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州日报）

转自：湖州日报

　　新时代以来，我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迈上新台阶？应着力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以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继续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保驾护航。一方面，加强各类政策规划制度之间的协同增效，如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制度，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保护、自然保护地、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等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因地制宜出台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健全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通过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等机制，实现流域上下游、保护区与社区的利益共享。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生物多样性破坏的直接损失、生态修复成本、服务功能损失等赔偿范围，加快形成“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要推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各部门中长期规划，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评估。

　　加强科技赋能，推动现代科技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各环节深度融合。“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布局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接下来，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持续提升野外监测、数据采集、物种识别与动态研判的效率与精度，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要研发一批环保机器人、远程运维装备，推动遥感、AI识别、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广泛应用，全面提升自行监测监管效能。要建立健全生物技术环境安全评估与监管技术支撑体系，加强重点区域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预警、控制等工作，提升外来入侵物种管控水平。

　　探索更多可持续利用机制，让良好生态环境释放出无限经济价值。近年来，多地通过完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体系、绿色金融体系，活用市场化机制，将良好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或服务路径，形成“资源—资产—资本”转化链条，拓宽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如浙江丽水在全国首创“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概念，并制定建设导则，切实推动生物资源从自然存量向经济增量、从生态优势向发展动能的有效转化。这提示我们，在城乡建设中，应把提升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生态经济结合起来，如将湿地保护与生态农业、绿色旅游有机融合，推动社会从被动配合转向主动参与，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平衡点。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已从单纯的生态任务转化为兼具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可持续事业，要以利用促保护、以保护固利用，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生态产品体系，让公众在绿水青山中享受自然之美、生命之美。

　　厚植生态文化，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深厚文化底蕴。中华文明数千年生生不息，孕育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深厚文化底蕴。对此，要系统梳理、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对其进行科学阐释并融入现代保护实践。譬如，可系统梳理傣族“龙山”保护制度、哈尼族梯田等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提炼其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而构建传统与现代交融辉映的生态文化体系，以文化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保护自觉，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深厚文化根基与持久内生动力。

　　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协力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目前，我国已经推动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响应、全民参与的治理新格局，接下来要加强部门协作，分级压实责任；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吸引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引导企业采取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生产经营方式，深化绿色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向社会公众普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和相关领域知识，让每个人有意识、有能力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龙登杰，载《光明日报》）