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石碑

如今到连江参将署，可看到一方参将公署碑和一座筹海亭，都与400年前的参将沈有容有关。沈有容先后在闽15年，从海坛（今平潭县）到嘉禾（今厦门市），从石湖（今石狮市蚶江镇石湖村）到连江，其足迹深深与晚明的福建海疆联系在一起，《连江县志》（清嘉庆十年刻本）将沈有容与俞大猷、秦经国并誉为“洗海飞将”。

以往谈及沈有容，多着眼于其东番（今台湾本岛）剿倭、澎湖退番（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的传奇事迹。若循着这些闽海遗迹和文献记载细细追索，则会发现他在福建的驻守、交游、治军、筑寨与安民，同样构成了一段值得重新打量的地方历史记忆。

沈有容（1557—1627年），字士弘，号宁海，安徽宣城人，出身文士之家，祖父沈宠于明嘉靖年间曾以监察御史身份巡察福建，修建了养正书院；年少时，随叔父进京，游历北部边塞，由此萌发封狼居胥的志向，毅然投笔从戎。

《明史》说他“幼走马击剑，好兵略”。明万历七年（1579年）举武乡试，后来会试不中，但受蓟辽总督梁梦龙赏识，担任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千总。奉调蓟镇东路（在今河北东北部、天津蓟州至山海关一线），为南兵后部千总，防守燕台二路，并在防守刘家口（今属河北省卢龙县）、进剿猛骨李罗卜寨等战事中奋勇立功，得到赏荐。然其面对行伍利弊，条陈忤逆当事，因此托病回家。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本丰臣秀吉再次侵朝，东亚海域风声鹤唳。福建巡抚金学曾召赋闲在家10余年的沈有容入闽，补任海坛把总。到任后，沈有容“朝夕练舟师”，与其兄沈有严乘风鼓棹、破浪冲涛。一次，倭贼数十人夺商船，潜登松下（今福州市长乐区松下镇），扰害居民。沈有容判断其势穷必返海上，“以单舟夜出袭之”，果然擒获其魁，由此“有声海坛”。当他调任浯铜（明代浯屿水寨与铜山水寨的并称，浯屿今属漳州市龙海区，铜山今属漳州市东山县）时，海坛民众为他立去思碑，赞其不仅能战，而且治军“秋毫无染，甘苦与共，赏信而罚必”。

沈有容发现浯铜一带军伍“素多虚冒”，首先整饬军伍，“痛洗夙弊”，使兵船稍有可用之实。其时各寨游兵船屡遭倭寇掠夺，唯独沈有容所部能主动出击。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四月初七日，他在东椗（在今金门县）外洋迎击倭船，斩首十二级。其后，率舟师直抵广界，于五月十七日再斩首三十二级，并夺回被倭寇掠去的兵船一只。可是，胜利并不意味着岸上风波就此平息。沈有容《仗剑录》回忆，当时有人诬称那些被倭寇杀害的兵丁“实为”沈有容所杀。幸得福建巡抚金学曾明察，没有听信。沈有容回忆至此，仍感叹“亦险厄哉”——不仅战功可能化为罪名，甚至还会牵连家人。

同年，闽抚朱运昌题补沈有容为浯屿寨（今漳州市龙海区隆教畲族乡浯屿村）钦依把总，驻地在嘉禾，也留下一段为民请命的故事。清乾隆版《泉州府志》记载，其时朝廷派中监征税，按例应不对米粟征税，但中监故意对运输米粟的船征收船税，商民不堪其扰，纷纷陈诉。沈有容认为对运送米粟的船征税，就会使粮船不来，进而引发民生问题，民众可能下海为奸，于是“走檄请命”，最终罢除此税。嘉禾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立碑记之。

不久，泉州知府程达（注：《泉州府志》混淆了程朝京和程达，两人担任泉州知府时间相近，但考究《闽海赠言》《晋江县志》记录，程公应是程达）决意将浯屿水寨由嘉禾迁往石湖。在他看来，泉州为东南滨海重郡，若有“不虞之舶”直抵泉城之下，而海上竟无兵船侦察、无水寨控扼，便等于门户洞开。石湖正处崇武（今惠安县崇武镇）、料罗（今属金门县）之间，北可应援崇武，南可控制料罗，又当海舶往来之路，外足以备不虞，内足以护泉郡，正是设寨驻兵的紧要所在。

当迁寨的消息传到石湖时，当地民众结伴向上诉苦，认为倭患虽烈，却有时可避，但驻兵设寨却会带来营造征发、军卒扰民，反使地方长期受害。程公解释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忧，是因为军纪涣散，将领不能取信于民，他将为百姓选取一名有威信的将领来操办此事，这个人就是沈有容，迁寨的事才得以推行。由此可见，明代沿海防务并不只是国家与倭寇之间的军事问题，也深深牵涉地方社会的生计秩序、军民关系与官员治理能力。

水寨既定于石湖，接下来的难处便是如何营建，而沈有容并未一味仰给公帑。何乔远说，沈有容每次剿寇获得的资粮、舟船、器械都妥善保存，从未中饱私囊，正好用来修建水寨。叶向高亦称，沈有容亲自度地、料役、备材，建成监司署、海防署、寨署、玄武祠和阅武场，使石湖“矻然为海上巨镇”，前后花费七百余缗，却“不费公帑一钱”。石湖水寨的营建不只是一次军事设施迁置，也充分体现沈有容战场之外节用安民的治理能力。

