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艳玲
“最好的治理不是‘管’,而在于发展最快、风险控制最好、群众获得感最强。”6月16日浙江缙云县域治理现代化实践样板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长江学者何艳玲,基于长期对城乡治理与制度治理的研究以及深入缙云的实地调研,系统阐述了县域治理与发展的新趋势。
县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是最完整的一级单元。何艳玲认为,先进县域之所以区别于普通县域,核心在于治理逻辑正在经历三个根本性的转向。
转向一:目标从“不出事”到“能成事”。何艳玲指出,传统县域治理的核心目标是“风险最小化”,即“不出事”。但当下县域高等级项目密集落地,对治理效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以缙云为例,单笔投资超百亿元的储能电站项目落地后,带动固定资产投资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这样的发展态势,不仅要求政府提供常规服务,更要求具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如果一个县里成不了事,那它的治理是没有意义的。”她说。
从“不出事”到“能成事”,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将治理从被动响应矛盾,转向主动扫除发展障碍。在这个意义上,“服务”和“发展”实现了融合。“就是要为发展而治理,以治理促发展。”何艳玲概括道。
转向二:对象从“管人”到“管要素”。何艳玲观察到,支撑县域增长的核心变量不再是人口的规模和结构,而是企业的投资意愿、项目的落地速度、技术的迭代实力、人才的集聚规模,以及招商引资、用地保障、政策兑现、创新激励等要素。她认为,驱动现代县域治理的,不是对“人”的管理,而是对“要素”的服务。
传统县域治理体系的治理对象是定居的、稳定的、可预测的。但流动的资本、迭代的技术、跨域的人才,恰好不具备这些特征。“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县域治理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最重要的服务对象之一,可能恰好是我们原有治理体系服务不到的。”何艳玲说。
因此,要将治理对象从“人口”拓展至“在县域创造价值的一切要素”——要素在哪里创造价值,政府服务就配套到哪里。
转向三:方法从“例外审批”到“判断授权”。何艳玲注意到,随着县级工业用地出让、新供地企业立即落成、微创企业数量持续攀升,县域治理必须重新平衡安全与效率的关系。
缙云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以“企业认领、政府认证”为突破口,重构治理闭环。比如,将人才认定的初步判断权授予最了解人才价值的企业——让企业自主判断,政府快速备案、事后抽查、核验信用、追责兜底。
“企业会更了解谁才是最基础的技术带头人,也会理解更多技术的市场前景。”何艳玲表示,要从“我审批,你证明”,走向“彼此信任,相互负责”。
三个转向加在一起,系统性地指向一个方向:将治理体系转向进取型、服务型、授权型的新范式。
展望未来,何艳玲提到,随着城乡融合的深化、产业链跨区的延伸、人口跨域流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治理议题超越了单一的县域边界。县域这一地理单元,可能已不再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最优边界。
“下一步,要探索‘大县’治理共同体的机制。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签署区域合作协议,而是将治理权力、治理资源、治理责任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何艳玲表示,只有这样,县域才能真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坚实的一部分。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陆家嘴金融网
作者:王韬
审核:裘致远
统筹:裘致远
图片来源:缙云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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