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荆公体”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著名诗体。一般认为，“荆公体”乃针对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风格而言。它的体制是绝句，艺术风格则寓悲壮于闲淡，雅丽精绝，脱去流俗，锻炼精巧。它代表了王诗创作的最高成就。近些年来，亦有学者从王氏的诗艺发展、政治生涯、晚年心态、思想转变等方面，追溯“荆公体”形成的原因。一些流行的文学史著作，由此做出以下论断：

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写景抒情的绝句，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誉。……从宋人的这些言论来看，人们称王诗为“王荆公体”，主要是着眼于其晚期诗风。

王安石写诗学杜甫、韩愈，晚年又参以王维，转益多师，融化前人，形成自名一家的“王荆公体”。其诗以思理见长，新意迭出。

这些论述，仍有可斟酌之处。其实，所谓“（王）荆公体”、“介甫体”，它们最初指称的并非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风格，其载体亦非绝句，更遑论代表他诗歌创作的高峰。它指的仅仅是集句创作。对此，下迄南宋中期未见异议。而集句创作，通常认为是一种游戏之举。后人之所以对“荆公体”发生误读，主要受到传统诗论的影响所致。

讨论“荆公体”时，研究者大都以南宋严羽的论述作为起点。《沧浪诗话·诗体》曰：“以人而论，则有……王荆公体。”注曰：“公绝句最髙，其得意处髙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严羽认为，在王安石各体诗歌中，绝句的艺术水准最高，甚至超过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三位宋诗大家；然与唐人绝句相比，尚有差距。在此，严羽并未具体说明“王荆公体”的内涵，亦未点明“王荆公体”便指王氏绝句，而仅仅罗列出这一诗体。学界普遍以为“王荆公体”一词首出严羽，其实是一个误会。早在北宋后期，江西诗派中的洪刍便已提及“荆公体”。其《老圃集》卷上“七言古”中有《戏用荆公体呈黄张二君》诗：

金华牧羊儿，稳坐思悠哉。谁人得似张公子，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长夏无所为，垒曲便筑糟丘台。古今同一体，吾人甘作心似灰。南方瘴疠地，郁蒸何由开。永日不可暮，渴心归去生尘埃。人生会合安可常，如何不饮令心哀。张公子，时相见，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只愿无事常相见，有底忙时不肯来。

神宗元丰三年（1080）九月，王安石改封荆国公。管见所及，洪刍似乎是宋代最早提及“荆公体”的诗人。这首诗的标题是“戏用荆公体”，然则所写之诗在风格上便属于“荆公体”。它有何特点呢？从洪刍模仿的诗歌文本来看，所谓“荆公体”，实际上指的是“集句体”。他所写的这首诗，是一首标准的“集句”之作，即宋人所谓“百衲”体。整首诗歌，全部引用前人诗句堆砌而成，而非洪刍原创。兹考如下：

首句“金华牧羊儿”，出自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金华牧羊儿，乃是紫烟客”。次句“稳坐思悠哉”出自杜甫《放船诗》中“江流大自在，从稳兴悠哉”，字句有异文，“大”或作“天”。第三句“谁人得似张公子”，出自杜牧《池州九峰楼寄张祜》。第四句“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出自韩愈《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第五句“长夏无所为”，出自杜甫《课伐木》中的“长夏无所为，客居课奴仆。清晨饭其腹，持斧入白谷”。第六句“垒曲便筑糟丘台”，出自李白《襄阳歌》“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第七句“古今同一体”，出自杜甫《寄狄明府博济》“大贤之后竟陵迟，荡荡古今成一体”。第八句“吾人甘作心似灰”，出自杜甫《曲江三章》“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第九句“南方瘴疠地”，出自杜甫《梦李白》“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第十句“郁蒸何由开”，出自杜甫《夏日叹》“朱光出厚地，郁蒸何由开”，“出”原作“彻”。第十一句“永日不可暮”，出自杜甫《夏夜叹》“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第十二句“渴心归去生尘埃”，出自于卢仝《访含曦上人》“辘轳无绳中百尺，渴心归去生尘埃。”第十三句“人生会合安可常”，出自杜甫《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线”一作“霰”。第十四句“如何不饮令心哀”，出自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第十五句“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出自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第十六句“只愿无事常相见”，出自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当时得意况深眷，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最后一句“有底忙时不肯来”，出自韩愈《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由此可见，洪刍模仿的“荆公体”，即“集句体”。

