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引力弯曲光线，权力也弯曲时间。

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其论文集《时间与权力》中，在论述近代德国政治人物及其思想视界时如是说。同样的分析框架也适用于当下政治。对中文语境中的政策分析和政治评论而言，当下的英国政治现实往往被视作一种循环往复的混乱漩涡，十年七相的政治动荡使得观察者们疲于奔命地探索每一位执政者的党派、背景、风格与执政策略，而这些执政者的政治生命和气运却往往难以令这些质料与资源生根发芽。如同苏格兰高地接连不断的气旋刮走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养分，走马灯般的首相人选与执政当局似乎无法留下任何有效的政治遗产。

然而，过于关注政治动荡本身，可能忽略其对英国政治本身的塑造。连续十年的动荡构建了新的政治话语和意识，跨越党派的讨论不仅重构着政治议程，也悄然塑造着探讨政治的方式。自世纪初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新生活”口号，到脱欧时代的“重夺控制”，政治家们处理过去—现在—未来的方式发生着变化。千禧年面向未来的朝气蓬勃被一种回溯性的时间所取代。而如果不对这种时间性进行理解，我们也无法更好地阅读当下英国政治中种种耐人寻味的细节。而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新首相安迪·伯纳姆及其即将展开的政治。

列兵怀特夹克——“曼彻斯特制造”

2026年7月20日，时年56岁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这位长期以曼彻斯特地方政绩与伦敦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北境之王”，不仅被舆论视作“人民的选择”，也是工党后座议员视为希望的救星。与其前任基尔·斯塔默爵士相比，伯纳姆展现出颇具感染力的卡里斯玛，其社交媒体运营塑造了其亲民的形象。依靠短视频平台的粗粝与原生气质，这位英国首相将自己打造为“邻家酷大叔”。伯纳姆常身穿深蓝色T恤、棉质夹克和牛仔裤，其松弛感与斯塔默长期维持的深色西装搭配黑框板材眼镜的严肃产生强烈对比。通过宣扬自己除必要场合外不在首相府穿着白衬衫、系领带，伯纳姆毫无疑问使得英国首相这一职位的传统形象得到更新。比起曾经以藏青色意大利剪裁修身西装和阿迪达斯Samba小白鞋的伦敦金融城精英形象打造自己技术官僚人设的里希·苏纳克，伯纳姆刻意创造出不修边幅的形象，以拉近与选民的距离。

事实上，伯纳姆衣着传达出一种独特的视觉信号。社交媒体挖出深色外套来自曼彻斯特设计师品牌Private White V.C.（中文可直译为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列兵怀特，一般称为PWVC）。看上去普通的深蓝色T恤实则单件价格达到80英镑，而其棉质哈灵顿夹克和牛仔裤则分别标价695英镑和295英镑。与之相比，保守党精英苏纳克的心头好小白鞋都称得上平价好物——100英镑即可在各大平台拿下。

中文时尚媒体通常将PWVC视作英国“遗产时尚”中尽显文化与品味的小众老钱品牌。比起持续走红的巴宝莉（Burberry）风衣和巴柏（Barbour）油蜡夹克，PWVC常被称为经典男装的代表之一，体现“老英式”“绅士外套”的气派。其品牌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简称 V.C.）的士兵杰克·怀特。战后，怀特进入当地雨衣工厂学习制版，后来成为工厂的总经理及所有者。他的后代延续这份家族产业，在创立于1853年的科特汉姆屋（Cottenham House）工厂中，以英国面料和传统手工技艺制作军装风格的经典外套。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PWVC主理人的身后悬挂着英国艺术家L·S·劳瑞（L. S. Lowry）的画作。作为描绘工人阶级生活的艺术家，劳瑞惯常使用灰暗的天空、被煤烟染黑的建筑、工厂烟囱、运河、铁路高架桥、廉价住宅和狭窄街道，勾勒出工人阶级生活的空间骨架。渺小而匿名的人物在这些画面中则被庞大的工业建筑所包围。其笔法的克制避免了将贫困戏剧化，也赋予曼彻斯特城区这类通常被视为无景观、无价值的地区以可见性和地方尊严，将“曼彻斯特工人阶级文化”表现为一种由工业、社区和地方记忆共同维系的生活世界。

