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崑

　　上世纪六十年代，作者（后排左一）和《中国青年报》采访部同事的合影

　　我喜欢水，爱河湖，也爱江海。

　　在运河边出生的我，从小看河上的长长拖船，吃河里的小鱼小虾。青少年时期,在江边读书、吟诗、唱歌，幸福而愉快。等到参加工作，又多次赴海防哨所采访……尽管河湖江海带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可天有不测风云，它们又那么爱“变脸”，一会儿波平如镜，一会儿涛澜汹涌，几次置我于危险境地。得幸运之神的眷顾，我闯过重重关卡，活了下来。

　　范庐河边的恨意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燃遍祖国大地。我父亲所在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要从开封转移至兰州，由于职员不能带家属西迁，父亲便把母亲和我们兄妹送到运河边的老家——扬州宝应。

　　其实，宝应也不安全。1939年10月，日寇侵占高邮，宝应随之沦陷。在沦陷的前一天晚上，姑父派人来报信，让我们赶紧整理随身衣物和日用品，于当晚十二时到北门外的运河边乘船，去乡下避难。周遭一片漆黑，母亲和对门的李姑母含泪锁门，拎着东西、领着孩子离开家，记得母亲还说了句痛心的话：“锁不锁都一样，这个家算完了。”趁着夜色，小船把我们送到距离宝应县城较远的芦村乡邬阳村。

　　邬阳村是个小村庄，村前有条范庐河，河岸即马路，我们暂居于村西头的一间茅草房。虽然村里没有国民党兵驻防，但新四军常在这一带活动，行踪不定；日寇驻扎宝应县城，每隔一段时间，就派战机到乡下轰炸或出兵扫荡。一次，村民们正打场，轰鸣声由远及近，没过多久，敌机开始在上空盘旋，我赶忙躲到草垛子下面，看着敌机俯冲扔炸弹，又怕又恨。

　　当扫荡的消息传来，村民们就像听见炸响的惊雷，急匆匆往后村跑，母亲带着我们紧随人群，生怕掉队。从前村至后村，只有水田小路，七八岁的我跟在大人后面跑，没办法手牵手，踉踉跄跄。到了后村的河边，我踩着草丛前行，谁承想草丛下面的土是松软的，竟扑通一下掉到河里。同行的叔叔闻声而至，赶忙把我从河里拉上来，母亲吓坏了，抱着我直流泪。叔叔安慰我母亲：“这孩子命大，必有后福！”我好像没哭，也没怕，只觉浑身湿漉漉的，冷得发抖，想回家换衣服，无奈又回不去。

　　河中“沐浴”的经历，使我增加了对日寇的恨意。要不是日寇一次次来轰炸、来扫荡，我不会成为“落汤鸡”，更不会东躲西藏。

　　狂风巨浪间的返航

　　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时，我一度被派往浙江担任驻站记者。那些年，农村强调“集体化”，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不时到海边采访，记录发展新景象。听说嵊泗列岛是舟山群岛最北侧的一个海岛，乃国内外海轮进出长江口的必经之地、长江黄金水道连通外海的唯一通道，亦为“东海渔仓”“海上牧场”，我决定一探究竟。

　　从镇海去嵊泗列岛，要乘坐机帆船。只见岸边飘着彩色旗，表明当日海上风力较大，但还不到影响起航的程度。傍晚，伴随汽笛鸣响，船准时起航，船上设备简陋，只有十几条供旅客休息的长木板凳。与我同行的是某越剧团的二十多个小姑娘，她们要到嵊泗列岛演出。

　　起初，船开得很稳，大家有说有笑，甚是热闹。没过多久，风力增大、雨势凶猛，海面掀起层层巨浪，传来阵阵腥味……船体剧烈摇摆，长木板凳一会儿齐刷刷地倒向左边，一会儿齐刷刷地倒向右边；长木板凳的摩擦声、碰撞声与小姑娘的哭闹声、呕吐声交织，顿成“悲怆交响曲”。二十多岁的我和越剧团的小姑娘无甚不同，在这命悬一线的生死关头，极度恐惧，手足无措。所幸越剧团团长及时控制住情绪，与舵手紧急磋商，作出决定：掉转船头，立即返航。

　　船体仍剧烈摇摆，但大家不再抽泣，毕竟希望就在眼前。盼着，盼着，过了午夜，我们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镇海。越剧团的小姑娘都回自己的驻地了，这深更半夜的，我到何处栖身？灵机一动，共青团系统和我们是“一家人”，便敲开镇海团区委的大门，趴在办公桌上过了一夜。

　　幸运的我，又闯过一道关。

　　滔天洪水里的抗争

　　1963年，我还在《中国青年报》担任记者，那年8月，报社派老余、小贾和我到河北邯郸的永年县采访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刚到永年，还没来得及下乡，就被连日的特大暴雨围困在县城里。狂风怒吼，大雨滂沱，流经永年的滏阳河、支漳河、留垒河集体泛滥，万亩良田顷刻间化作一片汪洋。为了确保安全，永年县关闭了隋末唐初建造的古城门，城内低洼处的平房尽数被淹，我们被迫转移到一处地势稍高的寺庙，寺庙里住满男男女女。准备去采访的村子，此刻正遭遇来势汹汹的大洪水，不少村民爬到树上或屋顶避险。假如那时我们在村子里采访，也会和他们一样的处境。

　　面对灾情，县里立即成立防汛指挥部，杜书记、张县长坐镇指挥，组织救灾。解放军战士修堤固坝，空军投送食品、药品等救援物资，工人抢修通信线路，村民自发组织营救遇险人员，军民、军地密切配合，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大洪水终于退了，我们跟随县里的干部去看望灾民。冷风袭来，教人直打哆嗦；动人事迹，教人心生暖意——当洪水迅速上涨时，村干部和村民找来木料，协力搭起生命之桥，将老弱病残孕转移至安全地带。看到县里为灾民做了妥善安置，我们这才绕道郑州，经德州返回北京。

　　对我个人来说，被洪水围困在永年，除了急着和报社联系，最挂念的是女儿，当时她才六岁，寄托于天津的大营门幼儿园。爱人正在秦皇岛出差，没法赶回天津接女儿，无可奈何，只好烦请老师把女儿带到她家去。一家三口分处三地，那思念的苦痛，让人难以忍受。然而，灾后重逢，那相拥的欣慰，又那么美好，让人难以忘怀。

　　平平安安地活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幸存下来的我，深感生命的可贵，不仅要珍爱生命，更要努力让今后的日子更精彩、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