为何洪刍将“集句体”称为“荆公体”？这是因为，尽管“集句体”的产生众说纷纭，或谓起于六朝，或谓起于宋初；可在宋代，许多学者认为，王安石才是这一独特文体的创始人：

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之者。（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

荆公晩多喜取前人诗句为集句诗，世皆言此体自公始。（《蔡宽夫诗话》）

即便稍有异议，也都承认“集句体”由王氏发扬光大，而他最工此体：

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至元丰间，王文公益工于此。人言起自公，非也。（蔡絛《西清诗话》卷上）

集句近世往往有之，惟王荆公得此三昧。前人所传……，非不切律，但苦无思尔。（周紫芝《竹坡诗话》）

由于王氏晚年集句创作相当频繁，质量很高，时人往往以为“集句体”滥觞于他，遂以其封号或名字，来命名这种新型文学体式。

有趣的是，王氏创作集句的动因，除游戏的态度和好胜的心理外，似乎与其学术思想不无关联。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载：

李士宁，蓬州人，有异术，王荆公所谓“李生坦荡荡，所见实奇哉”者。……初，士宁赠荆公诗多，全用古人句，荆公问之，则曰：“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又问：“古有此律否？”士宁笑曰：“《孝经》，孔子作也，每章必引古诗。孔子岂不能自作诗者？亦所谓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也。”荆公大然之。至辞位迁观音院，题薛能、陆龟蒙二诗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一觉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蜡屐寻苔认旧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用士宁体也。后又多作集古句，如《胡笳曲》之类不一。

李士宁以《孝经》为例，证明集句创作是仿效孔子制作《孝经》，不必出于已手。圣人、经典自然具有典范性，而这种“意到即可用”的思维方式，与王氏治学中反复强调以理一为基础、整合释道法各家的运思方式，颇有相似之处。于是王氏欣然认同，开始写作这种新诗体。将集句这种游戏之作，依附到儒家经典的创制，似乎十分勉强。然追源溯流，此说值得重视。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三载：

《梦溪笔谈》谓集句自王荆公始，如“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有之类，有多至百韵者。……然此体实不自荆公始也。……按，晋时傅咸已有集经诗，其《毛诗》一篇云……。此则实为集句之权舆，又不自宋初始也。

可见集句的起源，本来就和文人的拟经、摹经有关。作为经学名家，王氏一生以儒家圣人自期。既然经学上他可以“网罗六艺之遗文”、“糠秕百家之陈迹”，也不妨网罗前人的妙言隽语，组织成文，自出新意。

此外，集句创作，在北宋后期颇为风行，许多人以戏谑之技目之，视为游戏小道。陈师道《后山诗话》载：“王荆公暮年喜为集句，唐人号为‘四体’，黄鲁直谓正堪一笑尔。”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载：“晁美叔秘监以集句示刘贡父，贡父曰：‘君髙明之识，辅以家世文学，乃作此等生活，殊非我素所期也。”黄鲁直，即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刘贡父，即刘攽，北宋著名学者。他们对于集句，不屑一顾。此即为何洪刍要在“荆公体”的前面加上一个“戏”字，意谓此类创作，偶尔一试则可，不登大雅之堂。

除“荆公体”的称呼外，宋人常常以王安石的字“介甫”，来命名“集句”。李纲《胡笳十八拍序》曰：

昔蔡琰作《胡笳十八拍》，后多仿之者。至王介甫，集古人诗句为之，辞尤丽缛凄婉，能道其情致，过于创作，然此特一女子之故耳。靖康之事，可为万世悲，暇日效其体集句，聊以写无穷之哀云。

