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优绩主义”这个词又开始随着一些热点事件，高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粉笔公司的CEO张小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发表了一番引来众多争议的演讲。一位公考教育公司的创始人，却一反常理地说“考公无意义”，转而给大家传授自己炒股的“致富经”。许多网友留言，这就是典型的“优绩主义的傲慢”，因为张小龙忽视了成功并不止取决于个人努力，还受时代机遇的影响。

反优绩主义的情绪，在优绩主义这个词降生之际其实就已存在。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就在自己的讽刺性小说《优绩主义的兴起》中，首次系统提出了“Meritocracy”这个词。杨指出，优绩主义认为个人应凭借其能力、努力和成就获得相应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这一观念，深刻形塑了现代社会有关何谓“优秀”的想象，也影响着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安排。

优绩主义的观念，看起来十分积极，但也被迈克尔·桑德尔等学者认为，其过于强调个体能力对事业成功的影响，不仅让社会制度安排无法关怀弱者，更是在道德上，容易让获得成功的人滋生一种“精英的傲慢”。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一书于2021年引进中国后，一时之间成为最火爆的畅销书。在拥有浓厚考试文化的中国，一本批判优绩主义的书能获得如此反响，是耐人寻味的。

然而，优绩主义真是一个如此不堪的存在吗？与如今饱受批评的现况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曾发挥的都是推动弱势群体解放与社会文明进步的正面作用。英国学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的《才华贵族》一书，就为我们打捞起了这段优绩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为什么优绩主义的形象骤然转变？在纯粹的批判与赞同之间，我们是否有看待优绩主义更全面、理性的方式？本期专题，我们希望与中外的一些学者一同，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12日专题《反思“优绩主义”：我们如何理解“优秀”》的B04-05版。

B01「主题」反思“优绩主义”：我们如何理解“优秀”

B02-B03「主题」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优绩主义的“堕落”与“重生”

B04-B05「主题」走出优绩主义，为什么这么难？

B06「主题」林小英：接受教育，是为了让我们把日子过得生动

B07「主题」陆千一：倾听职校生们的表达

B08「中文学术书摘」阅读史和技术伦理研究两则

口述｜金津

采访、撰文/刘亚光

作为这期专题的策划人，我的想法来自于一个问了自己多年的问题：我是一个优绩主义者吗？

和大多数人一样，人生的前二十年，这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从一个普通家庭出发，通过勤奋刻苦的学习，进入重点中学，拼过“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高考，进入一所“985”大学，再通过全方位的“优秀”，保送到更好的大学读研究生。通过个人努力获取成绩，并进而赢得更多的机会和赞誉，不仅客观上把我带到更大的平台，也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信念。

问题是，高考之后呢？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的学生，很容易把自己的求学历程以大学为节点，自然地分成两段：在这个叙事中，前一段的他们，是纯粹的优绩主义者，一心提高成绩，不惜放弃爱好，牺牲娱乐；后一段的他们，则突然从优绩主义中出走，在一个更为多元的评价体系中，开始自由地探索方向。

我曾经也非常信任这套叙事。用现在的话说，进入大学之后，我努力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卷”，自习不能去自习室，要去图书馆，因为这样，或许会显得我不是在去复习考试，而是去看书。——事实上，我也确实因此看了不少书，培养起了可能让我受益终身的对阅读的热情。本科四年，我对哲学很着迷，对着看不懂的原著或者二手解读囫囵吞枣。思辨那些烧脑的问题给我带来的愉悦，还让我在课余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学校的辩论队中。

我和队友们赢下很多比赛，学生时代的荣誉在现代回看聊胜于无，但那份快乐是真实烙印在回忆里的。大四那年寒假前，我们赢下一场赛前认为不可能获胜的比赛。得知赛果的那一刻，我感觉一股兴奋直冲脑门。有时候，乐极生的不一定是悲，也可能是突如其来的空虚。一个问题当时击中了我：单纯思考这个问题本身，至于让我这么生理性兴奋吗？我最在意的，是不是还是赢？离开考试，对待爱好时，我是不是还在沿袭某种隐蔽的优绩主义思维？

