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商报）

城市更新，是推动发展动能转换与民生福祉改善的关键一环。而北京，是全国第一个实现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2026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5年，北京深入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完工1225个，精细化治理1411条背街小巷，完成燕莎桥等251座桥系桥下空间整治，宛平城等20处重点区域环境面貌显著提升……

2026年，北京市将加快超大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月26日，在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期间，多位委员围绕城市更新的“北京模式”建言献策。

市政协委员黄孝斌：强化建筑运行阶段精细化节能管理

“北京经过多年发展，在城市建设和治理方面已积累了良好基础。当前的重点在于以更加精细化的方式，解决如天通苑、回龙观等大型社区以及城中村遗留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来自共青团和青联界的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市时代凌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孝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城市更新”是对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的持续改善活动，核心目标是实现从“大规模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变。其中，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等属“硬件基础”。对此，黄孝斌强调精准规划与综合协同的重要性。建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在规划阶段就对区域功能、交通、公共设施进行系统性布局，避免“为改造而改造”，实现一次更新、长远受益。

更进一步来看，建设“智慧城市”是城市更新从物理改造迈向数字化治理的灵魂，是其实现高效、绿色、人性化发展的升级方向与核心引擎。黄孝斌将智慧城市建设分解为几个关键层次：首先是建立更全面的城市感知体系，实时采集城市运行数据；其次是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最终则是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挖掘与共享，并推动在交通、应急、民生等具体场景中形成系列解决方案。最终目标在于，“让管理更高效，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更新必须与安全韧性紧密结合。在更新过程中，要主动识别并解决建筑安全、交通安全等各类城市安全隐患，建立预警预测和高效处置机制。”黄孝斌说道。

黄孝斌同时关注到城市更新中建筑运行和精细化节能管理的问题。在他看来，大量建筑“建得好”却“用不好”。城市更新不应止步于硬件改造与设备更新，更应延伸到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运营，这直接关系到更新的实际成效与可持续性。

在提案中，他建议进一步强化建筑运行阶段精细化节能管理导向，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数据分析等技术作为提升建筑运行能效的重要支撑手段；充分发挥北京市公共建筑和国有资产建筑体量大、管理相对集中的优势，在机关办公楼、公共服务设施、医院、高校以及国有企业管理的商务楼宇和产业园区中，选择具备条件的项目开展智慧运维节能示范等。

在政策支持方面，黄孝斌特别强调了市场化机制和社会资本参与的重要性。建议进一步完善与建筑运行节能相适应的政策支持方式，探索由侧重设备投入补贴向更加关注运行成效转变，根据建筑能耗改善情况给予相应政策引导。同时，引导绿色金融资源更多投向智慧运维和运行节能项目，在公共建筑和国有物业管理中，鼓励通过节能服务外包、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引入专业化运维力量，推动形成多方协同、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长效机制，促进建筑运行节能工作持续深入推进。黄孝斌坦言，只有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型，城市更新的经验才能从政府主导的“试点”转化为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的“模式”。

市政协委员汪碧刚：构建有温度的基层治理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改造的新阶段。城市副中心作为承载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建设不仅是空间形态的更新，更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实践。

来自环境资源界的市政协委员、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副会长、北京城市副中心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汪碧刚关注将城市更新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话题。他指出，城市副中心建设正处在从“城市框架基本成型”向“功能品质全面提升”迈进的关键阶段。

过去，城市发展往往侧重于速度和规模，容易形成“重建设、轻治理”的局面，导致新城区出现公共服务滞后、社区活力不足、社会认同感薄弱等问题。建议城市副中心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乃至城市设计时，便同步嵌入社区治理单元划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公共空间权属与管理机制等社会治理要素，确保从蓝图阶段起，物理空间的“硬件”更新与社会治理的“软件”升级就能同步谋划、一体设计。