所谓“效其（介甫）体集句”，即宋人以“介甫”指称“集句体”的例证。一直到南渡后，宋人依然保持这种习惯性称呼。如喻良能《香山集》卷十五《读韩诗有感用介甫体》：“少陵无人谪仙死（原注：《石鼓歌》），吏部文章日月光（原注：《沿流馆诗》）。半世遑遑就选举（原注：《赠侯喜》），十年蠢蠢随朝行（原注：《和卢中郎》）。”诗题中的“介甫体”，即洪刍戏用”的“荆公体”——集句体。喻、洪都在写作“集句”诗，又稍有不同：洪诗中的各句未标明出处，喻诗则比较诚实，一一注明。

事实上，由于集句这一创作体式是在王安石手中发扬光大，且在士人群体中产生巨大影响，当时或后世的诗人创作集句时，往往自称学习、模拟王氏。“集句史”上，王氏处于一种开山祖师的地位。南宋牟巘《牟氏陵阳集》卷十二《厉瑞甫唐宋百衲集序》谓：“（集句）实始于半山王公，……四明厉君震廷瑞甫，博学工诗，尤喜集句，合异为同，易故为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

二

南宋还有一条关于“王荆公体”的重要材料，应予辨析。周煇《清波别志》卷下载：

秦会之忠献公自著文字，惟尚简古，自云效“王荆公体”。《谢车驾幸第家人辈各拜恩数表》首云：“注目帝车，方望云而盘辟；移居仙境，容舐鼎以飞升。”中谢后云：“妇子孙息，同荷优恩；官封服章，躐登常级。”末云：“臣敢不治外自内，训子及孙。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国家之福。”祐陵复土，被命撰哀册文，首云：“十年生别，万里丧归。”语简而意深类此。

尽管秦桧所撰文字，是典型的四六文，可他仿效的“王荆公体”，依然指“集句体”。“集句”这一创作体式，既可以应用到诗歌写作中，又不妨用于词与四六文，乃至出现“四六集句”。

就词而言，王安石和黄庭坚等人都写有“集句”词。如黄庭坚《菩萨蛮》“半烟半雨”，题序谓：

王荆公新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徳水作小港，其上垒石作桥，为集句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戏效荆公作：……。

黄氏所引荆公《菩萨蛮》“数间茅屋”，现存《王安石文集》卷三十七，文字稍有不同。其中各句，分别出自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唐人佚名诗、韩愈《次巫冠峡》（僧文益《看牧丹》）、宋之问《灵隐寺》、韩愈《南溪始泛》、方棫诗、李白《杨叛儿》、郭祥正《金陵》，盖集唐、五代、北宋诗人之句，堆砌而成。

至于宋代官场上通行的四六文，倘若作者不能达到词意的贯通流畅，徒知堆彻成语，便会贻人“集句”之讥。陈鹄《耆旧续闻》卷五载：“四六用经史全语，必须词旨相贯，若徒积迭以为奇，乃如集句也。”北宋大观以后，由于朝廷庆贺等事大多不循常规，负责起草贺表的官员颇难胜任，蔡京遂命以“集句”的体式来滥竽充数。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载：

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其中所谓“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正是典型的集句作法。可见，不仅诗词创作可以用“集句”的方式来“游戏”，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也未尝不可以此偷懒耍滑。当然，以这种方式创作四六而沾沾自喜的大有人在。沈作喆《寓简》卷五载：

前辈谓今古文章，无不可作对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对“长为农夫，以没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对“亿载万年为父为母”。予《试宏辞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备，与神为谋；无智名无勇功，唯圣时克。”此四六集句，真可以为戏笑。东坡表启乐语中，间有全句对，皆得于自然，游戏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谢对衣金带表》云：“谓臣有缁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其为《越州以擅放税降官谢表》云：“岂若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敢虞晁氏之危。”气象浑厚，亦可喜也。