于是，这个问题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根“刺”。研究生毕业后，我完全跟随自己的兴趣来到书评周刊工作。此时的我，不认为依然被所谓优绩主义的问题困扰，只不过偶尔还是会想起这根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发现我的这个困惑，好像也没那么莫名其妙。我看到许多身边的人，从求学到工作，一直努力希望摆脱某种曾经帮助自己的东西，却始终无能为力。我的心情很复杂，如果你要问我这具体是种什么感觉——当你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些“反优绩主义”的帖子，点开博主的主页，却发现简介里写满了自己曾经毕业于哪所名校——可能是这种感觉吧。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2022年，我通过视频采访了大名鼎鼎的迈克尔·桑德尔。聊完很多有关社会的问题，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了他这个带着“私心”的困惑：您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走出优绩主义吗？怎么走出？桑德尔非常诚恳地说，他认为需要，“我们应该重新建立社会的评价体系”。

桑德尔的话，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具体到个人，这种重建，又谈何容易？

采访桑德尔一年之后，我和那时还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郑雅君聊了聊，当时，根据她的硕士论文改编的作品《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正在获得空前的关注。她在书中认为，大学生们有着“目标导向型”和“直觉依赖型”两种不同的行动模式。对出身寒门、资源匮乏的大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一座规则复杂的迷宫，成长路径极为不清晰，他们也因此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烦恼。

采访中，郑雅君告诉我，未来可能会争取在东部城市的一流高校任教。从复旦到港大，她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经历，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选择。那之后，我们鲜有联系。直到今年，我通过两篇报道了解到，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甘肃，在一所“双非”院校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挺满意的选择”，她对我说。“这里没有太多过分的学术kpi考核，也许更能做我自己想做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之前我可能接受了很多采访，但在这里我没有那么站在聚光灯下，这对我来说是好事”。

回到家乡高校，是一个综合考量下的决定。做决定的过程十分艰难。如果留在竞争更激烈的环境，意味着更大的平台，但也要做出更多的牺牲。“有那么一刻，我终于开始问自己：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也恰是在这个“挣脱优绩主义”的思想斗争时刻，她说，她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家人、朋友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

“与其说现在大学生面对的是迷宫，不如说，已经是阶梯了”，在我们今年的这次通话的最后，郑雅君对我说。阶梯是清晰但陡峭的，有着层级的划分，每一步都无法踏错。这确实是各个高校里都在发生的现实，学生一进高校就焦虑于找实习，临近毕业，清一色忙着“考公”。大家确实不用走迷宫了，但苦确实一点也没少吃。更重要的是，走阶梯，很多时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在一个被学者们称为“大学高中化”的时期，希望从优绩主义中“出走”，和紧抓优绩主义不放，共同构成了年轻人纠缠的心态。我想，对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应该有更细腻而全面的思考。

去年年中，我照例关注一些英文的社科新书，偶然读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的金津老师的专著《中国教育与社会流动：与布迪厄共同构想积极社会学》（Education an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她跟踪调查了17名来自中国顶尖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出身贫寒的学生，深度勾勒了这些学生在大学中与优绩主义“搏斗”的鲜活心路历程。

中国历来有“寒门是否能出贵子”的讨论。对这些出身弱势家庭的学生来说，优绩主义是基础教育求学阶段的信仰，他们因此脱颖而出，也因此在强手云集的顶尖大学里遭遇更强的心理冲击。在金津的记录里，有的人在理想与现实的不断摩擦中妥协，形成一种“不配得感”；有的人发现，自己还在用考试的方式对待兴趣社团，一切为了求一个好的分数。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承认被优绩主义所伤，却并不知道放弃这种思维模式，他们能何去何从......