使用劳瑞的画作作为背景，本身即带有品牌营销与政治意义。PWVC借用劳瑞构建的工人阶级表征，将品牌与曼彻斯特的制造业传统联系起来。安迪·伯纳姆，作为其最佳代言人，则代表着工业传统、工人阶级和这座城市的复兴形象。

“遗产民粹主义”

政治人物运用道具和衣着来象征代表自身立场的做法已然是一种常规。二战后的英国政治中，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便以烟斗和防水外套Gannex作为其务实和左翼立场的象征。而在60年后，Gannex已随着位于西约克郡的工厂破产而消逝。PWVC坐守曼彻斯特这座昔日纺织工业中心最后一家完全英国土产的厂房，尝试从行将就木的制造业中保留遗产。在这个意义上，伯纳姆的形象塑造本身即具身化了一种政治时间：辉煌的产业遗产是新一代“复兴”干将的勋章，夺回“失去的光荣”则是当下的任务。面向未来的政治行为因而变成一种时间上的回溯，怀旧裹挟着历史，成为新的政治前进动力。

身穿Gannex大衣口衔烟斗的哈罗德·威尔逊，图源http://bradfordjewish.org.uk/new-walking-tours-for-2016/

PWVC的生产和消费延展出当下英国的产业逻辑和某种思考方式。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蓬勃跳动的纺织业心脏，曼彻斯特本地对于工人阶级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追忆，掺杂着对1970年代英国北部去工业化的惨痛记忆。保守党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第二产业本身的消亡，在长期存在的南北对立加持下，加深了北部锈带地区对伦敦中央政府的不信任。这种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加剧了本地失业工人群体的地方认同。去工业化伤痛文学和本地艺术在英国艺术资助体系下得到持续的放大。在不同的地区，这种伤痛叙事与曾经的特色产业相互嵌套：利兹的羊毛、林肯的农机、格林斯比的捕鱼业、邓迪的黄麻纺织、诺丁汉的蕾丝……

作为曾经的工业强国，当下的英国面临着如何处理过去全球产能留下的巨大遗迹和创伤记忆问题。而对于这些记忆的处理却往往导向一种被剥夺的情感和盲动的愤懑。

法国政治学者多米尼克·雷尼耶（Dominique Reynié）在分析法国国民阵线（FN）的政治站位时提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中存在着一种新的动态，它把对精英的敌意同对欧盟、移民和伊斯兰教的排斥结合起来，以“保护遗产”为名，构建自己的政治共同体。

这种“遗产民粹主义”（heritage populism）旨在保护生活水平、财产、公共资源、生活方式与归属感。对于去工业化的北英格兰诸地，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何荒废的厂房和失落的产业会转变成一种粘合政治共识的话语。一家工厂关闭时，消失的不只是职位，还包括一种关于生活如何延续的预期。因此，所有留下的都需要变成被保卫的遗产，等待传承和复兴。

格林斯比的权力下放：作为政治共识的地方主义的能力与局限

在英格兰林肯郡东北部的格林斯比，渔业遗产中心保存着一艘名为Ross Tiger的拖网渔船。负责导览的老渔民把我们带进轮机舱，用音响播放发动机的声响。他说，船驶往冰岛和格陵兰海域时，水手们必须在这样的轰鸣中入睡。录音突然停止后，他问：“现在引擎的噪声消失了，你还能睡得着吗？”

如果遗产民粹主义把失去的生活重组成一份等待复兴的遗产，那么伯纳姆承诺的权力下放（devolution），以及“每一个邮编都有良好的增长”（good growth in every postcode），便说明这种时间如何进入政治空间。曾经的经济引擎停止之后，国家面对的不只是一座需要投资的城镇，也是一群无法在新经济秩序中安睡的人。