沈作喆所引的几句谢表，皆将他人之作或经史成语，予以纂集排比。此之谓“四六集句”。

然则上引秦桧的四六文，是否属于集句体式？以下试作分析。第一句中的“帝车”，看似无奇，其实不折不扣是“经史中语”，出自《晋书》卷十一《天文上》：“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又曰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望云”一词比较费解，其实是“望云霓”的缩写，出自孟子一个相当有名的比喻。《孟子注疏》卷二下：“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盘辟”出自儒家经典注疏，《论语注疏》卷十“足躩如也”句，包注曰：“足躩，盘辟貌。”“舐鼎以飞升”引用《前汉书》中准南王刘安死后鸡犬升天的典故。“治外及内”则是自《周易·蛊》“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中的古注，冯椅《厚斋易学》卷十二《易辑传八》载：“闾丘逢辰曰：‘二负刚明之材，于蛊之时，欲治远自近，治外自内，岂屑屑然以闺门为己任哉。干母之蛊，亦时焉而已。’”即使看似口语的“生别”一词，也渊源有自。《水经注》卷二十六“沭水”下郦注曰：“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

可见，上引秦桧的四六谢表，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处处堆彻“经史中”语。难得的是，这些语汇居然与当下情境融化无迹，如出已意。这正是集句体式的最高境界。

除此外，集句这一创作体式，还包括集经史语、集字、集句四六、集句赋等等。由此，不难理解，为何秦桧自称效“王荆公体”，以及周煇对其“语简而意深类此”的评价。后者确是中肯之论。

最后，既然“荆公体”指的是“集句体”，一种游戏之作，为何研究者将它视为王安石后期诗歌创作（主要是绝句）的艺术风格，并且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崇？这恐怕受到严羽《沧浪诗话》“大名”的迷惑，在解读他所罗列的“王荆公体”时，有意无意地刻意抬高。同时，传统诗论的影响，不容低估。从陈师道、叶梦得等人开始，十二世纪以降，宋人对王氏晚年的诗歌创作推崇备至：

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陈师道《后山诗话》）

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遂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隐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

东坡海南诗，荆公钟山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许凱《彦周诗话》）

七言绝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极为清婉，无以加焉。（张邦基《墨庄漫录》）

批评家们坚信，王安石与杜甫一样，其诗歌风格在晚年发生转变，诗艺臻于顶峰，远胜早年。其晚年诗歌的代表，即五七言绝句。（杨晓山将此种诗论，概括为“晚期风格论”，并将王安石视为“晚期风格论”在唐宋诗歌转型中的典型个案。见氏著《王安石与宋代诗歌文化》）由此，后人解读时，将《沧浪诗话·诗体》中的“以人而论，则有……王荆公体”，与严羽的小注“公绝句最髙，其得意处髙出苏、黄、陈之上”，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联结在一起。这应当是“荆公体”内涵由集句转向绝句的重要诗学背景。

其实，严羽的这个小注，并非新创，而是出自南宋杨万里对王安石绝句的评价：“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杨万里集笺校》卷八《读唐人及半山诗》）严羽或者只是化用杨氏的话，来评价王氏诗歌——如清代翁方纲所言：“《读唐人及半山诗》云……。此与严沧浪论半山之语相合，岂沧浪用此耶？”（《石洲诗话》卷四）在他看来，王安石的诗歌很有特色，足成一体，可称为“荆公体”；而各类体裁中，绝句成就最高，超出苏、黄。又或者，严羽深受“晚期风格论”的影响，忽略“荆公体”的最初内涵，欲用旧瓶来装新酒，表达他对王氏绝句的推崇。

无论如何，自宋末至清末，学人论述王安石诗时，罕有提及“荆公体”者。偶有几例，如清代费经虞《雅伦》卷二曰：“王荆公体：宋王安石之诗。封荆国公。”张潜《诗法醒言》卷十曰：“王荆公体，王安石之诗。”他们所谓“王安石之诗”，大致指向王氏诗歌的整体风格，不分早晚。程千帆、吴新雷主编《两宋文学史》，便沿袭此种解释，谓：“王诗在艺术风格上是有特色的，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王荆公体。”此后，莫砺锋进一步从体裁、风格、语言等方面予以详尽阐释，指出“王荆公体”的艺术特征是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其主要载体是晚年绝句。“‘王荆公体’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体现了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论王荆公体》）这标志着宋代文学史主流论述的正式形成。至于“荆公体”的最初内涵，及其重要的俳谐文学意义，则被湮没。

（本文摘自刘成国著《荆门渡远：王安石的生平与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