《中国教育与社会流动：与布迪厄共同构想积极社会学》英文版书封。

金津发现，这些学生离开大学就业以后，这些心理其实依然在发挥着作用。这或许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考试文化浓厚、有着悠长优绩主义传统的国度，优绩主义并不仅是一个短期的观念选择，更构成了我们的某种生命底色。我们对待它的态度，永远复杂而暧昧。

这些具体的论述很“击中”我的困惑。在全国高考刚结束的时间，围绕她的研究，和当下正在发生的教育现实，我邀请金津做了一次访谈。下面的文字，是金津的自述，以这次访谈和《中国教育与社会流动：与布迪厄共同构想积极社会学》中的内容为基础。

“不配得感”与“自我排斥”：

当寒门学子走进精英大学

我的研究对象都是所谓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是敏感的，也很在意周围人的评价。一位叫姜耘的女生来自农村，她说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小透明”，直到有一天，她因为自己数学很好，被老师特别关注，才觉得自己“终于被看见”，于是她从那时候起，就把维持好成绩和“被看见”这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处于一个弱势的起跑线，意味着这些学生拥有的更少。在这些学生身上，我注意到一种“自我排斥”的现象，其实这也是与布尔迪厄理论对话的其中一个发现。布尔迪厄认为，处在特定位置上的人们会潜移默化地形成一些关于“可能”“不可能”的等级或者说区分的观念，这种区分，很多时候都不见得是理性的。就比如剑桥的一位学者Di⁃ane Reay之前做的有关英国低阶层学生的研究，明明一些学生的成绩已经达到了牛津剑桥的要求，但当他们来到牛津剑桥的时候，那个地方的环境、精英阶层学生的举手投足，都会让他们感觉自己“不属于那里”。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不配得感。

我访谈到的几个学生都说，因为自己成长经历的影响，他们会自动把一些选项排除在外，比如毕业之后出国留学，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他们该想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考到了清华、北大这个级别的学校，如果认真了解一下，会发现学生出国方面的支持是不少的。他们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对未来的规划高度依赖一种模糊的想象，这种想象非常容易受到他人的左右，很不稳定。

电影《天才枪手》剧照。

我访谈的罗伟，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系，后来做了专利销售。他跟我说，他喜欢制造业，对法律这个行业有天生的抗拒。因为制造业和他小时候看着父母种庄稼很像——从无到有，生产一个东西，好像这个比较能给社会创造有形的、实实在在的价值。但法律似乎就是“争执”，两个人打官司打了好几年，花了很多钱，但“创造”了什么呢？——这些看法当然不理性，但能反映不同人所处的社会位置、环境在他们脑海中形成的价值排序。可能在他们亲身了解某个专业、某个职业之前，就构成了一种认知的障碍。

当然，这种无意识的障碍也会被有意识的妥协逐渐强化。比如，我的访谈对象在凭借努力一路往上读的过程中，逐渐清晰地意识到结构性困境给自己的能力、眼界、品味、谈吐的影响，他们在和别人比较的时候会被迫接受自己的“上限”，转向“只和自己比”，慢慢强化了哪些选择是自己“配得”的观念。但在一个影响广泛的优绩主义文化里，这种转变，还更多是一种带有不甘的妥协。

优绩主义者，

常常对“运气”视而不见

我们会形成这种非理性的对未来的预判，也是我们过于相信自己能掌控一切有关——这其实也是优绩主义影响的一个结果。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运气（chance）的影响。我自己最开始在南京大学学哲学，后来去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学读研，当时完全没想过要做学术，就是觉得上海实习机会多。高等教育学我之前没了解过，但一学就很有兴趣，后来就申请出国念了博士，走上了学术道路。我的每一步选择其实幸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访谈的北大同学唐达，出身农村的他刚上大学的时候连开电脑都不会，但第一学期计算机必修课上来就教编程，他整夜整夜自学，每天压力都很大。他在大学里找不到上课教室，因为大学对他来说太大了，以前上学的教室都是固定的。后来就是因为碰到了一个特别关心他的老师，在课后给他辅导，带他进自己的实验室，大四的时候唐达还发了文章，拿到了国家奖学金。他对我说，遇见这个老师就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但我们很难看到运气的作用，更倾向于认为成绩是与自己的聪明和努力有关，也更容易在失败和挫折的时候陷入自我责备。袁方本科在北大读心理学，因为成绩优异从大二开始还读了金融的第二专业，毕业之后本来想去商学院，但她所有的申请都被拒了，因为她没有很好的实习经历。她跟我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课程安排太满了，她反复说“为什么我当初不更努力一点”。

