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 聂菲璘

　　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实践中为政者注重民心，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民心政治，其理念融入到选贤任能、国家治理、谏议评判的全过程中。

　　选举——贤能政治

　　西方的选举民主是根据参选人的演讲投票，多数取胜，竞争上岗。然而中国古代的选人方式，却是不以言取人，不从众选人，不搞竞争上岗。

　　不以言取人是因为一个人言语好听，却未必有真实德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君子不以言举人”。《群书治要·六韬》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注重选拔人才，却导致国家越发混乱，以至于危亡的原因。

　　“从众”是西方选举民主的逻辑，但多数人的选择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从善不从众”是贤能政治中的重要一环。《春秋左氏传》记载，公元前585年，晋楚对抗，晋国军帅栾书有十二位佐将，主战者九人、主和者三人，栾书遵从了三位不主张出兵的佐将的意见。栾书认为，好意见是众人应当听从的。现在三位将领的意见是好的，也就是不出兵，那么就当听从。栾书就是懂得从善不从众的道理。善为众之主。贤德的领导以足够宽阔的胸怀和长远的眼界，毫无私利，做出最“善”的决定，才能真正赢得民心。

　　古人之所以不提倡竞争，是因为“争”往往无法选出最上等的人才。《群书治要·晏子》记载，晏子将人才分为三等：“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上士指贤德之人，他们心之所在只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出仕是为了道义，而非个人利益。对于上士，要有贤明的君主诚心礼请。例如商山四皓，汉高祖刘邦多次征召而不得，后来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相反，最下等的人通过官职谋取私利，不会轻易退出。因此，竞争的最好结果，不过是使中等的人才在位而已。

　　中国古代实行过多种选举制度，但目的都是任人唯贤，选贤举能。《孟子·离娄》云：“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因此，中国古代的选拔制度，是从实现良治善政的角度考虑的，也是进一步实现民本治理的根本和前提。

　　治理——政在养民

　　选拔官员之后，就进入治理环节。治理包含很多方面，但无论哪个部门的官员，在哪个时期为官，都有三种角色要求，即君、亲、师的统一。

　　首先，“作之君”，即率民。为政者要修德立信，要在道德上作百姓的榜样。《群书治要·政要论》讲到：“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若君正于上，则吏不敢邪于下。吏正于下，则民不敢僻于野。”治国的根本在领导者修身。以德治国，其核心就是领导者通过修养自己的德行，成为君临天下的榜样，进而“亲民”“止于至善”。治理邦国，民无信不立。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为政者的信用不能得到彰显，为民众所知晓，道义就无法建立。道义不能建立，国家就无法走上正轨。因此，必须能够使百姓信任政府，国家政治才能成功。“信”是领导者修身为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作之亲”，即养民。《尚书·大禹谟》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周礼·地官司徒》中记载了六种保息之法以养万民，即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中国古代的圣王都是爱民如子的模范。君有德，爱其民，则民趋附之。《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云：“上之亲下也，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亲如此，故令则从、施则行。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能够使近者悦，远者来，百姓感念恩德，就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再次，“作之师”，即教民。要想使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教育是重要的一环。《尚书》也十分强调领导者教导民众的角色。《尚书·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要想教导别人，首先要教好自己，修身明德，正己而后化人。教育不能仅仅是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作为领导者，应给下属、给人民群众作出仁义礼智信的表率，所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才是行之有效的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行恕道，不教而杀谓之虐，要先恕而后教。以民为本不是一味地给民众利益，而是要通过教育使民众有正确的好恶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明明德、亲民，这样才是“乐只君子，民之父母”。

　　评议——谏议评判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要实现社会治理，在位者必须倾听民众的声音，使下情上达。为此，古圣先王设立了各种制度听取谏言。谏议制度贯穿中国古代政治的始终，是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和协商政治的集中表现。民众谏议有多种表现形式。

　　其一是讽谏，民众自发表达意见，领导者对这些意见进行收集。周朝时各诸侯国的诗歌就属于这种形式。《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故曰风。”诗由劳动人民创作，反映社会风貌以及民众对领导者的评判。领导者派人到各地采集诗歌。对于诗中讽刺的内容，则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除诗歌外，还有无声的讽谏形式。《春秋左氏传》云：“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其中“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都是民众表达意见，庶人不参与政治，听到君主的过失，可以议论诽谤，商人在集市上陈设当时人们所崇尚的物品，各行各业的工匠进献他们的技艺（来譬喻政事），后两者就是无声的讽谏形式。

　　其二是“谏木”，设置民意收集场所，直接收集意见。《管子》云：“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以观民诽也。”圣明君主所立谏木的形式不尽相同，但都是为了倾听民众的意见，以了解施政得失。古代圣哲明王明察事理，不仅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让人们可以随时进谏，甚至洗耳恭听民众的怨骂。英明领导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注重听取民众的意见，全面细致体察民情，只有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不被蒙蔽。

　　其三是评判，一方面是民众对当世贤臣的赞叹。西汉召信臣和东汉杜诗都曾任南阳太守，勤政爱民，皆有善政，南阳人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以此赞颂地方官的善政，这也是官员被称为父母官的由来。评判的另一方面表现为民众对已故英雄或受人尊敬之人的纪念，修建庙宇（如岳王庙，关帝庙）、供奉祭祀、命名堂号、树碑立传等，这些都是后世民众对古圣先王、国家功臣、英雄模范、有功于民者表达恭敬和感恩之心，饮水思源，知恩报恩。中国自古就有祭祀的传统。这种代代纪念的传统就是民众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也是民心的体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