1997年后，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伦敦市成立新的权力下放机构，英格兰其余地区却没有相应重组。2004年东北地区否决民选区域议会；2012年十座城市举行市长制公投，结果亦不甚理想。此后的城市协议（City Deals）不再等待区域认同，而以资金和权力交换治理改革。然而，后撒切尔时代遗留下来的地方民选机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

格林斯比的衰败恰好处于这套关系的断层上。20世纪50年代，它是世界最大的渔港之一：渔船驶向北大西洋，鱼肉从码头经铁路运往伦敦，鱼肝则北上赫尔；捕捞、制冰、熏鱼、冷藏、拍卖和加工组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安东尼·克罗斯兰长期担任当地议员。1976年英国在第三次鳕鱼战争中接受冰岛二百海里专属渔业区时，他正任外交大臣。

鳕鱼战争并非衰落的唯一原因。资源耗竭、燃料成本、国际竞争、欧洲共同渔业政策和食品产业重组共同结束了远洋捕捞的繁荣。跨越国家、市场与生态系统的变化，造成了地方上的失业和衰退。而在政治层面，作为曾经工党“红墙”的组成部分，格林斯比在2019年的大选中转投了保守党阵营。

自鲍里斯·约翰逊到里希·苏纳克的保守党执政时期，“拉平差距”（levelling up）作为新的地方扶持政策被提出。在这套框架内，格林斯比不再首先被描述为国际渔业秩序、国家产业政策和资本撤离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被描绘为“落后地区”（left-behind place）。居民有关工资、就业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被描绘为对港口传统、地方尊严与国家归属的追忆。

2018年，格林斯比成为英国首个城镇协议（Town Deal）试点；2021年，中央政府又拨出2090万英镑，用于公共设施的投资和地产开发。2018至2023年的大格林斯比遗产行动区（Heritage Action Zone）则使卡斯巴（Kasbah）码头区十一座空置或失修建筑得到修复和再利用。这些工程阻止了码头建筑继续坍塌，也为企业、艺术和社区活动创造了空间。2025年，九万四千名学生、居民和游客进入渔业遗产中心，是十多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然而，Kasbah的主要土地所有者联合英国港口公司（Associated British Ports, ABP）仍是一家私有港口公司，在当地拥有九十座历史建筑。在我们尝试进入港区时，曾被ABP的安保人员劝阻——“此处是ABP所有地。”公共资金可以帮助长期租户修理屋顶和店面，却不能将地产和新的产业利润重新分配，新的壁垒由此产生。

格林斯比卡斯巴码头的复兴计划网站，可见港口公司与遗产基金、艺术赞助委员会的合作https://thekasbah.co.uk

格林斯比没有停止生产。海产加工和冷藏仍在继续，港口重新成为汽车进口码头和海上风电维护基地。新产业创造了就业，却没有自动继承远洋渔业的工资结构、职业身份和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可以修复熏鱼作坊、培训风电技术人员、修桥连接市中心与码头，却不能决定能源收益的所有权，也不能把私有港口重新纳入地方治理。权力下放能够改善转型发生的空间，仍难以决定转型的条件。

2025年，新成立的大林肯郡联合郡级权力机构终于为格林斯比补上区域治理层级，取得交通、成人技能、住房和经济发展的部分权力。其第一位市长却是英国改革党的安德烈娅·詹金斯（Andrea Jenkyns），而这场选举的投票率仅为30.15%。这一保守党“舂麦”、工党“做饼”、改革党“吃饼”的地方政治改革过程，折射出英国政治中跨党派的权力下放过程。地方主义由此不再专属于一种意识形态。三者立场不同，却接受同一前提：产业衰退首先表现为地方问题，恢复也应由地方领袖负责。