当然，他们这种对优绩主义的接受，很多时候来自于从小到大优异的成绩，在一个如此不利的环境中奋斗到全国最顶尖的名校，很容易让人产生“我比别人更聪明”的想法，觉得自己是“例外”的。然而，我的访谈对象之所以可以成为“例外”，有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托举。我访谈的大多数学生都说，虽然大家都在经济和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下，但他们的家长比邻居家的家长更重视他们的学习，家庭关系更融洽，更会为他们提供专注学习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他们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完全糟糕到不能支持他们上学的地步，甚至绝大多数学生都提到，他们家里的经济状况比周围的邻居都要好一些。

优绩主义是如何内化的？

精英高校中的弱势背景学生，面对的其实是三重支配，为了抵抗这些支配，他们也发展出三重的能动性。首先他们面对的就是资源和机会的匮乏，这更多是一种有形的限制。这时候，奋发向上的优绩主义成为他们对抗这种限制最强大的武器。但在这个过程里，优绩主义也让他们将成绩视作最重要的东西，将自己的价值和所有来自外部的评价绑定，这构成了新的、无形的支配。

进入精英大学之后，有一些学生开始有所改变，他们看似突破了单纯追逐成绩的优绩主义，开始发展兴趣爱好，参加社团或是在很好的公司实习，看起来变得更多元了。其实，我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发现这些所谓突破优绩主义的因素，因为我并不认为结构对人的束缚无法突破。后面随着调研的深入，我感觉我可能把问题想简单了。这些学生为什么可以做出所谓的“突破”？其实这背后同样受到社会位置的影响。

我自己其实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来自一个小县城，后面一步步考到南京大学读书，又出国读了博士，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在尽可能拓宽自己。看起来好像我没有太多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社会结构的作用。比如，我虽然不来自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但安徽的教育不是过分集中在省会城市，我即使在小县城依旧可以接受还不错的基础教育。北京大学的刘云杉老师做过一个研究，很多省份的基础教育资源，都不是像安徽这么均衡分配的，那么如果我在资源集中在省会的省份，可能就不一定能考上南京大学，也就没有后来去交大，再去读博士的可能。

电影《天才枪手》剧照。

起初我在讨论这些学生的家庭支持时，提出过一个概念叫“能动性资本”（reflective capi⁃tal），这个词有点类似于程猛等提出的“底层文化资本”。我当时想追问的是，这些孩子的原生家庭虽然资源上弱势，但他们的家长不见得就不能传递给孩子很多很好的品质、能力、习惯等。我希望，能够在这些孩子看似弱势的原生家庭中，找到这些积极的因素，去反对对弱势家庭的污名化。

比如，我的一些学生会提到，他们的家长在艰苦生活的打拼中习得了一种“能动性”的智慧，比如灵活地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境，有很多苦中作乐的能力，有韧性、坚强、有同理心等等，这些品质也影响了他们，让他们在学校系统更有能动性地学习。但后面我也发现，所谓“能动性资本”可能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甚至可能会导致对更多弱势家庭家长的污名化。原因是，我访谈的这些学生提到的家长传递给他们的美好品质，本身就是与优绩主义契合的，符合优绩主义的筛选标准，所以可以让他们在优绩系统里如鱼得水，但没有被筛选出的品质不是就是不好的，不值得被提倡的东西。就像迈克尔·扬在《优绩主义的兴起》的开头提出的那个疑问：为什么只有最聪明的人可以有社会流动的机会？为什么不是最真诚的人、最善良的人、最勇敢的人、最有同情心的人？如果我们只从被选中的人身上概括“积极”品质，实际上也是在用优绩主义去定义“积极”，同时也会用优绩主义的标准去污名化被落下的人。

