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发展研究院 中国银河证券新发展研究院）

导读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增长、气候变化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是气候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较早将气候变化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并主持构建了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模型），用于研究经济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减排政策之间的关系。著有《绿色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2018年，诺德豪斯因“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气候赌场：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集中体现了其关于气候风险、碳定价、减排成本及国际气候合作的核心思想，试图从经济学角度回答如何在经济发展与气候治理之间作出有效选择。

“气候赌场”是诺德豪斯理解全球变暖的核心隐喻。人类持续燃烧化石能源，如同在一个后果无法完全预知的赌场中反复投掷骰子。单次投掷未必立刻造成灾难，但由于温室气体不断累积，极端高温、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退化以及气候临界点被触发的概率也随之增加。更棘手的是，参与这场赌博的人生活在当下，而承担大部分后果的却是脆弱群体、自然生态系统和未来世代。

本书出版至今已有十余年，其部分数据、技术成本与政策背景已经发生变化。然而，气候治理所面临的跨期权衡、公共品困境、碳价协调和政策可信度等问题，当前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持久价值正在于提供了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面对高度不确定、持续累积且可能不可逆的风险，公共决策既不能只停留在道德呼吁层面，也不能等待所有科学疑问消失之后再采取行动。

书籍内容

诺德豪斯首先将气候变化还原为一条从日常经济活动延伸至全球气候系统的传导链。交通、发电、工业生产和建筑供暖等活动消耗化石能源，在创造经济产出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持续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由于二氧化碳可以长期存留，今天的能源消费会不断累积为未来的气候风险。所谓在“气候赌场”下注，正是以当前的经济收益交换未来并不确定、却可能持续扩大的气候损失。

人类之所以持续下注，首先源于收益与损失在时间和主体上的错配。企业和消费者能够直接获得能源消费带来的即时收益，气候损失却分散至全球，并更多由未来世代承担。对单个国家而言，减排需要承担现实的产业调整和转型成本，其产生的气候收益却由世界各国共同分享；即使本国大幅减排，只要其他国家继续增加排放，全球气候风险仍难以明显下降。各国因而容易产生搭便车动机，希望分享他国减排带来的公共收益，同时推迟自身转型。气候变化也由此成为典型的“全球公地悲剧”。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不确定性并没有终止这场赌博，反而构成了赌博本身。气温平均上升两三摄氏度看似只是有限变化，其背后却可能对应极端事件频率上升、冰盖融化、海洋酸化以及生态系统临界点等复杂后果。科学研究能够给出风险区间，却难以准确判断某一临界点将在何时、何地被触发。因此，等待更多信息并不意味着现状将会保持。在等待期间，温室气体仍在持续累积，高碳基础设施仍在不断形成，未来调整空间也随之收窄。对这种具有累积性和不可逆性的风险而言，继续等待本身就是一次下注。

在梳理气候变化的物理过程后，诺德豪斯转向农业、公共健康、海洋、飓风、物种和生态系统等具体领域。他尤其区分了“受控系统”与“未受控系统”。农业、建筑和部分公共卫生领域可以通过灌溉、品种调整、基础设施升级和医疗投入降低损失，适应能力会随着收入、技术和治理水平提高而增强，是受控系统。海洋、冰盖、生物多样性等系统缺乏同等程度的人工控制，一旦发生结构性变化，经济增长和工程投入也难以使其恢复原状，是未受控系统。

这种区分揭示了气候损失核算的复杂性。粮食减产、能源需求变化和基础设施损毁可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估算，生态系统崩溃、物种灭绝、人口迁移和文化遗产消失却很难换算为货币。只核算进入市场交易的损失，容易低估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承受的真实代价；将所有损失强行折算为货币，又会掩盖其不可替代性。

诺德豪斯通过建立模型，试图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其代表性的DICE模型将经济增长、能源使用、碳排放、大气浓度、温度变化、气候损失和减排成本纳入同一框架，比较不同减排路径下的社会成本与收益。该模型并非以准确预言某一年份的全球产出为目标，而是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模型可以测算得出今天减少一吨排放需要付出多少成本，能够降低的未来时期的气候损失如何，而合理的减排强度应当综合考虑当前和未来的成本和收益。

模型中的贴现率由此成为全书最关键、也最具争议的变量。气候政策需要在当代减排成本与未来气候收益之间进行比较，贴现率越高，未来损失在当前决策中的权重越低，政策倾向于采取较为渐进的减排路径；贴现率越低，未来世代的利益越受重视，近期减排力度便应相应提高。诺德豪斯强调使用渐进式的减排策略（在初期进行小幅缩减，中、后期逐渐加大减排力度），主张采用3%左右的社会贴现率而不是将其过分低估（尼古拉斯·斯特恩在《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评论》中使用了0.1%的贴现率），对激进的减排方案持批判态度。

