入宫本质是太宗展示“优待老臣”的政治信号。此后十余年，武则天止步五品才人，始终不得宠幸。唐高宗即位后，她与唐高宗的结合，性格契合只是表象，核心是政治上的深度绑定。唐高宗的后宫之中，王皇后出身关陇核心家族，萧淑妃为江南萧氏后裔，二人都与门阀势力盘根错节，并非高宗可以依靠的力量，而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获得唐高宗的支持，通过一系列宫斗权谋，成为皇后。吴鹏进一步解读：“废王立武”本质上不是后宫争宠，而是高宗打击门阀势力的关键一步。

而武则天真正从后宫走向前朝，标志是上元元年（674年）的“建言十二事”。这份涉及经济、政治、礼制、军事的全面改革方案，由武则天以皇后身份提出、高宗下诏推行：一方面稳定农业生产、收缩对外战线，缓解军事与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将为母丧守孝时长提升至与父丧平齐，看似是提高女性地位，实则直接空出数千个官员岗位，为寒门子弟打开晋升通道。狄仁杰正是这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借此契机从地方调入中央，进入高层视野。在这里，毕文静补充了改革背后的经济动因：当时门阀大族广置庄园、隐匿人口，严重侵蚀国家税基，以往的均田制与府兵制已难以为继。高宗选择让皇后来牵头改革，既是对武则天政治能力的信任，也是以女性身份试探旧势力反应的策略，减少改革阻力。

作为平民官僚的代表人物，狄仁杰的仕途正是这场阶层转型的缩影。吴鹏介绍，狄仁杰并非出身于世家大族，他通过明经科入仕，在并州积累了十年司法经验，调入大理寺后仅用一年，便清理了积压多年的旧案，涉及一万七千余人，且断案公允、无人称冤。这份政绩让他在唐代官员考核中拿到了罕见的“上下”等次，也正式进入了唐高宗的视野。此后的“权善才案”更是尽显狄仁杰的政治智慧：大将权善才因手下误砍昭陵柏树，被高宗执意判处死刑。狄仁杰既坚守律法底线不肯屈从，又以“明君守法”的话术委婉劝谏，既给足皇帝颜面，又维护了法律的稳定，最终让高宗收回成命。之后，狄仁杰屡受提拔，他历职御史台、户部，横跨政法、监察、财政多个领域，完全是按照宰辅标准被培养。

武周时期，朝堂局势波诡云谲，酷吏横行，宰相更是更迭频繁，前后历任七十余人，能全身而退的很少，狄仁杰是其中之一。尽管狄仁杰也曾遭诬陷下狱、被贬地方，他却始终凭借务实的能力与分寸感，一步步成为武则天最信任的“国老”。豫州越王之乱平定后，数千百姓受牵连被判死罪，狄仁杰没有公开抗旨，而是以密奏方式进言，不仅维护了女皇的形象，还保全了数千人的性命。整场分享的核心落点，是武周政权绕不开的立嗣难题。吴鹏在书中特别厘清：狄仁杰并非一开始就劝谏武则天还政李唐，他深知刚登基的女皇最忌讳谈“交班”，因此始终避而不谈，直到武则天执政晚年，边防压力、人心向背都让继承人问题无法回避，他才主动进言。和此前李昭德“为李唐计”的劝谏不同，狄仁杰完全站在武则天的个人立场分析利弊：侄子继位，宗庙供奉的只会是自己的父母，姑姑没有位置；而立儿子继位，她始终是皇太后、是皇帝的母亲，永享宗庙祭祀。这番话完全避开了“正统”之争，只谈她个人的身后名节，最终打动了武则天，迎回庐陵王李显，敲定了政权回归李唐的基本方向。

毕文静从女性史视角补充道，武则天的困境本质上是男权宗法制度的必然结果：她以“圣母”“母亲”的身份突破了女性称帝的禁忌，却无法突破父权制下的传承规则。即便是权倾天下的女皇，也要面对“传侄还是传子”的死局；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同时代的女性参政者，也始终无法获得正式的制度身份。狄仁杰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强行对抗武则天的权力，而是顺着制度的逻辑，找到了最平稳的过渡方式，让这场王朝更迭尽可能少地付出社会代价。

