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臣纪晓岚以主持编纂旷世大典《四库全书》而闻名于世，他在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其父纪容舒在刑部任职时经办的一起“斗杀”疑案。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苏州织造是清代有名的“肥缺”，乾隆前期担任此职的海保因贪腐被抄家。海保家大业大，坐拥数百间宅院，官府为防抄家后有人趁机盗抢，特意派遣三名兵卒看守宅邸。时值风雪夜，三人锁好宅门，在寝室中点灯痛饮，谁料酣饮至沉醉后，灯烛偶被剔灭，黑暗中三人因肢体相互触碰，竟引发一场混乱的互殴。打到半夜，三人醉困交加，各自昏昏睡去。次日一早，其中一人已然毙命，另两人也都身受重伤。

　　官府鞫讯幸存者七十五、戴符二人时，两人均无法说清案情原委，只坦陈当夜在昏黑中，只觉有人殴打自己，便本能地还手回击，既不知是谁先动手，也不知自己的拳脚落在了谁的身上。显而易见，这桩案件的真相很难查清。那么，按照清代律例，这两名幸存者该当何罪？

　　清代在沿袭前朝律法的基础上，根据犯罪者实施杀人行为时的主观动机，将命案划分为谋杀、故杀、劫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七类，合称“七杀”命案。所谓“斗杀”，是指杀人者本无杀人动机，却在相互斗殴的过程中致对方死亡。该案的情形符合清律对“斗杀”的入罪要求。按照《大清律例·刑律》“斗殴”条的规定，“若因斗互相殴伤者，各验其伤之轻重定罪，后下手理直者，减（本等罪）二等。至死……不减。（……若殴人致死，自当抵命）”。也就是说，互殴案件中，后动手且占理的一方可获减等处罚；可一旦酿成命案，便无减刑余地，斗殴者必须抵命。可惜案发当晚情境特殊，既无从判定谁是“理直”之人，也无法确认谁是“后下手”者。而律条注文又明确规定“若殴人致死，自当抵命”。如此一来，七十五、戴符二人是否要为此抵命呢？

　　纪晓岚在书中讲述完案情后，补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评论：“既一命不必二抵，任官随意指一人，无不可者”。这句话暗含两层意思：其一，“一命抵一命”是清代处理斗殴致人死亡案件的常规原则，通常不会让两人同时抵命。当然，在家族、社会或政治层面以卑犯尊或以尊犯卑的“斗杀”案不在此列。“杀人者，死”的观念，最早可追溯至《周礼》“杀人者踣诸市”的记载，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将其明确为核心条款，此后便成为传统法律中报应刑观念的基石。从纪晓岚的表述来看，“杀人者，死”的原则，至少在制度惯性上约束着古代司法官，使其不敢肆意滥施死刑。其二，“一命抵一命”可能产生“数人头”式的结案方式，缺陷显而易见：若司法官笃信“殒一命须以一命相抵”，便极易制造冤案。

　　以纪晓岚记述的这起疑案为例，死者究竟因何丧命，已无法通过证据还原，但可能性有多种：或是七十五下手致死，或是戴符殴击毙命，抑或是两人合力导致悲剧……如今，案件真相与证据皆已无迹可寻，难怪纪晓岚会认为，对七十五、戴符二人“任官随意指一人，无不可者”。这大概也是以其父纪容舒为代表的刑部官员们的共同想法。可被指认为凶手的人极有可能是蒙冤受屈的——仅仅因为一命殒而须一命抵。

　　那么，该案最终是如何了结的？“相持月余，会戴符病死，藉以结案。”戴符的病死，让上上下下的办案官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戴符以其死，既满足“一命抵一命”的结案要求，又避免了司法官随意指定凶手的弊端。可世间又有多少案件，能遇上这般巧合的结局？

　　该案了结后，纪容舒曾感慨：“迄今反覆追思，究不得一推鞫法。刑官岂易为哉！”所谓“推鞫”，即审问断案之意。事实上，即便以今日的刑侦技术，想要还原该案真相，恐怕也极为困难。可恰恰是这类疑难案件，最能凸显一个国家司法文化的底色。如这起案件中，“一命抵一命”的观念无形中引导着案件走向，司法官却往往习焉不察，这不正是身负断狱之责的刑官们，应当时刻引以为戒的吗？

　　进言之，传统司法中“罪疑惟轻”的理念（《尚书·吕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实为该案的处置提供了另一个思路。可司法官却舍此取彼，这是否意味着在当时司法理念的博弈中，“以命抵命观”比“罪疑惟轻”理念更具说服力？这种说服力的背后，究竟是被害人家族的压力、社会舆论的裹挟，是“藉以结案”的流程化诉求，还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