诺德豪斯认为，气候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纠正能源价格。化石能源的市场价格通常包含开采、加工和运输成本，由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损失并未包含在内。企业和消费者据此作出的选择会系统性偏向高碳活动。碳定价则将排放的社会成本转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感知的经济成本。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是碳定价两种主要形式。碳税直接确定单位排放价格，为企业提供相对稳定的成本预期；碳市场控制排放总量，通过配额交易形成价格。

但碳定价难以承担全部治理任务。低碳技术研发存在知识外溢，企业无法独占创新产生的全部社会收益，政府仍需对基础研究、示范项目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支持。消费者信息不足、融资约束和行为偏差也会削弱价格信号的传导，需要能效标准、信息披露和监管措施发挥补充作用。

国内政策之外，气候治理真正困难的环节在于国际协调。一国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对全球气候系统造成的影响基本相同，但各国减排成本和发展阶段却有显著差异。以国别总量目标为中心的协定容易陷入承诺口径不同、履约动力不足等困境。诺德豪斯因此主张围绕碳价格形成更具可比性的国际协调机制，使各国面对较为一致的边际减排激励。

全书最后转向气候政治。科学证据和经济方案不会自行转化为公共政策。利益集团、党派分歧、公众认知和政府任期共同推高了改革难度。气候治理的核心障碍并非缺少技术方案，而是建立能够合理分担成本、约束搭便车行为并获得广泛公众支持的制度。

思考与拓展

《气候赌场》最具启发性的观点，是重新界定不确定性在公共决策中的含义。气候怀疑论常把预测区间和模型差异视为延迟减排的依据，仿佛只有在未来损失可以精确计算时，政策才具备正当性。诺德豪斯指出，气候风险的严重性恰恰集中在无法准确预测的部分：临界点何时触发、极端事件如何叠加、生态系统能否恢复、社会冲突是否被放大。对于这类具有累积性和不可逆性的风险，不确定性并不会降低行动的必要性，反而提高了提前防范的价值。

由此看，稳健的气候政策不能以获得“确定答案”为前提，而应为低概率、高损失情景预留安全边际，通过尽早行动降低进入不可控区间的概率。

诺德豪斯提出碳定价时，全球气候政策仍主要围绕《京都议定书》展开。此后，碳税和碳市场由经济学方案转化为广泛的制度实践。世界银行2026年报告显示，碳定价机制已覆盖全球近30%的温室气体排放，2025年为各国公共预算带来超过1070亿美元收入。

这些进展验证了本书对价格机制的判断，同时也揭示了新的制度问题。建立碳市场或开征碳税，只能说明排放获得了显性价格。但碳价能否改变企业投资行为，发挥约束效能，还要考察配额是否稀缺、价格是否稳定、未来约束是否可信以及低碳项目能否获得配套融资。当前中国碳市场的覆盖率较高，但价格显著低于欧盟碳市场，企业仍可能把碳成本视为一般性履约费用，难以形成对高碳资产的实质约束。

碳定价还涉及收入分配和政治可接受性。能源支出占低收入家庭预算的比例通常更高，简单提高能源价格可能产生累退影响；高碳地区和传统产业集中的地区也会承受就业与财政压力。因此碳收入分配应当将支持困难群体、促进劳动者转岗、改善公共交通和投资低碳基础设施等纳入制度设计，进而减轻转型冲击，也有助于建立持续的社会支持，更好发挥碳定价的约束效应。

本书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判断具有很强的前瞻性。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扩大了全球气候治理参与范围，以国家自主贡献和五年更新周期推动各国行动，缓解了《京都议定书》参与范围有限的问题。然而，国家自主贡献主要解决“是否参与”，各国自主设定减排目标和政策工具，带来了“减排力度是否充足”以及“不同政策是否具有可比性”等问题。

近年来出现的气候俱乐部、国际碳价下限和碳边境调节机制，均试图回应诺德豪斯提出的协调难题。2023年正式启动的气候俱乐部把工业脱碳作为合作重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提出由主要排放国实施差异化碳价下限，碳边境调节机制则将进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纳入成本核算。这些机制分别从政策合作、价格协调和贸易规则等方面提高了不同减排政策衔接程度和可操作性。

总体来看，《气候赌场》并未给出一套能够消除所有冲突的气候治理方案，但它揭示了气候变化背后的制度结构：排放收益集中于当下，气候损失扩散至全球与未来；科学能够识别风险，却无法替代社会作出价值选择；市场能够提高减排效率，却需要公共制度修正价格、分配成本并约束搭便车行为。走出“气候赌场”，最终依靠的不是一次性的政策动员，而是一套能够持续压低风险、保持价格信号、支持技术创新并兼顾发展公平的长期制度。

推荐人：张子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