所以这是优绩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复杂性，也是我们很难跳出它的地方在于，它对人的支配是象征性的、无形的、潜移默化的。那些看起来能够摆脱优绩主义束缚的“能动性”，本身也是符合优绩主义的。当我们去褒扬和提倡这些优绩的能动性的时候，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优绩主义暴力——那些不够“能动”的人成了不优秀的。

优绩主义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就是以这样一种深刻而隐蔽的形式发生的。这是一种优绩主义的内化。我前面说的一些进了大学开始主动改变的学生，即便去参加讲座、艺术鉴赏活动、社团，他们还是习惯于用优绩主义的方式去改变自己。一大早就出门去参加这个活动，按照优绩去给别人排序，甚至决定是否和这个人交往。当我们把优绩主义内化了的时候，我们评价人的时候就不是把他/她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去看待，而是把他/她抽象成很多指标，或者是一些排序，比如这个人的成绩排名，这个人的收入、这个人在社会中的位次等等一些可以外化、可以比较的东西，好像这些就定义了这个人。

我访谈的一个学生梁臻，他特别勤奋努力，同时也很有我前面说的灵活性，来了大学之后不死读书，但成绩很好，同时参加各种社团和实习，也拿到了很好的实习机会，比如最顶尖的管理咨询公司和金融公司。我问他这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主要是受他妈妈的影响。他妈妈就是特别勤奋，特别灵活，特别会反思的人。相对地，梁臻就觉得没那么努力和勤奋的爸爸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因为他不够有这种“能动性”。

最近我的一个学生跟我提到一个体会。他特别喜欢唱歌，最开始不是为了什么而唱，就是喜欢，但是他慢慢好像内化了优绩主义，他说他现在参加学校十大歌手比赛的时候，不自觉就会在意自己能不能拿名次，没拿到，就会觉得很失落。优绩主义内化之后，很难有反优绩的、本真的爱好，就是有，也都会被纳入一个优绩主义的评判里——连“反优绩”这件事，大家好像也要比一比谁反得最好。

走出优绩主义，然后呢？

我们能不能仅仅是因为热爱去做一件事，而不为了那个成绩？我们还是需要去特别关注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优绩主义虽然现在逐步被我们内化，但它首先是一些外在的规训，它会让我们不舒服，我们需要去理解这种不舒服，要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和体验，真实的快乐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比如我确确实实能感觉到，当我做学术的时候，我想出了一个原创性的、有趣的想法的时候，我是非常快乐的，哪怕它最后发不出来。如果我们真诚地面对自己，这些身体性的感受是很难欺骗人的。

包括我在内，我们一定程度上都被优绩主义塑造。一个东西如果纯粹在压迫我们，我们自己很容易就可以摆脱，难的是，当我们从中获得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走出去。所以如果轻易地说优绩主义是特别差的东西，我觉得也不客观——但它起码是单一和狭隘的。

电影《天才枪手》剧照。

我的博士生导师Stephen Ball在谈到如何挣脱话语规训的时候，提过一个词叫“self-forma⁃tion”，这也是福柯提出的概念，可以翻译成“自我形成”，自我形成不是以某个特定状态为目标的，这是一个“becoming”（生成）的过程。我们曾经被优绩主义安慰，但人不能永远依靠一个东西去安慰我们，这样的安慰就会变成一个牢笼。

之前我接受访谈，有读者留下一个我很赞同的评论，那位读者认为，与其说自己被“困”在优绩主义里，不如说是他/她自己选择“留”在优绩主义里，因为这个笼子的外面更不可控。我很能共情，如果走出了优绩主义，完全不看外界的评价，到来的不一定是主体性的觉醒，很可能是虚无主义，是更深的无力和迷茫。但我反而觉得，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一直留在这笼子里面的问题，我们终究还是会被优绩主义所伤的。因为，你总会遇到凭借自己的个人努力做不到的事情，总会碰到一些结构性的困境——除非你特别幸运。在这个意义上，走出优绩主义，短暂地遭遇一种虚无和迷茫的状态，不见得是坏事。

