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近期在对俄、对美、对华多个方向接连遇冷，暴露出该国的被动与尴尬处境。俄罗斯外交部近日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高层批评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择捉岛）提出强烈抗议。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实施制裁。对此，日本政府仅表达“遗憾”，被国内舆论质疑回应绵软、向美国低头。当下的中日关系更是因高市政府在涉台问题上触碰红线、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而受到严重破坏。

自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方采取了一系列颇为矛盾的外交政策选择：一方面强化日美同盟，另一方面积极经营与其他所谓“志同道合”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一方面试图通过对华、对俄强硬政策“改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又不断压缩同周边大国保持战略缓冲的空间。这些选择使日本外交进入“迷雾期”，即虽然不断推高防卫预算、卖力拓展伙伴圈子，但实际上外交空间并未扩大，战略选择并未增加，战略自主也远未实现。

战后日本外交走的是安全依附美国、优先发展经济的“吉田路线”。冷战结束后，日本逐步扩大自卫队海外活动。安倍时期，日本提出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突破战后安全框架。如今高市政府延续这一做法，试图推动日本成为所谓“战略自主”的国家。但日本谋求自主的主要路径，却是进一步绑定美国、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体系。

日本外交由此陷入第一重“同盟幻境”。自去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日、今年3月高市早苗访美后，日美合作拓展至能源、关键矿产、人工智能、导弹联合研发等领域。日本的逻辑是通过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对美国更加“有用”，换取美国重视，提升自身地位并赢得更大自主权。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日本军事体系越向美军靠拢，对美国技术、情报、装备和作战体系的依赖就越深。尤其在美国不断调整战略、发动军事行动、向盟友提出新的对价要求的情况下，日本很难真正影响美国决策。

日本外交陷入的第二重“平衡幻境”，是其错误地认为可以通过强化对周边大国的竞争来换取更好的安全环境。近年来，日本甘愿充当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马前卒”，处心积虑在供应链、高端技术领域对华围堵、设置壁垒。高市上台后，更是在台湾问题上抛出危险谬论，赤裸裸为军事介入台海预埋借口。在对俄关系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曾通过经济合作和政治互动改善双边关系，为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问题及和平条约谈判保留空间。而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全面跟随西方对俄制裁，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日本对华与对俄的强硬政策并未给自身带来更大安全回旋空间，反而使日本承受来自两个邻国更大的战略压力，不断失去必要的战略缓冲。

与东北亚相比，日本在东南亚拥有更稳固的外交基础。战后日本依靠贸易、投资、基础设施、政府开发援助和技术合作逐步重建地区影响力，积累政治和社会信誉。但东盟同样有自己的战略逻辑，即坚持战略自主和大国平衡。近年来，日本依托“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扩大同东南亚国家的防卫装备合作，如向菲律宾提供海岸监视雷达、巡逻机并推动退役护卫舰转让，与印尼、马来西亚签署海上安保协定，向柬埔寨提供巡逻艇与通信设备等。但问题在于，东盟国家需要的是更多元的合作伙伴，而非新的阵营主导者。日本在东南亚拥有存在感，却并不掌握相应的话语权。如果日本将外交信誉更多服务于大国竞争，其长期积累的地区外交资产反而可能被更快地消耗殆尽。

这是战后日本外交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日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一个国家在美国战略调整时只能跟随，在周边大国关系恶化时缺乏缓冲，在地区伙伴都坚持战略自主时仍投身于大国竞争，那么再多的军事装备和安全伙伴，也很难弥补外交空间的收窄。这或许正是当下日本外交最大的“幻境”。（作者高梓菁 是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辑：孟　媛

校对：任鑫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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