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艳玲

“最好的治理不是‘管’，而在于发展最快、风险控制最好、群众获得感最强。”6月16日浙江缙云县域治理现代化实践样板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长江学者何艳玲，基于长期对城乡治理与制度治理的研究以及深入缙云的实地调研，系统阐述了县域治理与发展的新趋势。

县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是最完整的一级单元。何艳玲认为，先进县域之所以区别于普通县域，核心在于治理逻辑正在经历三个根本性的转向。

转向一：目标从“不出事”到“能成事”。何艳玲指出，传统县域治理的核心目标是“风险最小化”，即“不出事”。但当下县域高等级项目密集落地，对治理效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以缙云为例，单笔投资超百亿元的储能电站项目落地后，带动固定资产投资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这样的发展态势，不仅要求政府提供常规服务，更要求具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如果一个县里成不了事，那它的治理是没有意义的。”她说。

从“不出事”到“能成事”，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将治理从被动响应矛盾，转向主动扫除发展障碍。在这个意义上，“服务”和“发展”实现了融合。“就是要为发展而治理，以治理促发展。”何艳玲概括道。

转向二：对象从“管人”到“管要素”。何艳玲观察到，支撑县域增长的核心变量不再是人口的规模和结构，而是企业的投资意愿、项目的落地速度、技术的迭代实力、人才的集聚规模，以及招商引资、用地保障、政策兑现、创新激励等要素。她认为，驱动现代县域治理的，不是对“人”的管理，而是对“要素”的服务。

传统县域治理体系的治理对象是定居的、稳定的、可预测的。但流动的资本、迭代的技术、跨域的人才，恰好不具备这些特征。“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县域治理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最重要的服务对象之一，可能恰好是我们原有治理体系服务不到的。”何艳玲说。

因此，要将治理对象从“人口”拓展至“在县域创造价值的一切要素”——要素在哪里创造价值，政府服务就配套到哪里。

转向三：方法从“例外审批”到“判断授权”。何艳玲注意到，随着县级工业用地出让、新供地企业立即落成、微创企业数量持续攀升，县域治理必须重新平衡安全与效率的关系。

缙云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以“企业认领、政府认证”为突破口，重构治理闭环。比如，将人才认定的初步判断权授予最了解人才价值的企业——让企业自主判断，政府快速备案、事后抽查、核验信用、追责兜底。

“企业会更了解谁才是最基础的技术带头人，也会理解更多技术的市场前景。”何艳玲表示，要从“我审批，你证明”，走向“彼此信任，相互负责”。

三个转向加在一起，系统性地指向一个方向：将治理体系转向进取型、服务型、授权型的新范式。

展望未来，何艳玲提到，随着城乡融合的深化、产业链跨区的延伸、人口跨域流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治理议题超越了单一的县域边界。县域这一地理单元，可能已不再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最优边界。

“下一步，要探索‘大县’治理共同体的机制。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签署区域合作协议，而是将治理权力、治理资源、治理责任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何艳玲表示，只有这样，县域才能真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坚实的一部分。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陆家嘴金融网

作者：王韬

审核：裘致远

统筹：裘致远

图片来源：缙云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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