以下内容节选自《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

作者：吴鹏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6年3月

李唐—武周—李唐的历史转折

武周政权只有一代女皇，中国古代也只有这么一位女皇，武则天因而变得家喻户晓。女皇身边自然汇聚着无数臣僚，最受人尊敬的非狄仁杰莫属。狄仁杰在高宗时代当过法官，后来因为小说《狄公案》而名闻天下。其实，狄仁杰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协助武则天回归李唐，从而让激荡的武周时代平稳落幕。

唐朝历史中，武周占据怎样的地位？这是一个既新又旧、可大可小的问题。诚然，唐朝历史中包括武周，武周是唐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无法分离。同时，武周毕竟是一个法统上自成一体的王朝，这在历史叙述上，通常表现为在史书中武则天的传记体例是否用“本纪”表达的问题。武周如同插入李唐的一段故事，时间有限，是分述还是合讲，最终还是后者占据上风。

在唐朝的历史世界，为什么武周能够横空出世？这是研究武周历史的顶级课题。同样，武周统治为什么又回归李唐？这也是一个同级别的课题。武周的创立与武周的退出，两个课题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从外在形势观察，武周的创立与退出，都是和平的，有政变而没有全国性战争，影响所及主要是朝廷的政治圈层，社会伤害比较小。有研究者仔细统计武周酷吏政治，以及武周时期的政治风暴中被害者有多少 —这都是事实，但是，与战火中建立的政权相比，武周一朝杀人数量毕竟较少，这与它的成立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武周是经由政变，也就是著名的神龙政变退出历史舞台的。政变虽也有伤亡，但其规模同样不能跟战争中的伤亡相提并论。这种观察，不是替武周辩护，武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值得研究，包括它的存亡机理。酷吏政治杀人众多，主要是政治防范过激的表现，即使武则天本人也未必了解，武周的建立为什么没有遭遇强烈的反对。

现在看来，武周政权的短暂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几乎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唐高宗不可能预测武则天会称帝建立武周，他因担心中宗的能力，特意设计了武则天临朝称制的过渡体制。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治理朝政，这符合唐高宗的安排，也不违背历史惯例。事实证明， 一旦掌控最高权力，称帝就不再遥不可及了，这从武则天的立场很容易理解，但为何鲜见反对者呢？正式称帝与实质掌权的皇太后，差距仅仅是名义而已。对于一位高龄的女皇，关键中的关键是接班人问题，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所以即使称帝，她也无法走得太远。正是在这种心照不宣的情况下，公开反对武则天称帝的人很罕见。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剧照。

选谁做接班人，是武则天的大难题，选儿子意味着回归李唐，选侄子的后果可能是自己被抛弃。政治权力在政治领域最大，但是面对社会古今一贯的继承传统，政治权力的有限性立刻全面显现。武则天称帝之后，将原来的睿宗李旦改称“皇嗣”，这既不是标准的太子，又令人觉得相去不远。这种模糊的处理，显示出武则天的试探心理。侄子武承嗣在女皇称帝期间，鞍前马后，做了很多秘密工作，因此他想要争取太子之位、成为女皇的接班人并非不可理解。但是，联名推荐武承嗣为太子的都是中下级官员，高级官员无人赞成，都认为皇嗣即太子。选儿子还是侄子，很多人替武则天着想：如果侄子成为未来的皇帝，作为姑姑的武则天是无法进入家谱的，新皇帝一定会追认自己的父亲为皇帝，那时武则天的亡灵只能成为孤魂野鬼。如果儿子成为皇帝，母亲武则天依然是高宗的皇后、皇帝的太后，能够安享乾陵的丰厚祭奠。