2024年的《英格兰权力下放白皮书》和2026年斯塔默内阁出台的《英格兰权力下放与社区赋权法》扩大了战略权力机构及市长在交通、规划、住房和经济再生方面的权力，并建立社区优先购买权（Community Right to Buy）。这些改善不可谓不真实，但社区优先购买权所承诺的，只是在具有社区价值的资产出售时让社区获得优先机会，并不包括购置和维修大型资产所需的长期财力。面对ABP，社区或许能够买下一座被出售的建筑，却不能决定整片港区的土地制度。这一制度标示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地方领袖可以组织投资、协调规划并代表地方发声，却很难改变承载“复兴遗产”的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

伯纳姆正是这种有限权力的政治化身。他可以借助曼彻斯特的工业记忆，以地方的名义向伦敦要求权力；而其市长职位本身，却依托中央政府的治理改革和财政条件。格林斯比展示了“每一个邮编都有良好的增长”必须面对的问题：权力下放若只把更多项目资金送到地方，市长得到的仍主要是管理产业衰退、修复旧建筑并为新投资准备场地的权力，而不是决定港口、能源、土地和新产业由谁拥有。在这个意义上，地方产业复兴从一开始便带有不稳定性：一旦地方政府与新企业之间的平衡无法维持，或者新产业本身再度衰退，所谓“复兴”便可能只是下一轮锈带化的前奏。

一国主义：精神小人国的共识政治

在现代英国史领域，历史学家往往把自1945年艾德礼工党政府上台，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开始执政的这一阶段划分为广义上的“战后共识”时期。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以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福利国家建设为指导方针，创造了“自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技术政治（technocracy）跨越党派，成为战后社会契约的组成部分。而随着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私有化公共服务，英国政坛左右裂痕便逐步明显。以工党为首的左派强调劳工利益、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而以保守党为代表的右派则更多探讨财政紧缩和减税。

进入2010年代后，当代英国政治依然呈现一种分裂的境况。各党派依据移民、税收、住房、国民保健署（NHS）、气候政策和社会福利划分立场，改革党的崛起似乎也证明，这样的分歧正在进一步加深。然而，在这些激烈分歧下面，或许存在着一种很难被察觉的共识。这种共识共享一种时间和空间观念，工党、保守党和极右翼共同怀念的是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和失去的繁荣，而其关注的空间却从19至20世纪英国的全球视野转向英伦三岛的狭小舞台。正如二战后著名建筑史评论家约翰·萨默森爵士（Sir John Summerson）所警告的，失掉全球视野的英国正成为“精神上的小人国”（Mental Lilliput，Lilliput是《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

在英国政治光谱中，人们往往把戴维·卡梅伦，或许还有存在争议的鲍里斯·约翰逊，视为“一国保守党人”（One-nation Tories）。但如果基尔·斯塔默爵士和安迪·伯纳姆同样是“一国主义”的门徒呢？除去“国家复兴”（national renewal）和“地方放权”，工党所宣示的政治纲领还剩下什么？当一种生存危机被施加到保守党身上，“一国”这个形容词反而变得值得拆解。

倘若定义当下政治的，并不是左与右、增长与税收、移民或不移民，而是所有那些维持英国人我们所熟悉的国家继续运转的东西呢？想想伦敦金融城、NHS、地方大学以及各地关键的大型雇主。我们很难想象对这些核心机构进行彻底改造。

回头来看，2024年大选所标志的，或许正是一个共识政治新时代的开端。在仍然运转的“主流”政治中，几乎找不到一种声音会公开反对经济增长、控制移民、支持NHS、加强国防、建设更多住宅和创造更多就业。当代英国政治已经不再符合卡尔·施米特对“政治”所作的范畴性界定，即辨认朋友与敌人。人们制造出种种伪敌人，用以回应那些本质上应当被视为治理问题的困难。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也随之成为共同模式，仿佛斯图亚特·霍尔曾经批判、英国又曾决然告别的法团主义（corporatism）国家，从来没有真正离开。

21世纪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的英国政治就像英国高铁使用的摇摆铁路技术，用摆动来保证19世纪的铁轨能够承载20世纪所需的速度，而其代价则是晃晕车中的乘客。左右政党保证着英国国家依然行驶在历经支线削减的铁路上，而21世纪的速度和机会，依然如HS2高铁建成日期一样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