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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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继超

　　闻一多（1899—1946），族名家骅，字益善，号友山、友三，湖北浠水人。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学者和新月派代表诗人。1928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30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任国立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1937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1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主任。1946年7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一多的挚友朱自清曾用“诗人、学者、民主斗士”来总括闻一多的一生，这三重身份对应着闻一多人生中的重大思想转变，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炽热的爱国精神主线。

　　闻一多的青年时期，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他怀着文化救国的理想赴美留学，并在西方文艺影响下成为一名唯美诗人，创作了《七子之歌》等脍炙人口的爱国诗篇。这一时期的闻一多，虽饱含爱国热情，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认识是模糊的。

　　在闻一多留学归国之后，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他倍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传统士大夫的老路，产生了躲到另一个世界的念头，而青岛就成了他的“另一个世界”。到青岛任教后，闻一多便钻进书堆里不问世事。在此期间，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闻一多写诗是爱国主义感情的表达，而转向研究古典文学，同样有爱国的原因在。正如臧克家在碑文中所说：“先生爱国忧民，埋头学术研究，从唐诗入手，决心为颓废之中华民族，寻求一个起死回生之文化良方。”闻一多在青岛只有短短两年，但他在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或完成于此或开始于此，他实现了从诗人向学者的转变。此时的闻一多虽专注于学术研究，但也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而他的基本立场则是站在国民党一边。

　　全面抗战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里的步行团。有人问他：“闻先生，你大可照学校的规定坐车、乘船，舒舒服服地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闻一多很严肃地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这次长途跋涉留给闻一多的印象极为深刻，沿途的所见加深了他对旧中国的认识。人民的贫困、文化的落后、道旁的罂粟，还有不断出现在眼前如《石壕吏》中所描写的抓壮丁场景，都让他感到心痛。闻一多开始反思：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得很少，这真是醉生梦死呀！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发售。在书中，蒋介石公开宣扬专制主义，这让闻一多无法接受。面对严酷的现实，闻一多毅然抛弃文化救国的幻想。他写信给学生臧克家说：从青岛时代起，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闻一多从对现实的不满和反省中走上新的道路，诗人、学者开始转变了。

　　1943年9月，时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部长的华岗被派到昆明，不久就与闻一多见面。华岗经常与闻一多促膝长谈，这对闻一多的启示和帮助很大。闻一多从华岗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风范，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后深表佩服。当华岗表明准备通过组织学习的办法帮助知识分子提高认识，并征求闻一多意见时，他欣然表示一定参加，还当即介绍吴晗、潘光旦等民主人士参加。最初，学习内容侧重讨论学术问题，渐渐地转移到政治学习方面，有时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时分析形势。之后，党通过不同渠道给闻一多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闻一多逐渐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1944年，闻一多加入民盟，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自此成为一名自觉的民主斗士，完成了他的思想转变。

　　罗隆基曾经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闻一多听后大笑起来，说：“变定了，我已经上路了，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的确，从对共产党的不理解到成为党的忠实信徒，闻一多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信念是不会变的。1945年，闻一多的学生问他：“闻先生，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你看谁会取得胜利？”闻一多毫不犹豫地反问：“共产党会取得胜利，这难道还有疑问吗？”有人质疑闻一多等民主人士是“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不仅不生气，反而坦率地回答：“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做得对，有头就有尾，当尾巴有什么不好？”在加入民盟的那一天，闻一多说自己“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尽管这时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但共产党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已经赢得了饱经风霜的闻一多的信赖。

　　郭沫若在悼念闻一多的文章中写道：“中国人民是有翻身的一天的，到那时候李公朴和闻一多的铜像要满布天下。”果然，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树起了闻一多的雕像。这些雕像不仅是历史预言的实现，更象征着闻一多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闻一多的转变不仅是他个人的精神涅槃，更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从改良到革命、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革命者的集体心路历程。闻一多曾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从诗人到学者，再到民主斗士，闻一多的变与不变都源于对祖国和人民始终不渝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