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钟  晟

　　1934年10月，朱德和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在这段被中外军事史学家称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史诗”中，朱德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在长征中为党和红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维护团结统一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来自内部的分裂风险。朱德在长征中最伟大的贡献，便是在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危急关头，坚决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依仗兵强马壮，野心和权力欲望急剧膨胀，在战略方针上主张南下，与中央北上的决定背道而驰。为了在红一、四方面军中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朱德随左路军行动，却因此陷入了张国焘的严密控制与政治围攻之中。为达到分裂目的，张国焘不仅软禁了朱德，还命令他断绝同毛泽东的一切关系，必须公开谴责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在阿坝会议上，面对张国焘“反对北上，拥护南下”的讲话，朱德始终保持冷静，他义正词严地说道：“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阿坝会议没有使朱德屈服，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朱德始终沉着应对，总是等对方斗完骂完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却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并作出组织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等人的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并下令通缉。为了拉拢朱德，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坚决反对，严正驳斥，他说：“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封的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你要硬搞，我也不能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刘伯承回忆说：“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毛主席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他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正是凭借着这种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团结问题上苦口婆心的精神，朱德稳住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人心，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张国焘的分裂势力。毛泽东后来高度评价朱德在长征中的表现是“临大节而不辱”，这是对朱德维护团结统一的精准注脚。 

　　坚决支持正确军事主张

　　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损失惨重。1934年12月，当红军进入湖南境内占领通道县城后，按原定计划，红军将北上同红二、六方面军会合。然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了解红军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要道上布下了重兵，张开口袋等红军往里钻。在这关系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在中央召开的通道紧急会议上，朱德极力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最终命令各军团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为红军走出困境迈出重要一步。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但此时博古、李德等人仍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继续主张与红二、六方面军会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对红军战略方向问题进行讨论。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朱德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等多数人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时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和毛泽东、张闻天、聂荣臻等商量后，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倡议一出，立刻得到朱德、周恩来等人的积极响应。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作为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他声色俱厉地指出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王明一伙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了根据地的事实，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议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解决了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肯定了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基本战略战术，决定红军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负责，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正是由于朱德等人的坚决支持，才使得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得以采纳，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后来红军四渡赤水、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创造了前提条件。 

　　“既是三军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 

　　长征开始时，朱德已经年近五旬，且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和高血压。但在行军途中，他从未把自己当成特殊的“官”。

　　1936年7月中旬，部队到达阿坝地区，准备继续北上。当时在红四方面军兵站部任部长的吴先恩回忆说，出发的前一晚，朱德询问有多少伤病员，还能不能走？怎么走？吴先恩说绝大多数都不能走了。朱德忽然问，“200匹牲口驮的都是什么？”“都是枪支”，朱德决定把驮枪支的牲口全部用来驮伤病员。即使这样，还有100多伤病员带不走。然后，朱德就打电话给各兵站，要求把能抽出的骡马和牦牛都抽出来驮伤病员。最后，连他自己的三匹牲口也牵了一匹过去，结果一个伤员也没有丢。红军在过草地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身边带的干粮早就吃得差不多了。一次，在行军路上，朱德发现了一些牛蹄子、马蹄子，就让警卫员煮成一锅汤，吃饭的时候发现自己碗里的蹄筋比别人碗里的多，他倒回去又重新盛了一碗和大家一起吃，并对大家说：“干革命不是靠一两个人，而是靠千百万人。我们要同甘苦共患难，团结的像一个攥起来的拳头，才能打败敌人，战胜困难，夺取革命的胜利。今后谁也不准为我搞特殊化。”在行军路上，朱德看到电台的同志扛着机器走路，总是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同志们辛苦了”，并把自己的马让给他们用，自己和同志们一样步行。

　　朱德曾在旧军队带过兵、打过仗，对旧军队中的那一套军阀体制深恶痛绝，因此，他视每一个革命战士为自己的同志。自己的职务再高，也与其像兄弟一样平等相处，“既是三军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  

　　助力长征初期突破封锁线

　　长征初期，朱德不仅以钢铁般的意志与分裂势力作斗争，更展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巧妙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为红军打开了前进的通道。

　　当时，国民党粤军首领陈济棠虽受命在江西南部构筑“第一道封锁线”，但他作为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既怕红军入粤，更怕蒋介石借“追剿”之名吞并他的地盘。朱德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关键契机，于1934年9月底亲自致信陈济棠，晓以民族大义，并提议双方停止内战、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随后，朱德与周恩来派遣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在寻乌罗塘进行了三天三夜的秘密谈判，最终达成了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以及“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在内的五项秘密协议。正是得益于朱德主导的这次成功统战，当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时，粤军实际上为红军让出了一条通道，甚至在部分防区只是“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这不仅极大减少了红军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的伤亡，更为红军在长征初期的战略转移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