武则天不是无神论者，她无法承担前一种情况的后果。狄仁杰在武则天认定中宗为太子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什么不将皇嗣李旦直接立为太子呢？推测应该是睿宗与诸武的矛盾过深，诸武抵触，武则天也不放心。武则天不是没有做过尝试，侄子武承嗣也有过积极努力，然而高级官员都表示反对，有的因此遭到武承嗣的毒害。朝廷的高层在这个问题上，观点高度一致，没有人支持武承嗣，这证明武则天与武家影响力并没有大到足以撼动维护李唐的力量。事实表明， 一度犹豫的武则天，最后选择放弃这个方向的尝试，而武承嗣也终于死心，并在武则天之前告别了人世。

武则天在最后的女皇历程中，全力安排后事，为和平回归李唐铺路。武则天头脑清楚，没有被权力熏昏，避免了玉石俱焚，这是格局也是智慧，维护了一代女性政治家的声誉。回归李唐，是武则天的最佳选项，未来都是她和高宗的儿孙做皇帝，她的身后名声也有保障。她最担心的是李武两家的关系，毕竟她有取代李唐建立武周的行为，武周期间，两家的关系危机重重也是事实。回归李唐，武家会遭遇报复，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推想。为避免发生武家的悲剧，她现在最紧要的政治安排是“合同”李武，强化婚姻，隆重举行仪式，发誓两家永远好合，誓言郑重刻写于铁券之上，并入藏史馆。总体上看，武则天的这个政策贯彻得相当成功，神龙政变之后，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对武氏的政治报复，这都是清楚的证据。

武周回归李唐的方向，并非武则天一人的奇思妙想，而是武氏家族之外，所有政治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即本书的主人公狄仁杰。狄仁杰也曾遭遇酷吏政治，在武周时期也曾经历官场沉浮，但总体情况还是比较顺利的。从高宗时代起，狄仁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敢于为民说话，敢于批评高官。即使对于皇帝，也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他所属意的，不仅是一时一事，更是朝廷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高宗时，狄仁杰担任的主要是地方官。武则天作为太后开始掌握国家大政的时候，狄仁杰主要在地方任职，只是一度担任过文昌右丞，也很快再转入地方。这个经历使得狄仁杰在武则天称帝过程中，没有参与的机会，这对狄仁杰而言不是坏事，不仅避免了许多朝廷上的政治是非，也让他在推动武周退场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太多历史包袱，更容易发挥作用。

《狄仁杰之神都龙王》（2013）剧照。

接班人问题解决了， 回归李唐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狄仁杰没有看到李唐复辟，但是他推荐的宰相张柬之最后领导了神龙政变。有一种说法认为，张柬之等政变五王（即汉阳王张柬之、平阳王敬晖、扶阳王桓彦范、南阳王袁恕己、博陵王崔玄暐）都是狄仁杰推荐的，五王的政变行动，也应该是狄仁杰的生前安排。这种联想，并非全然捕风捉影，狄仁杰确实一再推荐张柬之。回归李唐，是朝廷中的主流思想，武则天的行动很拖泥带水，而她的男宠“二张”横行，让回归李唐的前景，再现不明朗的气氛。神龙政变，快刀斩乱麻，女皇伤心虽不可避免，但回归李唐立刻实现了。中宗对于政变之举，后来有了悔恨之思，五王在神龙时都遭遇毁灭打击。但是，史书是站在李唐立场上的，对于五王的神龙政变是正面肯定的。所以，强调五王与狄仁杰的良好关系，自然也是对狄仁杰的正面肯定。

吴鹏博士已经出版多部著作，《盛世前夜：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缠斗》《水运与国运》《三百年长歌行：唐诗中的大唐兴亡与悲欢》《唐案：法治兴衰与大唐兴亡》《大唐二十一帝》《选贤： 〈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等，以流畅的笔触，探索历史背后的纹理，揭示人事关系的奥秘，已经获得广泛的好评。这部狄仁杰与武则天的专书，从狄仁杰的人生阅历入手，多方展示这位“国老”与女皇的关系，一代历史风云，跃然纸上。我对武则天的历史，也有涉及，但对于狄仁杰的问题，却没有给予较多关注。如今读吴鹏此书，方觉此事关系重大，是武则天研究不能不重视的重大问题。

原文作者/孟宪实

整合/何也

编辑/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