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海亮

张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

去年三月，我去他家取画，为“大道寻真”个展做装裱准备。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他坐在画案前，指着一卷未完成的山水说：“海亮，装裱这行，说到底是个‘师法’的问题。以古为师，可以证根源；以自然为师，可以得天地精华。”

一年过去，这番话成了我手艺里的一根骨，撑着我每一次托心、上墙、砑活。

以古为师，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幅《人物御龙图》。战国中晚期，距今两千三百余年。那缣帛薄如蝉翼，受潮即碎，先民为“敬天地、敬祖宗”，为让祭祀用的画像“与世长存”，便在顶端装上竹竿便于悬挂，使之能张设敬奉。这便是最初的“装”——以形制赋予画像以礼仪之位。正因这份最初的装裱处理，加上不干不湿的埋藏环境，这幅帛画才得以穿越千年，重见天日。

两百年后，西汉马王堆的“T形帛画”让这门手艺更进了一步。非衣通天，画面壮丽，顶部裹有竹竿，系以丝带，画幅下缀绦带，既为装饰，又取下垂平衡之理。先勾线，再着色，无传统装裱，立轴的形制在此渐趋成熟。从“顶部装杆”到“立轴初步成型”，从帛到纸，再到后来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的普遍应用，装裱不再是简单的技术，而成了让艺术“站立”起来的学问。

张老师听我说完这些，微微一笑：“谈古，何为古？要以古圣贤为师。”

我恍然。古圣贤中，范晔便是装裱史上绕不开的名字。世人皆知他是《后汉书》的作者，却不知他还有另一重身份——装裱师。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这是关于装裱最早的历史记录。一位史学家、一位官员，却以装裱技艺名垂青史。张老师说的“以古圣贤为师”，原是要我明白：装裱师的手上功夫，须以文化为底。除了不断精进技艺，还要长期浸润于文学、艺术、科学，乃至今天正在兴起的AI。手艺到了深处，便是文化。

这些年，我为张老师装裱过多少幅画，已记不清了。但每一次与他的合作，都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书画家以笔墨抒怀，装裱师以绫绢托底，一画一裱，一虚一实，互为表里。他知我懂画心之气韵，我知他惜材料之分寸。这不是简单的雇主与匠人，而是艺道上的同行者。他常说：“你的裱，让我的画站住了；我的画，让你的裱活过来了。”这大概就是装裱师与书画家最深的情义——彼此成就，共赴长久。

张老师走后，我时常想起那个三月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案头的宣纸上。他说“师法”，不仅是教我手艺的出处，更是教我做人做艺的根基。一年来，每当我面对一幅古画，展开一张宋绢，那些关于“装”与“裱”、“古”与“今”的思索便涌上来。我渐渐明白，装裱不只是修复与装饰，更是让时间的碎片重新获得尊严。

手艺在指间，师法在心头。张老师留给我的，不仅是最后一堂关于装裱的课，更是一种对待文化的态度——敬畏传统，又不惧新变；守住根本，又面向未来。

斯人已逝，墨香犹在。每当我将一幅装裱好的画作挂上墙壁，仿佛仍能听见张老师在一旁轻轻颔首：“站住了，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