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俞晓群

1913年某日，缪荃孙找到刻书家陶湘，出示了一部大书《儒学警悟》，全编分为六册（七集）41卷，即《石林燕语辨》《演繁露》《懒真子录》《考古编》《扪虱新话》《萤雪丛说》，均为宋人学术笔记，内容涵盖宋代典章制度、名物考证、科举应试等。

缪氏说，这部书刊刻于南宋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辑印者为俞鼎孙、俞经。由于此书原刻久佚不传，仅以抄本传世，所以世所罕见。《永乐大典》曾辑录此书中的内容，但据《四库全书总目》可知，当时《四库全书》的编者仅知道有这部书，却不知道编者为何人，更不知道它是丛书。

缪荃孙见陶湘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为何要将《儒学警悟》这部号称“丛书之祖”的稀世钞本托付于陶湘？这部丛书最终出版了吗？

早在1892年，有山西书商出示一部《儒学警悟》明代钞本，引起了缪荃孙的关注。当时缪氏正在研究《石林燕语辨》，因此更急于见到《儒学警悟》中的钞本。但缪氏参与竞购未果，最终此书被藏书家盛昱抢先买去，秘不示人。

盛昱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缪荃孙与盛昱、沈曾植有“谈故三友”之称，交谊颇深。

当时缪氏曾向盛昱借观原书，盛氏仅抄《石林燕语辨》一帙送给缪氏，而未许他见到原书。《艺风藏书记》写道：“荃孙求之至再，伯羲为钞《石林燕语辨》，畀小门生叶德辉刻之，未见全书。”

几年后，盛昱去世，其家中藏书不断散出。此时缪氏居于上海，他写信嘱托在京的傅增湘留心关注《儒学警悟》原书去向。最终，傅氏在宏远堂书肆发现此书。他在《校刻〈儒学警悟〉跋》中写道：“时宋元刻本之有名者，率为朋辈分携以去，此书以名字黯淡，巍然存于宏远书肆，乃以重值收之。”（《藏园序跋选录》）

1913年，缪氏去见陶湘的目的，正是准备用几年时间，认真校勘此书，再请陶湘刊刻出版。陶氏欣然应允，在日记中记道：“是年，江阴缪艺风氏有明嘉靖间王良栋抄宋本《儒学警悟》七集，实为丛书之始，至今绝少流行，洵孤帙也……原为宗室盛意园所藏，转藏于缪氏，今由缪氏归予，且详校撰序，授湘付梓。”

1919年中秋时节，缪荃孙整理好书稿，写好序言，将其交到陶湘手上。此后未及3个月，缪氏遽归道山。

陶湘不负所托，于1922年将此书刊刻完毕，并在日记中记道：“今岁工竣，先生归道山已三载矣，为之泫然。”1924年，又由北京文楷斋精刻，用存世珍稀的开化纸刊印。傅增湘在《校刻〈儒学警悟〉跋》中写道：“今兹得艺风一言而拔之沉霾之中，又得兰泉一念而播之海寓之内，而余得以微力周旋其间，不可谓非是书之幸遇也。”（《藏园序跋选录》）

一部宋代私家刊刻的书，历经岁月摩挲，千回百转，最终在缪荃孙手上得以保存与流传，实属不易。那么，缪氏何以如此看重此书呢？

答案无外乎两点：一是它的版本价值，前文已略加谈及，此处不做系统介绍。二是缪氏认定，《儒学警悟》是我国真正的“丛书之祖”，即最早的丛书。

为进一步理解缪氏的论断，此处需要做几点说明：

其一，何谓丛书？对此早期的界定颇为混乱。在后来的观念中，丛书专指在一个名目之下，将多种著作汇编在一起。如清代叶德辉称：“丛书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诚为便于购求之事。”（《书林清话》）正是此意。商务印书馆在编印《丛书集成》时进一步指出，我国丛书名目的使用，有一个变化过程：首先是有丛书之实而无丛书之名的书，如宋代俞鼎孙、俞经《儒学警悟》，宋代左禹锡《百川学海》；再者是有丛书之名而无丛书之实的书，如唐代陆龟蒙《笠泽丛书》，只是一本个人笔记；最后是名实相符的丛书，“至若名实兼备者，实始于明程荣之《汉魏丛书》，而继以《格致丛书》《唐宋丛书》等。”（《辑印丛书集成缘起》）

其二，我国的丛书兴起于何时呢？今天意义上的丛书，最早出现在宋代，缪荃孙称：“唐以来有类书，宋以来有丛书。”（《儒学警悟》叙）前面提到，唐代出现的丛书，如陆龟蒙《笠泽丛书》，与今日丛书的意义不尽相同。

其三，《儒学警悟》明钞本出现之前，人们认为最早的丛书是哪一部呢？在缪荃孙判定《儒学警悟》为“丛书之祖”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最早的丛书是宋代左禹锡《百川学海》。比如清代钱大昕说：“荟蕞古人之书，并为一部，而以己意名之者，始于左禹锡《百川学海》。”（《百川学海跋》）再者《四库全书总目》论《百川学海》说：“左圭《百川学海》始兼裒诸家杂记。”（钱泰吉《曝书杂记》）叶德辉也称：“《百川学海》为丛书之祖。”（《郋园读书志》）

其四，何以认定《儒学警悟》是“丛书之祖”呢？主要是根据成书时间。据缪氏推算，《儒学警悟》较《百川学海》早出72年。缪荃孙写道：“近数年来，伯羲（盛昱）所藏散出，以重价购得此书，始知俞成序为嘉泰元年辛酉正，前乎《百川学海》72年也……《儒学警悟》既为丛书之鼻祖，又为海内之孤帙，其中《燕语辨》一集更为《直斋》未见、《大典》未录之书，一旦复出，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事也。”（《儒学警悟》叙）按：此中《大典》似为《四库全书》。叶德辉也写道：“宋人《儒学警悟》《百川学海》二者，为丛书之滥觞……《儒学警悟》目录后有嘉泰辛酉正吉十有五日建安俞成元德父谨跋一则。二卷有题识云：‘壬戌三月初有七日，承议郎前剑州通判俞闻中梦达刊之于家塾。’壬戌为嘉泰二年，《百川学海》前人考定为咸淳癸酉刻，则《儒学警悟》犹在前。”（《书林清话》）

其五，读书界如何看待丛书的价值呢？在传统读书人的心目中，“丛书”是一个很重要的门类。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即写道：“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按：《书目答问》署名张之洞，实为缪荃孙32岁时代笔撰写。

其六，《四库全书》为何没收入《儒学警悟》《百川学海》？首先，《四库全书》按四部分类，没有“丛书类”；再者，编撰《四库全书》时，馆臣似未见《儒学警悟》原书。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石林燕语》条下案语写道：“《儒学警悟》亦南宋之书，不著撰人姓氏。”还有《四库全书》收书原则，“取其精者单行著录，不存丛书之名”。比如《百川学海》集书一百种，叶德辉记道：“《四库全书》所收唐、宋人小书，大半析此书（《百川学海》）分隶各部，各家藏书目往往有单种影钞宋本，亦不外此书残帙，非真有宋刻单行本也。”（《郋园读书志》）

■人物小传

缪荃孙（1844年-1919年）

字炎之，江苏江阴人。历任国史馆纂修、总纂、提调等职，后主持创办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1915年，受赵尔巽之聘赴京任清史馆总纂。

缪荃孙一生著述颇丰，与王闿运、张謇、赵尔巽并称清末民初“四大才子”。在藏书与版本目录研究方面，缪氏堪称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