虚无，其实也是可能性，意味着你正在面对更多样的生活打开自己。这个“self-formation”的过程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伴随着痛苦，以及和各种话语、规训的持久搏斗。但这种搏斗会让你形成一种我称之为“toned habitus”（调和性惯习）的东西，我们反思和抵抗优绩主义的能力，也需要在一次次的锻炼中修炼而成。每当你往外迈一步，它就会为你下一次的对抗积累勇气和能量。

那么，如何度过这个虚无的状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持行动，尤其是要做创造性的工作，这个可能并不指某个特定的工作，但你的心态一定要是去创造，而不是纯粹去消费，或者纯粹机械地完成任务。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self-formation”，不是一个屈从于欲望的自我，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不断意识到自我的局限，不断寻求进步和成长的自我。创造，往往需要你持续性地专注到这件事本身上，为它投入纯粹的努力，去开发你的潜能。

创造还意味着要打破严格的规划和确定性。你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出来，但你要为做出来点什么倾尽全力。比如你今天采访我，我们对话，也不知道能谈出些什么，能不能影响别人，但我们都在努力贡献自己的智识，我相信，我们双方都能获得成就感和愉悦。创造出的成果，也不是为了去比较。和优绩主义逻辑的不同是，我们不是因为能创造出成果，才倾尽全力，是我们只有倾尽全力，才能创造出真正好的东西。这样，我们会从这个过程里收获超越优绩主义的价值感和快乐，同时也不至于失去方向。

以共同的联结，

对抗优绩主义的区隔

很多时候，优绩主义形成的是一种广泛的区隔。当我们去试图用一种总体性的方式去批判或者反思它的时候，好像就容易形成新的“暴力”。比如前面你提到的，现在反对优绩主义的人，似乎都是在优绩主义的规则中胜出的人，然后他们好像又形成了新的攀比，不能从优绩主义里真的跳出来，到了大学还在死读书的人，就显得不那么优秀了。这个时候“松弛”又成为了新的赛道。包括我们简单跟别人说，你不要再去“卷”学业了，要找到自己的热爱，是不是有热爱都可能成为新的区隔。

面对这种优绩主义制造的区隔，我们就要去建立更多的共同联结，要从生活中微小的善意里获得能量。这个善意并不带有功利的属性。我访谈的一个学生林晔，她从小不会社交，但从小到大，她遇到的同学从来没有嫌弃她内向，带着她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她说，她就是和这些朋友一起的时候学会了一些基本的饭桌礼仪、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订餐厅、组织饭局。因为曾经被这么“照料”过，所以，她来到大学之后，就会更主动地去组织一些活动，帮助更多的人。这份善意就开始传递了。

电影《天才枪手》剧照。

我们必须得承认，现在，以共同联结对抗优绩主义的区隔，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实很多创造联结的空间，也有被绩效化的风险。开个读书会，组织一些活动，都可能会被考核影响得走样了。我的导师Stephen Ball最近写了一本书就叫《Against School》，《反对学校》，当然这个名字可能有点夸大，但确实指出了学校教育制度安排的一系列问题。落到具体的方法层面，我们确实反倒不能依赖一些制度化的手段去创造这种联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开始行动，多去不带目的地交朋友；亲近自然，和非人存在也建立关联；沉思式阅读，和遥远的作者们对话。

虽然这些听起来有点虚，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只关注这些小的行动，似乎回避了一些更大层面的政策问题，或是教育环境层面的问题。但有时候，恰恰是这些小的行动，是切实能帮到我们的。如果我们一味地把建立联结的目光往上抬，盯着一些宏观的东西，反倒可能回避了自己当下的行动。从自己的一些微小的行动做起，关心身边的人，往后才可以逐步创造更大的联结。

林晔讲过的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好，她说国外大学的毕业典礼叫commencement，英文里，这个词其实是“开始”的意思。对中国的学生来讲，走过高考，经历优绩主义的洗礼，来到大学，直到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可能一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要去追求什么。大学，其实就应该是大家开始获得自我意识、明确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地方。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想要”不要以优绩主义为定义，要开始去探寻“自我形成”，在与人和世界的联结中勇敢、快乐地打开自己，不断创造自己，也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都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采写/刘亚光

编辑/罗东 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