沈有容在石湖留下的还有堤岸。何乔远《石湖浯屿水寨题名碑》记石湖一带海沙壅塞，田亩多受潮患。沈有容令士卒每次归来必须运石筑堤，“积石三年”筑成“沈公堤”，“利垂万祀”。沈有容在石湖期间，“鲸鲵远遁，兵民缉睦”，“石湖人视君如师帅父母”。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当他擢迁浙江都司佥事的时候，石湖百姓为他和泉州知府杨一桂立生祠。

晚明首辅叶向高称赞沈有容“有大功于闽者三”。东番一役虽立功，但因总府、本将等忌功，几乎使沈有容陷入不利，直到当年八月才题奏叙功；也需注意，退番不能完全归功于沈有容一人，福建方面严守要害、断绝接济，加上荷兰船队自身运作和季风转换等因素，也促成了韦麻郎离开澎湖。

除东番剿倭（万历三十年，即1602年）、澎湖退夷（万历三十二年，即1604年）外，第三功便是东沙擒倭（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其时，倭船又犯福建东沙（今连江县东沙岛），沈有容已乞病归田，福建士绅董应举素知其才，向当局竭力推荐。巡抚黄承玄先送书币聘其出山，后又派遣福清人林茂槐亲至沈家敦请，沈有容于是第二次“仗剑至闽”。

黄承玄特设水师，任命沈有容统帅，所辖北至浙江、南至广东，统小埕（今连江县筱埕镇）、五虎（今闽江口五虎门海域）、海坛诸寨游兵。到任后，沈有容并未硬攻，而是先招抚倭酋明石道友，借其书信劝降东沙倭众放下刀枪火器，随后将降倭分置各船看押，带回桃烟门（今霞浦县境内），最终擒获六十九人而“不伤一卒”。

当时有人认为这些倭人“非反者”，因而压低了他的功绩，加上流言中伤和巡抚黄承玄离任，沈有容于是辞官返回宣城，第二次离开福建。不久，这些所谓“非反者”谋划攻取牢狱，并与奸人勾结，企图乘乱脱身，城中卫士与之冲突，几至流血。至此，沈有容先前所立之功才重新得到承认。官府又急召他出任巡徼将，最终盗患平定。因考绩优异，官府对他加副将衔，镇守定海（今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村）。

沈有容第三次入闽，深感职在防海，却没有固定公署，难以号令吏士，就在原来定海千户所的旧址上修建新的参将公署，费用并未另耗公帑，而是取自沈有容归任后节余的廪粮及军吏余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孟冬动工，次年夏天竣工。新署建有正堂、房室、耳房、仪门、门楼及宾馆，署后山上建亭名“筹海”，又建城隍庙，并设置旗纛之所，两侧为牙将居署，规模整饬，已具海防重镇气象。

同年，他招降袁进、李忠等海寇，为闽海又除一患。海上巨寇袁八老焚掠庄寨、劫掠游船，诸路兵将多不敢正面应对。沈有容兵船有限，难以强攻，便改用招抚之策，通过袁八老族人暗中联络。他与纪副总兵同赴中左（今厦门市），又转往铜山，最后亲驾小舟抵达贼船受降。袁八老原有党众3000余人、船20余只，虽中途因流言惊散，最后仍归降船14只、健卒200余人、兵器5000余件。

明天启元年（1621年），经山东巡抚王在晋上疏，朝廷升沈有容为登州（今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总兵，并携带闽兵数百人北上。时任福建巡抚王士昌上疏请求留任，称沈有容担任标游参将以来苦心经营，造船制器，整饬营伍，使海上“狼猎不惊，鲸波顿息”，堪称福建海疆“长城天堑”，可惜未能挽留成功，沈有容第三次离开福建。

沈有容一生南征北战，而他反复回望的仍是福建海上那些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沈有容在定海参将任上撰写了自传《仗剑录》，回顾自己“三至闽”，在闽浙海上“创建营宇，计扼要害”，前后斩倭、抚倭、诱倭、退红夷、降剧盗，整理40余年军旅记录，尤其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至四十七年（1619年）间镇守福建前线的资料，“得缙绅诸公所赠言，合而刻之”，编成《闽海赠言》。

他与连江人陈第交往颇深，相识于蓟门（今北京及蓟州一带），后陈第寓居福州，闻其来闽，又偕林培之同访于镇东（即镇东卫，今平潭县平原镇一带）；也曾同登厦门五老峰，刻下“骋望极天，徘徊竟日”石刻；又同游福州南台（今福州市台江区），留下“坐破南台云，乾坤何日夕”的题咏；还曾夜饮嘉禾普照寺的石岩上，感慨“泛海游初倦，登山兴又长”。沈有容为陈第《蓟门兵事》作序，陈第则随其渡海，撰成《东番记》《舟师客问》颂其功绩。

他“好文喜士”，与何乔远、李光缙、池浴德等闽中士人交厚。李光缙称其“交结贤士大夫敦悦有礼”，何乔远称其为“武弁中一奇男子”。沈有容虽为客籍武将，却深度进入福建士人网络，其事功通过交游和碑文逐渐转化为福建地方记忆。

重读沈有容，不能只关注他在保卫海疆的功绩，也应看见他能够在军事行动之外整饬军伍、节用筑寨、修堤护田、为民请命，使海防从单纯的军事应对转化为海疆治理的实践。沈有容的闽海岁月，也是晚明福建面对海盗、倭患等外来势力与地方民生多重压力时的一段缩影，虽然“飞将”声名之下，也有着其难以面对的官场龃龉，却也为我们呈现出更真实、更丰富的历史形象。

这也反映晚明海疆海防不仅仅是一场场军事战斗，而是一套嵌入地方社会的治理实践，既关乎沿海民生，也牵涉军功考核、官员关系、将领操守以及国家权力在海疆基层的具体运行，由此更能体现沈有容持身自守的可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