与此同时，建议做好技术赋能与智慧治理支撑。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孪生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正在深刻改变城市管理的方式，推动治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转变。对于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智慧治理平台将服务与管理的末梢延伸至社区甚至楼栋。整合了人口、房屋、事件等多源数据的社区治理系统，使得居民反映的诸如环境卫生、邻里纠纷、设施报修等问题，能够被快速识别、精准派发并形成处理闭环。

汪碧刚特别提到，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与规模扩张，更是社会文明程度、居民生活品质与整体幸福感的综合提升。因此，要构建有温度的基层治理。他强调，城市副中心在快速城镇化中面临新老市民融合、传统农民“上楼”后服务观念转变等挑战，这要求治理必须从过去的“粗放式管理”转向精细化、人性化服务，关注居民情感需求，实现“共情”。

在汪碧刚看来，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与治理，本质上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居民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复杂系统工程。其中，政府扮演着“引导者”与“规则制定者”的关键角色。市场主体，包括开发企业、设计机构和物业服务公司等，则成为重要的“实施者”与“运营者”。社会组织和专业团体，则发挥着“连接者”与“赋能者”的独特作用。居民是这一切工作的核心与最终受益者。在协同共治的框架下，居民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共建者”。通过居民议事会、方案工作坊、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居民的意见得以被倾听并融入决策，其对家园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也被有效激发。

“通过持续推动城市发展与基层治理在理念、制度与实践层面的深度耦合，持续为居民赋权、为社会增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从理念口号，转化为每位居民可感知、可参与、可获益的日常实践。在此基础上，北京有望在减量发展时代，走出一条以空间优化促进社会整合、以治理创新激发内生动力的人本发展路径，生动诠释如何在快速发展中守护城市记忆、在高效治理中彰显城市温度，最终建成一个生活更美好、治理更有效、未来更可持续的现代化人民城市首都样本。”汪碧刚说道。

市政协委员付玉杰：探索科技引领的绿色发展模式

绿色产业是城市更新中实现“生态修复与功能完善”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为更新后的城市空间注入可持续的产业动能，更是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关键路径。

2025年，北京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超过92%，建成各类公园1100余个。在这片绿色背后，一场关于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刻转型正在发生。来自农业界的市政协委员、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付玉杰表示，绿色发展已成为城市更新的核心标志，直接关系到百姓福祉与城市未来。

付玉杰介绍，三个关键环节构成了北京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其中包括，一是“种子创新”，这是林业发展的源头。北京正在建设“种业之都”，林业种业创新成为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林木遗传育种，科技工作者正在培育适应北京不同区域环境的树种。二是“智慧林业”。现代森林培育已进入机械化、智慧化阶段。通过“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可实现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全方位观测。这不仅能监测树木生长状况，还能预警虫害火灾，保护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在山区郊野公园，野生动物监测成为智慧林业的重要应用场景。此外，从采集储运到产品加工销售，科技创新正在重塑林下经济全产业链。

城市更新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更新，更是“产业功能”与“人文内涵”的绿色升级。将森林文化、科技与教育融入林下经济，正是以绿色科技创新驱动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生动实践。对此，付玉杰建议，将林下经济产品内在的独特森林故事、生态知识与文化价值通过有效的“文化表达”与“体验转化”实现市场跃升。具体来看，聚焦“林草花果蜂药”特色资源，打造“文化+体验”高价值产业链；推动产销环节与自然教育深度融合，建设开放式“森林课堂”；强化科技应用，系统性提升产品附加值。

“北京有着农业人口少、用工成本高的特点，不应追求产品规模，而应聚焦模式创新。”付玉杰总结道，北京林下经济与产业发展应该是小而精、多元化，核心在于科技引领，通过育种科技、智慧林业科技、生产加工科技等多维赋能，结合人工智能场景优化，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发展“北京模式”。

对于政策支持，付玉杰进一步表示，首先应推动更多科学决策。例如，市民花粉过敏事实上就与绿化带的种植选择有关，这就需要前期的科学调研。其次是技术保障，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从设计到实施全过程的支持有待加强。此外，建议加强人才引导。林业产业作为长周期行业，需要政策鼓励青年人才更多到农村林区创新创业。

北京商报记者 董晗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